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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威尼斯贵族政治发展与转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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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地区人对城市的干涉。这些公社政府大多采用共和主义的模式米运行,通过成立类似“市民大会”的机构选举公社政府各级官员对城市各项事务进行管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并发展商业经济。其中,最早的公社政府出现在11世纪末的米兰、卢卡和罗马等城市。威尼斯在这一时期同样经历了由附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总督君主制统治向贵
摘要: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受到来自民族国家的普遍威胁,陷入衰落危机。但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则是个例外。它在发展和调整其贵族统治结构的基础上,对贵族政府的运作方式和贵族阶层行事作风等方面进行改革和规范,成功地使共和国克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对外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对内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使共和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它的这套贵族政治的运转体制和原则对近代西欧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威尼斯;贵族政治;发展转型
1009-9107(2012)02-0131-06
近代早期,与民族国家的兴起相伴随的是西欧城市的普遍衰落与危机。孕育了文艺复兴灿烂文化的意大利城市首当其冲,城市国家纷纷覆灭,或被吞并或沦为周边大国的附庸。但位于意大利东北角的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却是个例外。它在这一时期克服了经济上新航路开辟所带来的冲击,政治上周边国家的战争威胁。不仅对外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对内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使共和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威尼斯在近代早期的成功转型,在历史学家们看来,与其贵族政治的有效应对和统治密切相关。本文拟从威尼斯贵族政治体制和政府运作方式人手,分析其应对近代早期社会危机和转型压力的措施及其影响。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地区其他城市国家一样,威尼斯没有一部成文的法律规章来阐述其贵族政体的建立原则和统治方式。因此本文所论及的“威尼斯贵族政治”,主要指的是其政府职能,机构组成和各部门官员的主要职责等,以及作为这些组成要素基础的一系列基础性法律法规。

中世纪晚期,不仅是威尼斯共和国商业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其共和政体和贵族政府形成时期。11世纪至12世纪初,意大利地区的城市普遍经历了一场“公社革命”(the Communal Revolution)。伴随着西欧中世纪晚期商品经济的复苏,意大利中北部的那些实质上独立的,或者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罗马教皇那里获得法律上自治特权的城市纷纷成立了自治的公社政府对城市进行管理。在这些公社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新兴富裕商人阶层和城市化、商业化了的贵族,他们在城市政治斗争中联合起来,通过暴力或和平的手段取代了之前城市里的专制统治,抵抗经常性的教会势力或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地区人对城市的干涉。这些公社政府大多采用共和主义的模式米运行,通过成立类似“市民大会”的机构选举公社政府各级官员对城市各项事务进行管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并发展商业经济。其中,最早的公社政府出现在11世纪末的米兰、卢卡和罗马等城市。
威尼斯在这一时期同样经历了由附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总督君主制统治向贵族公社政府统治的转变。不过,同其他意大利城市如佛罗伦萨、米兰和帕多瓦在这一时期的暴力革命不同,威尼斯建立的这个新的贵族公社政府不需要与城市内的主教或城市周边的大封建领主进行斗争,夺取统治权,而是在自身内部进行政治体制的转变,因此这一过程是渐进发展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威尼斯的贵族公社政府不仅摆脱了拜占庭的封建政治传统的影响,还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方式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派系斗争,培养了一种更加稳固的城市忠诚感。
