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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世界性陈思和先生和他“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1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7180 浏览:21913
论文导读:中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被国内学界长期回避的话题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视野与格局,为巴金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学术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在此基础上,《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思和先生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反思。它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从中西交流角度梳理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命运,辨
思和先生的学术实践活动,是与新时期社会、思想、文化与文学发展同步展开的。他的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他在文学史及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著述,既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学理层面看,思和先生在其所从事和涉及的几个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学术概念和命题及其引发的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也许是观察他的成就与影响力的一个侧面。从“新文学整体观”“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共名与无名”,到“先锋与常态”和“世界性因素”,这些引起持续反响的概念、命题或者判断,事后看起来似乎带有某种理论的抽象性,但要是放回到思和先生三十多年的学术历程中,它们却是与中国当代文化进程,与中国新文学学术的演变,特别是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它们又都体现于思和先生在人文学术、文学教育、编辑出版等领域的具体的思考与日常而又有针对性的精神劳作当中。
我有幸作为思和先生最早的学生之一,自80年代初起就投其门下,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一以贯之。加以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保持经常的联系,参与由他策划、主持的许多课题,更不论始终关注他的学术思想的开展和人格精神的呈现,并领受其激励与启发。在我的角度管窥,这些概念与命题的酝酿、生成和提升,它们的假设与论证,都有具体的接地方式和话语情景。在我看来,思和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影响所及,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与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已经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编辑出版,乃至当代思想文化等领域,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这里,我想以“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个概念与命题为中心,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特点和兴趣,谈谈自己对思和先生学术的一偏之见,以此表达对思和先生的敬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思和先生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提出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关键词”,大约就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了。这个核心概念在他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实践中,经作家个案研究、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等多个层面的同时展开和不断推进,在思和先生的个人学术话语中,它与“新文学整体观”“共名与无名”“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先锋与常态”等一样,已经成为具有范式意义的概念。随着中国文学学术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展开,“世界性因素”命题在体现思和先生的个人学术创构及其特点的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启示意义也日渐显露。这目渐显露的过程,伴随了三十年来国际文化格局和中国文学学术语境的变迁,更是他在学术实践中持续思考与探索的收获。在我看来,这个过程几乎贯穿了他至今全部学术历程。
作为“”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人文学者,思和先生的学术生涯,起步于中国新文学研究刚刚开始摆脱僵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走向学科独立的时期,也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被再次引进,并逐步建立学科体系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为自己的志业,但比较文学的学术方法和视野,无疑对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他的文学学术工作,从一开始就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现当代作家个案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前者是与贾植芳先生一起,承担“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课题研究,后者即是现代作家个案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对西方文艺思潮、作家作品和创作方法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资料的全面清理,使他充分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多元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从而使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建立在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之上。关于思和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这里不做具体展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当代批评界持续发挥的影响,除三十多年来所倾注的热情与心血外,还取决于其批评视野的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二维参照意识,而作为个案的巴金研究就是从整理作家原始资料开始,其论述框架是从思想文化和文学表现手法两个方面,清理作家创作和中外思潮特别是西方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欧美恐怖主义和法国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以及法、俄等欧洲文学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被国内学界长期回避的话题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视野与格局,为巴金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学术带来一股清新之气。
