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与文　权与经　流与变-设计

论文导读：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三月二十二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王实味遭到清算，《野百合花》当然是受到指责的，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整风运动之始，王实味错误地理解了的意图，在研究院要求实行政治，由研究院全体成员投
作为中国的领袖，曾经长期居于最重要的领导岗位，在指导和规范现代中国文艺走向上，也具有空前的重要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仍然会在重要的年份得到文艺界人士的纪念和座谈，可见它的显要地位。
在这里，需要明确我们思考的基点。与中国现当代文艺史的关系的独特性在于，他是一个对古典文学和文化造诣很深的政治家，《讲话》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谈文艺，而不是单纯的文艺论著。更进一步地，是作为整风运动这一大的政治举措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谈。而且，《讲话》同时还具有权力的支持。作为的最高决策者，能够将自己的构想贯彻到各级权力机构中去。政治、权力、文艺，由此组成一种非常复杂的纠结。
就以与《讲话》缠绕在一起的王实味事件而言，延安文艺界公开地向王实味发难，是在《讲话》发表之后，又因为王实味写过《野百合花》等“毒草”，就被认为是文艺界人士遭遇文艺上的批判。究其实，这恰好是借文艺而谈政治的摘自：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答辩流程www.7ctime.com
一个例子。《年谱》之1942年上半年，有着如下记载：“四月初的一天晚上，到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三月二十二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王实味遭到清算，《野百合花》当然是受到指责的，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整风运动之始，王实味错误地理解了的意图，在研究院要求实行政治，由研究院全体成员选举整风运动的领导班子，由此对罗迈(李维汉)的权威形成严重的挑战。这当然和关于整风运动的设想南其辕而北其辙。至于所谓“舞回金莲步，歌转玉堂春”，我倒觉得言者固然无罪，被批评者也无可厚非。我曾经在现场谛听过来自延安的老艺术家高鲁讲述在延安跳舞的情形，娱乐条件非常简陋，舞会中间休息的时候，人们排队去领取胡萝卜什么的作为点心，参加舞会的领导者们也不曾例外。前方在浴血抗战，但在漫长的抗战中，人们也需要休息，需要调剂生活。如贺龙批评丁玲时所言，朱总司令跳跳舞有什么不得了呢?王实味遭咎，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政治，他所获罪名，“反党集团”，“托派分子”，也都与文艺无干。
说到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要求，采用的词语是，“文化的军队”，“有力的武器”，规定的文艺的功能是用来打仗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还是上面所言，他不是在建构学院派的文艺理论，而是作为政治家所言。问题的复杂性，又使我们找到了为的功利性的文艺观进行辩护的理由。比如说，自从梁启超倡导“新小说”以来，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就是20世纪中国文艺的一脉主流。从骨子里来说，梁启超并非一个称职的小说家，他倡导“小说界革命”，并不是为了创造新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而是如他所言，新一国之民，新一国之政治，新一国之道德等社会目标。为此，他还不惜亲自操刀撰写了没有多少小说味的《新中国未来记》，表达他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性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们，在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他们鼓吹“文学革命””却不遗余力。与之相应的，是弥漫在觉醒的启蒙思想家们心中的那种紧迫感和使命感。发表《讲话》的时候，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可以说是达到了最为严峻的顶峰：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大片国土沦丧，对边区的围困也达到；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来势汹汹，美英军队节节败退，形势不容乐观。在许多时候，救亡都是第一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艺不能不抑制自身的审美创造要求而让位于唤起民众、拯救危亡的第一需要。时值延安在经济上也遭遇极大困难，物质供应高度匮乏，却仍然保持了鲁艺和文艺团体的存在。将文艺看做是宣传教育的一种，斗争武器的一种，从宣传教育功能和斗争武器的角度论文艺的作用，就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
在《讲话》中指出，延安的文艺家们面临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如何面对新的生活，认识新的生活，如何解决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问题。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来到延安的文艺家们必须解决的新环境中的新问题：第一，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艺家，进入新的环境，本来有充分的条件，实现文武两支队伍、两条战线的结合和融合，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一自觉，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第二，文艺家们是需要读者和观众的，而且需要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观众和读者群，那么，在新的环境里，从各级干部到普通民众，都是文艺家们创作的接受对象，意识不到这一重大变化，仍然固守原先国统区和亭子间时的创作倾向，显然会陷入盲目创作、不问对象的困境。第三，背对自己的创作对象，文艺家们只顾自说自话，不去了解工农兵及其干部的工作、生活、情感和喜好，当然也无法与他们进行沟通，无法产生对话和互动。
文艺家及其所归属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隔膜，在现代中国进程中，确实是一个在现实中至关重要、解决起来却又非常棘手的大问题。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在回顾20世纪之初的中国历史进程时，将具有革命性和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间的精神鸿沟表现得惊心动魄。在抗日根据地，这种状况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普通的民众，不但在政治上作为新的社会主体，和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走向自觉的斗争，而且他们有理由有条件向文艺家们索取文艺作品，接受文艺的教化和娱乐作用。作为工农大众以及由工农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者的中国领袖，要满足他们的最基本的最合理的享有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是义不容辞的。同时，从人类发展的历程看，在人类社会沧海桑田的变迁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参与和享有社会权利包括参与和享有文化权利的主体，总是在沿着由少数到多数、不断扩大其社会主人公的数量和质量的路径而演进的。今天的学人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奋斗。这也是上述历史规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进一步而言，文艺创作作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有着相当的差异性。物质产品的占有和消费论文导读：
，是有极大的限度的，其能服务的对象数量是有限的。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创作，所谓非物质的文化产品，却是很少受到这种限制的，它可以同时为最大多数人所欣赏和传播，不但不会贬低其自身的价值，而且其传播和欣赏的人数越多，它的教育和娱乐功能就发挥得越充分。人民大众需要文学艺术，反过来，文学艺术更需要人民大众。文学艺术，是以人的生存和活动为表现对象的，它对社会生活的表现，也是基于最普遍最大众的生活和情感为其依据的。这种生活和情感越丰富多彩，进行艺术创造的内在蕴涵就越是具有多种可能性。与此同时，人民大众不但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还是文学艺术的最大数量的民间创造者。
