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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流变论中国文学作品中残疾人形象流变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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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 要: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残疾人形象自上古传说以来已迢递传承两千余年,中间历经多重转变与更新,其流变历程不仅是残疾人文学形象的变迁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社会、文化、人文精神的发展史。
关键词:中国文学作品 残疾人形象 流变
人类从诞生至今,残疾一直伴随。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创伤性体验,残疾人形象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文学作品中残疾人形象自上古传说以来已传承两千余年,中间历经多重转变与更新,其流变历程不仅是残疾人文学形象的变迁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社会、文化、人文精神的发展史。

一、古代:肢体残疾与精神道德的高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残疾人形象以肢体残疾为主,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古代的刑法比较严酷,如“刖刑”、“劓刑”等,多造成身体的残缺。此外,因为医疗技术和条件的限制,因病致畸的人也比较多。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残疾人形象却并未被简单地贴上“不幸”、“畸零”、“可怜”等标签,相反,他们的身上却体现出超乎常人的智慧与精神,肢体的残疾与道德的高尚、品行的高远形成鲜明的对比,令肢体健全之人也自叹弗如。这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庄子》与《史记》中的残疾人形象。
《庄子》中的残疾人形象富有瑰奇的色彩,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生来残疾之人,如■■支离无唇,虽然天生曲足、偻背、无唇,形残貌丑,但“说卫灵公,灵公说之”,庄子借此说明了“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道理。在庄子看来,判断“人”的关键因素不是形骸而是德行,所谓“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另一类是受刑致残之人,他们虽肢体残疾却执著地追求道德的进步,如鲁之兀者叔山无趾虽被刖足,但却坚持踵见仲尼,希望能继续对道德的探求;最为奇特的是因病致畸职称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的一类残疾人,如滑介叔,他不但没有为自己的病残感到哀痛,而是将之视为人生中的一种变化,淡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庄子》中塑造的这些残疾人形象,不仅反映了庄子对“残”与“全”、“形残”与“精神残疾”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而且他的思想对之后的残疾人形象塑造与解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史记》中的残疾人形象是继《庄子》之后出现的又一残疾人形象群体。与庄子不同的是,作者司马迁自身就是位辱受宫刑的残疾人,故对残疾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他笔下的残疾人虽为历史人物,但却往往用文学的手法来刻画,艺术地表现了这些残疾人形象超于常人的高远与智慧,为残疾人文学形象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典型的形象有孙膑、高渐离等。孙膑被断两足,但却留下了充满智慧的《孙膑兵法》。高渐离成为盲人后得以为秦始皇击筑,“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样一位盲人以近乎零的希望实施的刺杀,却使秦始皇“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高渐离重情重义的形象也因此在司马迁的笔下长存于史。
之后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也陆续出现残疾人形象,大多承袭注重精神和道德的塑造特点,如《三国演义》中的拔矢啖睛的夏侯■,《水浒传》中残疾的梁山好汉等。晚清民间通俗小说《施公案》的主角施公也是个肢体残疾之人,被称为 “施不全”,其清廉的形象与爱民的作风因符合大众的审美方式而得以广为流传。

二、现代:精神残疾与民族命运的隐喻代码

“五四”新文学运动掀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残疾人形象再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值得深思的是,其内涵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与古代文学中肢体残疾形象不同,现代文学主要以精神残疾的形象出现,并成为民族、国家命运的隐喻代码,这与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以及由之造成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有密切的关系。战争的炮声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惊醒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都将中国视为“病夫”,梁启超更于《新民说》中提出了用“小说”来改良民众的精神,但真正直击民族弊病的痛处始于五四小说,其中又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先河。至此,“精神残疾”的残疾人形象开始陆续进入现代文学史,并成为民族命运表述的重要载体。
鲁迅的《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患“迫害狂”病症的“狂人”形象,通过“狂人”的所思所想,振聋发聩地揭示和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鲁迅之后的多篇小说中都设有“精神病患者”的形象,一类是“被疯”形象,如《长明灯》中将梁武帝时点起的长明灯吹熄的“疯子”、《药》中的“论文导读:
夏瑜”,这一类人因为对旧制度的破坏行为而被判断为发疯,是当时具有革命精神和反抗意识的人群代表。另一类是受旧制度、旧习俗压迫导致精神失常的“真疯”形象,如《白光》中的陈士成,因连续十六次科考未能中第最终发疯溺水而亡;《祝福》中的祥林嫂最终成为神情呆滞的疯婆子凄惨地死去。通过“被疯”、“真疯”这两类精神残疾人物形象,鲁迅深刻地剖析了国家与民族中的种种劣根性,为世人揭示出了传统文化中的种种“病态”。而《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最后因偷书被打断腿,彻底被解构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在鲁迅的先驱引导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陆续出现了以精神残疾为主的诸多残疾人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家对社会制度和时代命运的思考。如郁达夫《沉沦》中的“我”因为对祖国和社会的极度失望而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终跳海自尽;曹禺《雷雨》中的鲁侍萍和繁漪在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压迫下最终都发了疯。张爱玲《金锁记》中的姜家二少爷,因为发育障碍而患有肢体残疾和视力残疾,是个猥琐无能又可悲可笑的残疾人形象,却成为造成曹七巧悲剧命运的直接导火索。

三、当代:疯癫形象与新时代的残疾解读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河中,残疾人形象依旧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首先集中刻画残疾人形象的是新时期反思文学,“疯癫”的精神残疾人形象成为作家反思“”的隐喻载体。如宗璞《我是谁》中的韦弥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遭遇“”后迷失了自我;刘克《飞天》中的飞天由于受到“”政治权利的迫害而走向疯癫;古华的《芙蓉镇》塑造了两个疯癫形象,一是假扮疯癫求得生存的秦癫子,另一个是因为“”结束失去生命方向而疯癫的王秋射。人物“疯癫”既是时代的产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人的精神戕害,同时也是时代“疯癫”的象征,人物形象 “疯癫”正是时代 “疯癫”的写照。在之后的“寻根文学”中,残疾人形象转而成为民族原始文明的代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即以一位智力残疾、近乎原始状态的“丙崽”作为主人公,用寓言的方式通过丙崽在原始部落“鸡头寨”的经历,试图通过文明与愚昧、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寻找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连接点。 源于:毕业论文致谢词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