在此基础上,《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思和先生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反思。它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从中西交流角度梳理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命运,辨析中国作家如何基于本土立场,主动汲取外来文化养料,从民族文学传统转型的需要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一研究角度,固然出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变革的需要,但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它以“中国新文学中的××”为论述框架,探讨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影响下,对西方近现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和文化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借鉴和创造性转化,从而体现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论文导读: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展开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与疑难”,包括对这一学科的“哲学基础”“基本世界观”和“完整认识论”的根本性追问,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的大胆质疑,对当时国内学科现状中存在的工具化倾向的怀疑,等等。我入行较晚,无缘参加那次贵阳会议,但今天重读这篇篇幅不长的发言稿(发表时还经过文字修改),仍可感受到这种
变过程。本书“上编”所选录的几篇论文,最早就构思写作于80年代初期,陆续发表后成书于1987年,这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牛犊丛书”之一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小三十二开本,不足十三万字篇幅,但此书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引起广泛关注和肯定,也在1990年贵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第三届年会上获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追踪阅读这些论文时的兴奋之情(当时我并不把它们当作比较文学研究看待),它们为我这个青年学子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丰富的资源背景,也呈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国际文学交流图景。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初关注比较文学,并把早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逐渐扩大至比较文学领域,这些文章起了重要作用。但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一天我去见他,在谈及这系列研究时,他的一句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我现在对这些文章有了新的不满,中国文学中的什么什么,是否成一个套路了?当时我并未真正从学理上理解这种自我不满的内在含义,只是隐约猜想,大约就在他酣畅淋漓地写作这些文章,并在陆续发表后引来许多肯定和赞扬的同时,已经伴随了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的进一步思考了。这种猜想在不久后他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思和先生以“新文学整体观”命名而出版的著作至今有五个版本。他对这个书名或者命题应该是有特别感情的。而他的许多学术工作,又都可以与这个命题形成不同层次的逻辑关联。我想,它固然是直接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提出,但鉴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兼具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性质,思和先生围绕这一命题所做的论述、修订、调整和丰富等一系列工作,正体现了他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思考。因此,结合他的相关论述来观察这种调整与变化,不妨也可以作为理解其“世界性因素”研究范畴形成、展开及其内涵的一个途径。
在1987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出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思和先生相继又有台湾版、韩文版、上海修订版和作为“20史理论创新丛书”之一的“续编”版问世。每次新版,思和先生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订补充。比较起来,后两版调整更多一些。上海文艺社的修订版增加了关于文化状态、战争文化心理与民间文化形态等章节的内容,而“续编版”变化最大。与初版相比,《新文学整体观续编》完全是一部新著了,不过最后仍以“新文学整体观”来命名,说明其论述对象和核心命题仍是思和先生一以贯之的,若从与比较文学的关联性来看,这里我最关注的变化是,他把自90年代初以来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系列思考,终于正式纳入“新文学整体观”的命题构架之中了。
在我的理解中,对思和先生而言,这一“纳入”并非轻而易举,而是伴随了长期反复的考量。这种反复的压力,首先来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它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他也不愿意仅仅在理论推演和假设的层面上给予“解决”;压力还包括所面对的学术语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指三十年来国际国内学术文化的变迁,更意味着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寻求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困难当然还包括这种思考在理论表述上的难度:我注意到,他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表述,似乎远没有直接论述中国现代或当下文学创作时那么收放自如。记得多年前,他曾因一本讨论新的书名,引来无端又武断的酷评。思和先生在气质上并非放涎幽默之人,类似“不可一世”这样的多义性表述,是他平时并不多见的幽默外露,这种话语表达的放松当然来自于对研究对象的熟悉和自信。但在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表述中似乎不曾看到,相反倒是“一些想法”“随便谈谈”“几点思考”“思考与探索”之类的低调与谨慎的表述。