在的视野里，人民大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有着确切的内涵：“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士兵，尤其是占中国人口数量最大的农民(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其基本成员也仍然是由农民组成)有着理所当然的文化优先权。他们身上蕴涵的巨大的历史创造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他们的觉醒和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实践，则成为当下的文艺创造所不可或缺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
四
文艺家们投身火热的斗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还有一种时代意义和文艺史意义。这就是所言，革命的文艺家们要致力于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要求文艺要追随时代，追随代表时代前进潮流的新人物新气象，“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是文艺思想中一个深刻的命题：既然把文艺看做是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革命的功利主义的态度要求文艺发挥其社会功能，文艺家们就应该自觉的深刻了解、亲身体验这一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敏锐地表现它、歌颂它，扩大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启发和促使更多的人投身这一开创性的伟大斗争。
致力于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也是被文艺史所证明了的一条重要规律。不同的时代有各自的“当代英雄”，有各自的精神特征，作为时代精神和生活风貌之反映的文艺作品和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嬗变的文艺家，都在积极地捕捉新的时代氛围，塑造新的时代人物形象。
五
《讲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文本，而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艺的发展路径。同时，在后来的发展中，《讲话》中提出的若干基本命题，也一再被拔高和臆断，因此造成的后果不容回避。
在20世纪40年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严峻形势下，将文艺作为配合政治军事斗争的有力武器，也将文艺的政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构造了文艺史上的新景观。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在和平建设的时代，仍然将艺术与宣传捆绑在一起，只能造就大量的艺术质量低下的“急就章”，甚至，在政治需要的支配下，会引发出更为严重的后果。
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有着不容拒绝的感召力。依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和中国抗战的现实需要，将抗日军民置于优先考虑、优先服务的地位，无可指责。但是，由此形成的重要偏差，却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暴露出来，日渐显示其负面效应的。艺术属于人民，是一种崇高的理想。然而，在具体的实行中，由此形成的，是理想与现实的某种断裂。这就是人民大众如何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水准的问题，以及如何理解和满足人民群众对文艺的丰富多彩的喜好和要求，而不是将问题绝对化和简单化，更不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推行自己的私货。当年的，曾经义正词严地以《讲话》的执行人和捍卫者自居，口口声声地指责文艺家们住着工人盖的房子，吃着农民种的粮食，受到军人的日夜保卫，却不为工农兵服务，不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这样的“控诉”具有何其强大的杀伤力!
六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对于知识分子，一直是党内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问题。对包括文艺界人士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政策制定上，出现过偏差。这一情形可以理解，注重实践经验，并且深受王明式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之苦，对于那种空头理论家深恶痛绝。在东方大陆古老大国的革命进程中，没有太多的现成经验、现成理论以资借鉴，理解实际情况，经常需要的是独出心裁的创造精神。
但是，在面对宏观大局时，的眼界却由此受到局限。战争年代，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是最为不利的。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也需要必要的前提条件。在战争年代，他们的文化才能之优长得不到施展，他们的生存能力的弱项却暴露无遗——衣和食都要社会供给，自身的安全也要仰仗他人。这本不足为奇，却在那里成为贬抑知识分子的一个出发点。如果说，战争年代的切近需要，要求高度的军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参考文献格式www.7ctime.com
事化的控制和统一，那么，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本来有可能顺应时势要求，开放文化空间，实行艺术，对文艺界的关注和控制却越来越用力，越来越严厉，直到亲自批示和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文艺黑线论”的提出，这不仅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否定，从历史的逻辑上说，也是对《讲话》的否定。
由此，论者往往把对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阐述视为民粹主义所致，这恐怕把问题简单化了。
七
《讲话》中一些命题，从理论上看是正确的可行的，在实践中却呈现出相当的复杂难辨。何况还有后来的不断的“拔苗助长”。比如对“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界定，以及后来的层层加码，就非常令人困惑。从李有才、小二黑这样质朴清新的乡土人物，到后来满脑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萧长春、高大泉，再到样板戏中高瞻远瞩、指点世界风云的江水英、方海珍，标准不断被拔高，文坛不断被清算，假大空的应运而生就无法避免了。
何况还有借助文艺问题推进政治运动的做法。小而言之，从关于“红学”研究的争议而延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大而言之，以“文化革命”之名而酿成的十年浩劫，这就导致了日渐级进化的文艺方略，也最终造成了历史和文艺的新的转折。注释：
(1)王实味，当时任延安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他在《矢与的》墙报上发表的三论文导读：习的贺敬之，就曾经把他的诗作投寄给在重庆的胡风并得以发表。从长远来看，根据地和大后方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场，各有短长，但是，要求文艺家为根据地的农民和战士服务，拥有充足的合理性，是可以确定的。(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上一页123
篇文章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此外，王实味还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这些文章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原注。
(2)从切实的情况而言，当时很多的延安作家的创作，是投寄到大后方的刊物发表的，如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的贺敬之，就曾经把他的诗作投寄给在重庆的胡风并得以发表。从长远来看，根据地和大后方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场，各有短长，但是，要求文艺家为根据地的农民和战士服务，拥有充足的合理性，是可以确定的。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