威尼斯建立贵族统治的首要任务是限制总督的权力。威尼斯的总督虽然从其诞生之初就是由泻湖区各定居点的民众代表选举产生,但由于受到东方拜占庭帝国政治的影响,早期威尼斯总督的权力很大,类似于君主。他同其身边的总督顾问委员会(the Ducal Council)组成的小统治集团成为威尼斯实际的统治者。而威尼斯早期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大会议”(the General Assembly,Concio orArengo)则被传统的大势力贵族所控制,总督的选举也逐渐被这样大贵族们所操纵。威尼斯总督的职位在12世纪里被大贵族米歇尔家族及其姻亲垄断长达62年。这一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 范文www.7ctime.com
局面在1172年发生了改变。总督维塔雷·米歇尔二世(Vitale Ⅱ Michiel)率领的舰队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失利,这激起了威尼斯民众和大会议中其他贵族家族的强烈不满,其回国后被在圣扎卡利亚教堂(San Zacearia)的门口。这起件不仅终止了米歇尔家族对威尼斯的统治,更导致大会议在这一年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提名委员会来管理和监督总督的选举,同时限制总督的权力,总督不再拥有行政决定权,任何事务必须交由大会议和总督委员会讨论集体通过后方能实行。通过对总督权力的限制和行为的约束,威尼斯的总督逐渐失去了其类似君主的特性,转变成为贵族集体统治者中具有尊贵地位的人,不再具有政治上的实际权力,转而成为共和国的最高政治象征和代表。正如彼得拉克在135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的那样:“(总督)他们是贵族政府的领导者但不是君主,甚至可以说他们不是领导者,而只是这个国家最尊贵的公仆。”

13世纪威尼斯贵族公社政治体制初步形成。在这个金字塔结构的中,大会议是贵族公社政府的基础。它的主要职能是正式批准法律生效以及提名总督选举委员会的人选。这个机构的前身是威尼斯形成初期的各定居点代表大会,这一机构及其职能在15世纪初被大议会所取代。大议会从13世纪开始就成为威尼斯公社政府的权力中心,它的职能包括选举任命政府各部门官员,以及决议通过法律法规和颁发特赦。大议会的成员在这一时期一般为300到400名左右,主要都是城市内的显贵人士。这一人数庞大的机构并不利于召开经常性的审议和辩论会议,因此它的部分日常工作职能交由上一级人数不多的议会组织开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四十人法庭”(Quarantia)和元老院(the Senate,Consigliodei Pregadi)。“四十人法庭”是威尼斯司法体系中最高一级的诉讼法庭,同时它还负责为大议会起草有关货币和财政的法律法规;元老院由60名成员组成,其主要职能是起草有关商业的法律法规,向国外派驻大使和管理威尼斯的商船舰队。位于政府机构顶端的是总督委员会,它主要负责处理其他政府机构不论文导读:为贵族政府的胃,因为所有的政府事务首先都要在这个部门进行消化。筹备委员会科雷吉奥由三类不同的政府部长(si)组成,其中包括6名“大部长”(sigrandi),5名“大陆本土部长”(siditerraferma)和5名“海事部长”(siagliordini)。不过,筹备委员会在这一时期所担负的责任和所负有的职能必须同贵族的小统治集团“核心政
涉及的所有政治事务。其成员为6名,分别代表威尼斯城的6个行政区。总督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一般为一年,有时只有6个月,并且在卸任后两年内不能重复当选。总督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能在于限制总督的权力,使其按照大议会和政府的集体决议行动。总督作为贵族政府最有影响的成员,其任期为终身制,主要职能包括主持召开政府各级议会和机构开会并代表威尼斯共和国出席各类庆典和对外履行政府各项职能。
总督和6名总督委员会委员,再加上3名“四十人法庭”首领组成了威尼斯的“核心政府”(Signoria)。他们主要负责处理国内的紧急危机事件,形成政府决议以及召集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同时他们还具有司法权,总督的誓词中就有规定总督必须定期出席旁听法庭审理以及受理任何不公正执法的诉讼听证。在早期他们还负责任命威尼斯商船舰队的指挥官和向大议会提名各议会和委员会的人选,虽然之后这两项职能一部分转交大议会负责,一部分交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