不过,其中的问题意识和试图寻找解决可能性的指向是一贯的,也并不刻意掩藏话题的锋芒,甚至一开始就包含了对比较文学这一外来新兴学科现状的带有根本性的质疑和反思。就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获首届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的那次贵阳会议上,他以《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为题,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展开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与疑难”,包括对这一学科的“哲学基础”“基本世界观”和“完整认识论”的根本性追问,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的大胆质疑,对当时国内学科现状中存在的工具化倾向的怀疑,等等。我入行较晚,无缘参加那次贵阳会议,但今天重读这篇篇幅不长的发言稿(发表时还经过文字修改),仍可感受到这种质疑和追问的尖锐程度,想象着当年那种宽容而充满生气的学术研讨氛围和作为开放学科的生气活力,油然心生一种向往之情。问题是,当年的这一连串的质疑,至今仍然不乏其有效性和针对性。
我想,思和先生带有根本性的质疑,来自对论文导读:与西方文学有着无可回避的诸多直接关联的中国新文学,其在本土悠久传统与西方强势文学面前,源于:论文致谢范文www.7ctime.com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到底应该如何评估?“如果这个世界把华文写作排除在它的原创领域外,仅仅把它视为西方文学的接受者和派生物,那只能说明这个世界文学本身不完整与不合法。”这种文化价值立场
中国文学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追问,特别是与西方文学有着无可回避的诸多直接关联的中国新文学,其在本土悠久传统与西方强势文学面前,源于:论文致谢范文www.7ctime.com
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到底应该如何评估?“如果这个世界把华文写作排除在它的原创领域外,仅仅把它视为西方文学的接受者和派生物,那只能说明这个世界文学本身不完整与不合法。”这种文化价值立场对思和先生而言,是带有根本性的。但是,我把这段他在几年后发表的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之世界性因素分析中的表述提前引在这里,是出于对思和先生学术思想的整体理解角度的考虑。就思和先生而言,这种表述并没有出现在更早开始的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探讨中,我想对此他是有所考虑的。在学科理论的探讨中,价值立场与学术方法固然无法决然分割,但又无法相互替代。学术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积重难返,当然不仅是方法与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需要从方法背后的价值观念和逻辑前提中寻找原因;但在学术方法的讨论中,如果仅仅停留于价值立场的直接表态,有时反而会妨碍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因此,这一思考在《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一文中的最初表述是:“中国文学这一元素加入到国际比较文学的总体背景上去以后,原来西方人赋予的整个世界观都将应该有所变化,如果中国的学者无法在这一基本点上给比较文学学科任何一点补充与修正,那中国文学至多是为他人提供几件新鲜的研究材料,别无他用。”这种表述,其实已经包含了价值追问的含义,但又是针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当代语境,包括比较文学的学术传统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而提出的。
直到三年后,他才从这一立场出发,直接提出了以“世界性因素”来替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外来影响”概念的主张。它既是在关系研究领域提出的新概念,就必然带有研究方法与范畴的意义,但若完整理解思和先生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我想还得结合他之后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和具体研究,其中包括面对比较文学学科的传统理论与方法角度的质疑,以及针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创作个案与文学思潮流变的具体论述。换一句话说,思和先生的“世界性因素”范畴本身,就是在理论性批判与具体研究的展开中逐步显示其含义的。本书中收录的文章,正是按照我的理解,把思和先生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围绕这一主题的展开过程编排而成。
从话语发生的具体语境看,“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命题是针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普遍现状而提出的,后者习惯上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为理论前提,又以外来影响线索的“实证”作为研究方法。表面看来,两者间各有依恃:一方面,大量外来思潮是中国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最明显的特点,而实证方法又有其“科学性”作为担保;同时,外来影响的特征确保了实证研究的材料与对象,对影响线索的考据反过来更证实了外来影响的大量存在。两者上下呼应,互为证据。要打破这样的逻辑链条,必须在方法论与文化价值立场两个方向同时用力。需要直接面对的首先是体现科学性特征的实证研究方法。尽管思和先生多次声明,“世界性因素”并非针对外来影响的实证研究,而是针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出的,“其最终目的是将中国20史置于世界性的格局下展开,建构起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的学术平台”,但在许多相关表述中又一再以实证研究为辨析对象。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也是引起相关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外来影响的确是中外文学关系的一部分,又是最基础最直观的一部分,而且在当时已经积累了为数不少的学术论著,无论是国别文学界还是比较文学界,对这种研究路数多有倚重,但对这种方法的阐释限度和理论前提却少有进一步的追问。所以,实证研究本身虽然在理论上并非“世界性因素”的针对对象,却又不得不是这一研究新范式得以施展的人手处。作为新时期最早系统地进行外来文学影响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思和先生当然不否认外来影响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大量存在的事实,不否认它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也不在一般意义上否认传播与影响事实考证的价值。文学关系中的实证研究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因素”理念的直接处理对象,正在于它越界筑路,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方法扩大至中外关系研究中对文学创造的价值评判领域。
说到底,“一个由文本资料组合起来的大事年表,至多只能揭示出外来文学影响的‘线路图’,却很难揭示出作家创作的真正‘心路图’。”文学关系除了事实上的种种联论文导读:
