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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遮蔽被遮蔽女性文学学年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0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1020 浏览:46169
论文导读:
摘要:“十七年”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环链,它们的“活化石”意义并不亚于那些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或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精品,我们仍可以从中寻觅到进一步推动女性文学史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解构 革命化表达 “准女性”色彩
在当代文学史上,自建国的1949年到发生的1966年,这一期间被称为十七年文学时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华大地上“一切都翻了个个儿”。新中国以政府的权威、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女性在政治上的参政权,经济上的工作权,文化上的受教育权,婚姻上的自主权。中国女性终于从闺阁庭院中解放出来,纷纷走上社会,有了就业、受教育、恋爱的自由,有了同男人一样的政治待遇,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且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在政治的压力下坚韧地生长着,顽强地存活着,让我们以一种敬而重之的态度,去“重读”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

一、对传统道德的解构

“就是依据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整属自己的生命经纬”①,它力图通过“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养符合这些规则”②。而这些理则就是社会中人所遵循的道德秩序。不同时代的社会又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拿我国来说,1949年以后,中国推行了诸如取消封建包办婚姻,取缔妓院、改造妇女,鼓励、组织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事物等改造措施,促使当代中国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公民权、选举权、同工同酬权。因而建立在三纲五常基础上的封建大厦轰然倒塌。“十七年”女性文学中呈现的道德表象显示出了对传统道德秩序的大胆背叛或者说是解构。

二、对女情的革命化表达

(一)革命和爱情相顺而生

在“十七年”女性文学中,《青春之歌》在情感表达的方式上与“十七年”的主流是吻合的。不过,《青春之歌》中的“革命”之歌往往是以“爱情之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得以完成,这又跟“十七年”的主流相参差。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青春之歌》一方面写出了革命之于女性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它里面又蕴涵着一些传统的男女关系模式。“一女三男”的模式表面看来极具颠覆性,仿佛女性是自我的主体,具有选择的自由,但实际上依然难以摆脱女性落难,男性拯救的旧套。通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出,蕴涵在《青春之歌》中的革命和爱情的关系是相顺而生的。

(二)革命和爱情相背而驰

在宗璞的《红豆》中,女主人公江玫最终选择了革命,战胜了爱情。这是理智对情感的胜利,高尚对自私的胜利,革命阶级对非革命阶级的胜利。从结果来看,这是一个革命主题,关于革命的叙事。但作家选择了一个爱情故事来表现,在这里爱情不是革命与进步的辅助物,而是走向革命的阻碍。由于这爱情不是志同道合的产物,所以江玫和齐虹一开始就存在的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预示着这爱情的悲剧性。在叙事上,叙述者既没有因为女主人公的选择而嘲讽否定爱情本身,也没有嘲讽女主人公在选择过程中的痛苦和恋恋不舍,叙事甚至是以作为党的工作者的爱情当事人手握红豆、泪眼迷朦地悲悼爱的逝去开始的。但结尾,作者却以江玫的“我不后悔”的痛苦的自我抉择保持了人物自身的主体性。

三、“准女性”色彩的艺术表现

(一) 叙述视角的内倾

“十七年”女性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带有女性的性别倾向。纵观“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会发现男作家多采用全知视角和外视角的叙述模式,较少使用内视角,而女作家作品,尤其是含有女性主题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内视角摘自:毕业论文免费下载www.7ctime.com
展开叙述的。比如:杨沫的《我的医生》、《红红的山丹花》,茹志鹃的《三走严庄》等。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我”参与故事,或是主人公,或是与主人公有密切关系的人物,这样就拉近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距离,给人一种亲切、平和之感。内视角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女性多情善感的特质。

(二)语言风格的温婉

从语言风格来看,十七年文学普遍呈现出严肃而近板、豪壮而近嚣的整体特征,而女作家的语言却时常流露出些许委婉、细腻的女性特色。以抒情手法为例,豪言壮语的直抒胸臆是十七年最普遍的方式,但女作家在表现某些主题时,却难能地采取了含蓄、委婉、间接的抒情方法。比如:论文导读: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也以女性的柔软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道德焦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纵观“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可以说它的创作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她们把笔触伸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采用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
在刘真的《长长的流水》中,当“我”告别大姐后,有这样的抒情:“家乡啊,我的平原。回头再望望亲爱的太行山,在重重高山的后面,在一道深深的山谷里,柿子核桃的树荫中,有一座石板盖的小屋。我的大姐,还默默守在那个小窗前,静听着高山的瀑布,日夜不停的往,流向村庄,流向遥远的树林中”⑥。

(四)心理刻画的细腻

“十七年”的女作家在形象描绘、心理刻画方面也体现出了柔婉细腻的女性特色。在《红豆》中,江玫初恋的羞赧、热恋的缠绵,以及爱情、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时的彷徨痛苦,都通过江玫的内心活动加以展示。《青春之歌》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也以女性的柔软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道德焦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
纵观“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可以说它的创作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她们把笔触伸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采用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特写、儿童文学甚至电影剧本等各种文体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并且她们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艺术的表现形式以及女性的创作个性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独有的风姿。她们的文学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女性文学始终与中国文学同发展、共命运,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经受了来自各种思潮的冲击和考验。“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以丰富多彩的文体,如诗似画的美文,摇曳多姿的风格,给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参考文献:
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王喜绒·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詹浩(1990—),男,汉族,安徽省定远县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