威尼斯的这套贵族政治体制虽然成功地分化了总督的权力,使城内的贵族们成为公社政府的实际统治者,但并未能解决这一时期新老贵族之间在政治权利上的斗争,新兴商业贵族同老贵族在大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争夺的焦点在于大议会的成员资格。从1286年始,这群新兴的商业贵族不断的通过向大议会递交修改大议会成员选举资格和程序的议案。经过多番的商讨,于1297年2月28日通过了一项确认大议会成员资格和程序的法令,将大议会成员的资格限定在限定在过去四年内出席过大议会的贵族之内,取消大议会成员选举程序,规定今后大议会的成员只能从这些贵族家族中产生,未列入这一名单的家族和成员将不再具有大议会成员资格,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不再具有贵族身份。大议会的成员资格同贵族身份直接挂钩,不仅标志着威尼斯贵族阶层在法律上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威尼斯共和国封闭的贵族统治体制正式确立。这就是威尼斯贵族政治发展史上著名的“关闭”大议会事件(Serrata)。
威尼斯在中世纪晚期建立的这套贵族政体不仅从制度层面上杜绝了统治出现的可能,从而避免了中世纪晚期在意大利其他城市国家出现的“暴君”统治;同时通过选举和缩短政府各部门职位的任期,使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公平公开的原则下,最大程度地掌握在整个贵族阶层的手中。在源于:7彩论文网毕业论文致谢范文www.7ctime.com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威尼斯的贵族政治体制不断发展完善,直至近代早期,威尼斯这套“完美”的贵族政体以其和谐公正的声望成为构成“威尼斯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15世纪末16世纪初,威尼斯的这套贵族政体与13世纪末相比,基本的政府机构构成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依然保持一个基本的金字塔型结构,但体制内部各部门的设置和职能则进行了一些改革和调整。贵族政体在这一时期发展的更为成熟,但同时也更为复杂。
位于这个金字塔型贵族政体底端的仍然是大议会,它是整个贵族政治统治的基础,贵族政府所有部门的官员都从这个议会中产生。同时大议会也是区分贵族统治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唯一标准,只有具有大议会成员资格的威尼斯人及其家族可以被称为贵族,因此它也象征了共和国的荣耀地位。16世纪初,大议会的成员人数约为2 500人左右,共和国贵族政府约800个官员职位通过无记名的方式在他们之中产生。这些官职的任期大部分为短期.其中有超过2/3的部门官员在威尼斯城内就职.150名左右的官员被派往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陆行省任职,另外100名左右的官员则被派驻海外,从事包括驻外大使,舰队司令官和其他战时的临时岗位。尽管大议会是威尼斯贵族政府的权力统治机构,但由于其庞大的成员人数和规模,使其无法有效的处理政府日常的政治事务。除了选举和任命各级政府官员,大议会在16世纪已经不再参与贵族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财政事务的处理和决断。
与大议会实际权力在16世纪下降形成对比的是元老院地位的上升。16世纪,元老院成为威尼斯贵族政治权力的真正焦点,“是实际统治这个国家的议会机构”。尽管政府所有重要部门的官员都是元老院的当然成员,但真正具有参政议事资格的元老院成员主要由以下几大机构的成员组成:60名由大议会直接选举产生的常规成员;60名元老院附属机构(Zonta)成员;以及“四十人法庭”的成员。除此之外,还有约140名来自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作为列席成员出席元老院的会议。元老院在这一时期地位的上升同大议会成员人数庞大机构臃肿有直接关系,因此元老院在16世纪承担了大部分政府有关战争与媾和,武装与调解,立法与征税等多项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工作。尽管元老院的正式成员为以上三个部门共140名成员,但其在实际运作中,参与讨论的人数有时上升到约300人左右,其中约230名成员具有最终的决策和权。他们基本上都是曾经当选元老院成员或正在元老院任职期间。元老院成员的任期一般只有一年,但由于元老院不限制成员任期的间隔和当选的次数,因此其很多贵族被反复选为元老院成员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集体讨论,这样就从人事方面既保障了威尼斯政务决策和执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保证了元老院的决策是来自于拥有长期政府工作经验的资深贵族成员。16世纪,元老院承担了贵族政府大量的行政事务的处理,因此为了保证其工作的效率和条理性,威尼斯的贵族统治者在这一时期为元老院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Collegio),用以为元老院制定政府议事日程安排以及监督政府立法执行情况。这个委员会对于贵族政府日常运作极为重要,亨利·伍登爵士(Sir Henry Wotton)就将威尼斯的科雷吉奥形象的比喻为贵族政府的胃,因为所有的政府事务首先都要在这个部门进行消化。筹备委员会科雷吉奥由三类不同的政府部长(si)组成,其中包括6名“大部长”(si grandi),5名“大陆本土部长”(sidi terraferma)和5名“海事部长”(si agli ordini)。不过,筹备委员会在这一时期所担负的责任和所负有的职能必须同贵族的小统治集团“核心政府”组成的“大筹委会”(Pien Collegio)来论文导读:“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这一时期,威尼斯的实际政治权力集中在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小集团手中,这个核心成员不超过一百名,核心圈人数不超过三百名左右的贵族统治集团是威尼斯共和国日常事务的真正决策人和执行者。因此,威尼斯共和国在16世纪的政体结构从实质上看是典型的贵族寡头政体。四16世纪,威尼斯的