系(包括文字与非文字的传播交往史实)之外,更重要、更深层的关系是与生存处境相关的精神与审美创造之间的差异共存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学文本的创造与阐释实践(批评与研究)中同时展开又相互激发。因此,不要说影响事实的勾勒本身在技术上有其限度(有关影响的文字记载在完整性、统一性和可信度等方面永远无法臻于完备),退一步说,就算能够完整勾勒出20世纪外来影响的所有线索,也无法完整地描述中外文学的所有关系内涵,更无法以这种“线路图”式的现象描述替代和涵盖以“心路图”为特征的创造性的共存关系。因此,以外来影响的实证研究取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其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是把文学创造发生的命题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等同于或取代了“充分必要条件”;把只能证明文学关系的部分或某一层次的内容(传播、译介及影响)看作文学关系的全部;把20世纪外来影响(尽管是明显繁复)的事实存在,夸大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逻辑起点;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尽管是明显的)特点看作它全部的、根本l生的内在特点;把20世纪中国文学从传统中更新再生与外来影响的传播影响这两个现象的并列共存关系,完全归结为因果关系。
而这种思维逻辑上存在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清理,除了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即在方法上过于依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外,更主要的是全球化时代主流话语的笼罩影响之故。而这就是思和先生需要面对的另外一种阻力,也是“世界性因素”范式在价值观念上真正的针对性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结论背后,正是以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发生及其创造性的基本判断为前提的,它完全以文明进程的先后等同和替代对不同文化的特点与创造性的评价。这种时代观念的流行恰逢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重新引入中国的时候。作为一种旨在打破闭关自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对话的新兴学科,其总体学术倾向正与时代启蒙文化所主张的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的观念暗合,因此“影响发生说”几成不证自明的权威命题。从而把20世纪殖民文化影响和现代性的全球普及,西方强势文化对第三世界文化的覆盖和影响等中西之间的“血缘纠葛”,把“中外文化杂交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具有外来影响因素的艺术想象”,解释成“暖昧的私生子”,“仿佛没有西方文学的‘种子’,中国这片土地上就会寸毛不长”。如此,中外文学关系的核心与深层问题,即世界文学背景下各民族文学的创造性实践及其成果间的共存关系,就这样被压抑、遮蔽为单纯的影响关系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和先生为了凸显主体创造性因素,有时也把世界性因素解释为中国作家的创造力本身。因为“深深陷于世界文化和文学信息旋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它的独创性并不是以其是否接受过外来影响为评判标准的,而是以这种影响的背后生长出巨大的创造力为标志”。但在更正式的表述中,他把世界性因素定义为一种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即指“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以中国文学史上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为对象的研究,其方法上必然是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这里所说的“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当然包含了——但远远不止于传统影响研究视野下的“外来影响”部分,而所谓“方法上必然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正是他的“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重点与实质所在。它不仅意味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立场与方法上对外来影响的实证研究的超越,也超越了比较文学理论中对传统影响研究的修正即“影响/接受研究”,进一步也修正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平行研究理论及其研究范式。
对思和先生而言,这种研究范式的反思、探索和建构,并非来自单纯的理论思考,更来自中外文学关系的具体研究。他从最初的巴金个案中深切感受到作家与各种西方思潮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又在新文学整体研究中引入西方文艺思潮为参照,梳理与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脉络,但又不满于这种参照下的比附式阐释。在整体观的最初论述中,他就已经注意阐发中国新文学思潮与创作的独特性内涵,并在之后的批评和研究实践中,随着论题的展开又作出进一步推进和调整。比如,对西方浪漫主义参照下的中国新文学论述,他更多地在现实文化处境与作家的想象力、文体方式等具体层面上展开,考察时代文化压力下作家的精神气质。又比如在西方现实主义思潮的参照论述中,他用一个比创作方法更具涵盖力的“现实战斗精神”来概括新文学中的文学现象,而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则明显超出了一般文学史论述中关于现实主义作家划分的限制,由此把原本在西方现代主义参照下对新时期“现代派文学”及其现代传统的追溯,即当代文学中的“现代反抗意识”与“现实战斗精神”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传统中关注现实命运的一个整体。再如中国新文学中的“忏悔意识”,思和先生的论述揭示了鲁迅等中国优秀作家在西方人文主义和现代反叛文化传统参照下的双重内涵的完美论文导读:开阔的背景下对各种文学力量及其存在方式间关系进行重新探讨的成功尝试。
结合,这在整体观一书的最初版本中本来独立成章,后在修订版中又归入“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的论题之下。从上世纪末开始,思和先生在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的独创性、冯至十四行诗的世界性因素,特别是通过余华、张炜、阎连科等当代作家创作中的“恶魔职称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性”呈现等一系列论述中,不仅“世界性因素”的概念内涵逐步显露,其作为研究视野与方法的范式意义也得以渐次成形。而他的有关五四文学先锋性的论述,是在世界文学平台上,参照西方现代先锋文学运动的兴起及其特性,从而在更宽阔的视野中分析它与其他中国文学潮流、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一论述的意义除了在中国文学史古今演变和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并存的意义上所提供的新见之外,也是将“世界性因素”这一研究范式从作家作品及其主题的个案研究、文学传统的纵向流变,拓展至一个文化大转型时代内部,在更开阔的背景下对各种文学力量及其存在方式间关系进行重新探讨的成功尝试。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