一起共同完成。从“大筹委会”的人员构成和其履行的职责来看,它成为了16世纪威尼斯贵族政府的最高执行委员会。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核心政府”到了16世纪地位有所下降,“核心政府”在这一时期除了协助筹备委员会制订大议会和元老院的议程安排之外,其主要的职能只剩下了单纯地主持共和国的庆典仪式。
与“核心政府”的地位相对下降不同,“十人会议”在16世纪的权力和地位大大上升,成为组成威尼斯统治核心中的重要机构。其成员在构成上同早期的发展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增加了一条规定,即当“四十人法庭”的首领中有人当选为“十人会议”成员,他必须立即退出“核心政府”。另外,这一时期“十人会议”也设置了一个由15-20名成员组成的附属机构,其成员由“十人会议”成员挑选,无需选举。这些附属机构的成员也可以列席参加“十人会议”的日常大会,并参与商议和讨论其中各项政府事务。
到了16世纪,威尼斯总督作为共和国的首脑,其政治地位依然处于整个贵族政治体系的顶端,但他的实际政治权力却依然处于下降和被限制的状况。尽管总督在这一时期依然被以康坦尼里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是君主制的象征,但在实际的政府运作中,总督即使在其总督委员会的支持下仍然无法指派和调遣其政府中的任何部下。在缺乏行政执行的最高权力后,总督作为共和国政治首领的职能已经从发布命令退至劝说建议。总督作为威尼斯贵族政府首脑和共和国荣耀的象征,他在16世纪的主要职能仅仅是主持政府各级议会的召开和作为共和国的象征出席各种重大的政治和外交接洽会见活动。
威尼斯共和国的这套贵族政治体制在16世纪发展的更加成熟和完善。早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由专门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格式排版www.7ctime.com
的机构和政府部门所取代;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权力也划分的更加清晰,政府部门的专业化是这一时期威尼斯贵族政治发展的一大特点。虽然16世纪威尼斯的贵族政体较之以往,在设置上显得更为复杂,但其分权和各部门制衡的原则还是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康坦尼里所描述的那种君主制、贵族制和制叠加混合的政治体制虽然在威尼斯的贵族政体构成中确实有所反映,但这一时期大议会作为政治的代表,其权力大部分上移至元老院,只是在部分政府机构和官员(大部分为政府的低级官员)的选举和任命上才体现出全体贵族阶层参与政治的所谓“性”。而总督的个人权力在16世纪进一步被限制,总督仅仅在代表国家出席仪式庆典中才具有类似于“君主”特征,仅有“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这一时期,威尼斯的实际政治权力集中在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小集团手中,这个核心成员不超过一百名,核心圈人数不超过三百名左右的贵族统治集团是威尼斯共和国日常事务的真正决策人和执行者。因此,威尼斯共和国在16世纪的政体结构从实质上看是典型的贵族寡头政体。

16世纪,威尼斯的贵族政治体制虽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行政效率不高,和由于机构设置复杂引发部门间职责混乱的弱点。这些为了维护贵族统治阶层内部公平和避免贵族内部党争的过程中所不可不免产生的缺陷,在坎布雷战争期间,以及在处理其他紧急状况之下,暴露的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政府内各职位任期短暂也造成了贵族官员的频繁轮换,而不同的贵族官员在处理事务时的不同偏好和风格,有时容易引起政策执行的不连贯性。与此同时,在16世纪,虽然为处理某项专门事务成立的短期专务委员会已不多见,不过在处理共和国重要的或紧急的事务时,还是会组建专门的委员会或办事机构,但这样有时容易造成部门职能的重叠甚至是冲突。除此之外,威尼斯贵族政治所标榜的公平,也是建立在冗长而复杂的各项和选举过程的基础之上。这项制度虽然是其政治性的主要表现,但有时过于繁琐和重复的,不仅容易使政策的执行速度降低,更有甚者导致政策或提案的流产。16世纪,在面对共和国出现的各种危机和动荡的社会局面下,其贵族统治阶层也开始尝试对政府的运作进行调整。
首先,为了应对战争等紧急情况,16世纪威尼斯的政府权力开始日益集中于高级官员集团,元老院和“大筹委会”成为这一时期威尼斯政府实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根据16世纪初一位佚名法国作者的记载,每天,包括任何节假日,筹备委员会与“核心政府”组成的“大筹委会”都会在清晨于总督府的一个专门的房间召开政府例会。总督在总督委员会委员和三名“四十人法庭”首领的陪同下坐在这个房问最顶头的讲坛上主持每次例会。政府例会最初的一个小时左右为公众听证会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总督首先会同其他“核心政府”成员听取来自公众的,并迅速处理这类。之后科雷吉奥的各位部长成员进入会议房间,六名“大部长”居有而坐,五名“军事部长”居左,“海事部长”位居下座。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后,房间的房门会一直紧闭,防止会议机密外泄。“大筹委会”的每日例会首先将安排和制订出元老院会议的日程安排,然后同“大筹委会”的其他成员汇集整理政府各部门递交的工作报告,宣读官员派遣函,听取驻外公使和驻共和国大陆行省特派员的述职报告,不过最重要的是决定哪些政府提案和行政事务需要提交给下午召开的元老院审理讨论。当这些会议日程结束后,总督带领其他“核心政府”的成员离开会场,留下筹备委员会的各位部长继续讨论向元老院提交的各项动议和提案的细节问题。尽管元老院所有的成员都有权向其提交与自己所在政府部门有关议案和动议,但这些提案都必须先通过筹备委员会的审议和讨论后再决定是否递交至元老院讨论。这也成为筹备委员会和“大筹委会”在16世纪权力地位上升很快的一个原因。
其次,为了打击贵族之间的奢侈腐化之风,重新巩固威尼斯贵族公正清廉的统治形象。威尼斯贵族政府在这一时期不仅严厉的查处贵族内部的贪污和腐化行为,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来规范贵族统治者的言行。在这些规范和惩罚措施中,影响最大的是对16世纪初的总督奥古斯蒂诺·巴巴里格(Agostino Barbarigo,1486-1501在位)贪污国家财产的审判和论文导读:
惩罚。1501年,在总督巴巴里格去世后不久,关于他的财产调查就在大议会的授权下展开。十人会议任命的审判官安东尼奥·岁勒丹(Antonio Loredan)在经过调查后,认为这位前总督在任期间,在经济上贪婪,侵占大陆行省的税款,在政治上出卖司法正义,因此已经失去了作为一国之首的权威。它在主持大议会时,与会的贵族对他的讲演和请求已经置若罔闻。根据审判官的最后判决,这位前总督被指控犯有12项罪名,其中最重要的三项为:贪污国家公共债券利息共计超过680杜卡特;在宴请米兰公使时,将米兰公爵赠与“核心政府”的礼物——各类珍禽野味据为已有,并将这些礼物转卖给家禽商贩;通过逃税的方式低价购进超过一万夸脱的酒,然后再高价转卖到市场。尽管这位总督在判决时已经去世,但他的继承人还是为此赔付了大量财产,并在很长时间内被排除在政府的主要政府部门任职。
贵族政府还趁这股惩治腐败的风潮,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奢令,进一步规范贵族的生活。该禁奢令要求贵族男女无论贫富,必须按照社会道德的标准着装。贵族妇女的服饰必须简单,并以同样的材料制成,透明面料的裙装被严令禁止。同时在佩戴的珠宝首饰上也有明确的要求,如佩戴的项链和头饰价值不能超过100杜卡特,并且禁止使用金银等贵金属制作头带或腰饰等等。禁奢令颁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贵族在这一时期的炫富行为,防止这种公开显露财富的行为进一步拉大贵族与其他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和等级差距。
在这一时期,贵族政府不仅通过限制和打击自身内部的腐败行为,来避免激化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还将行政运作的过程对广大的市民阶层开放,普通市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统治阶层传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而大议会作为共和国最高的权力机关.随着行政管理的职能上移至元老院,就逐步成为一个民众舆论的聚积地,在倾听民众意见的基础上.很好的发挥了大议会监督元老院行政工作和制订共和国法律规章的作用。共和国的广大市民可以通过在总督府门前的,或通过在城市中散布的舆论来反映自己的想法,使政府的各项措施和大议会的选举立法做出有利于民众的选择。如,1509年从北非返航的皮萨那(Pisana)号商船的船员在总督府门前的台阶上,反映船主未付他们工钱,后在政府的干预下使事情得到了解决而在1499年,为平息城中贫苦人民的愤怒,大议会以在佐基奥吃败仗为由,将安东尼奥·戈里马尼投入监狱。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出现公共舆论引导政府工作的情况,以至于统治阶级不得不“迎合那些暴民”做出一些决定,当时的贵族成员普利乌里就认为是这些“城市里小声的抱怨”是威尼斯在16世纪头10年对罗马涅实行扩张政策的背后隐藏的力量。
综上所述,近代早期,威尼斯共和国的贵族政治进行了诸多的调整,以适应不断转型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在保持传统贵族寡头共和制的基本架构和原则的基础上,适度将贵族政府的统治权力上移,并在此基础上对贵族阶层内部进行改革和行为规范,不仅提高了贵族政府的行政效率,更缓解了一部分因等级压力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使威尼斯能以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环境来应对外部压力。它的这套应对和调整的理念和方式对当时西北欧的其他国家,如荷兰、英国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