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山川唐代山川行旅诗两朵奇葩大纲

论文导读：
摘 要：唐代诗人岑参的《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和李绅的《南梁行》，虽是两首普通的山川行旅诗，但在题材内容、体式特点、艺术手法等方面有独到性，对此予以揭示，不仅有助于认识岑、李二家诗歌创作的前后发展轨迹，也可考察到唐代诗人在诗歌创作艺术上的艰辛探索，认识到唐诗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具有诗史意义。
关键词：《南梁行》 《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 比较 诗史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魏晋时期，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为中国古典诗歌开创了全新的表现领域。至唐代，王维与孟浩然等则将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创作相结合，为山水诗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随着国内交通的开启和文人生活面的拓展，人们又将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与文人的交通行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山水诗的新品种——山川行旅诗。这种诗歌，由于有旅途心态等主观抒情因素的渗入和纪行叙事等客观因素的加入，内容和主题都复合了多种成分，较之纯粹的模山范水之诗有了明显的区别。诗歌的组合方式不仅仅是“情与境谐”，静态表现，而是动态之景，移步换形，境因行变；诗歌的韵味也不囿于景物与心境的契合所构成的独特美感，而渗入了较多的旅途感遇等个性化成分。这些因创作背景和写作手法的改变而带来的新东西，为唐代山水诗带来了新变，注入了新质，颇有特色，值得探究。盛唐诗人岑参的《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与中唐诗人李绅的《南梁行》，就是此类新变诗歌中的代表。诗歌呈现的是两位诗人由长安到西南的见闻感受。通过对其写作背景、题材内容、体式特点及艺术手法等方面的比较，可以揭示其诗史意义。

一、二诗的写作背景及主要内容

《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是一首长篇五古，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是岑参与成都少尹成贲的旅途酬答之作。是年，唐朝任命杜鸿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成都尹，并为他盛选幕府僚属。杜鸿渐到任后，奏请在京城任官的诗人岑参为使府幕僚，而以左司郎中成贲为成都少尹。两人因一同被召入幕，遂结伴而行，一同入川，取川陕交通的重要谷道——骆谷道南下，经山南西道治所梁州，西南行而入蜀。为了驱遣旅途愁苦，两人一路登山临水，唱和赋咏。在途经骆谷驿道时，成贲率先写下入蜀纪行诗《骆谷行》，并以此诗面呈岑参，邀他唱和，岑遂作此以答。诗歌虽非名作，在岑参诗作中也不算最佳，但却颇具特色，对于我们考察唐代山川行旅诗的发展变化很有意义。该诗既符合山川行旅诗基本的“叙事——写景——抒情”的格套，又有一种平中见奇的独特意蕴：诗歌呈现了山高、谷深、路隘、途曲、林幽的自然风貌，在意境上具有不同寻常的美感，能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愉悦，引起新的审美想象。作
为岑参晚年诗歌的代表作，其中的一系列景物描写，也体现了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①的一贯风格和艺术特色。在诗歌的最后，岑参还言及畅饮成都的香醇美酒，庆祝旅途的顺利完成，视功名利禄为身外之物，以仙游来比况此行，并表达自己豁达的心境。这与李白式的豪放——“钟鼓馔玉不足贵……惟有饮者留其名”，有异曲同工
之妙。
《南梁行》是中唐诗人李绅写作的七言古体的纪行诗，系为追忆其元和年间出佐山南西道节度使崔从军幕一事而作。根据《唐诗纪事》卷三九及《四库全书总目·追昔游集提要》，诗作于他开成三年（838）官拜宣武节度使，任职汴州，自编《追昔游集》之时。诗歌被列入卷首，视为压卷之作，似乎别有深意。开头八句“江城郁郁春草长，悠悠汉水浮清光。杂英飞尽空昼景，绿杨重阴官舍静。此时醉客纵横书，公言可荐承明庐。青天诏下宠光至，颁籍金闺征石渠”以及“是岁五月蒙恩除右拾遗”的自注，已说明了诗的作年和背景，表明所叙事件发生在汉水旁的梁州兴元府古城，内容是追述他元和十四年五月，自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判官回京出任右拾遗的旅途经见，其中也渗入了作者当下的某些生活感受，时空交叠，前后映现，结构和意脉富于变化，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错综之美。李绅因为在穆、敬宗朝卷入大臣党争，被贬端州，饱经忧患。仕途的坎坷让他感受到了世态的无常，产生了生命的幻灭感，当然，这其中也有因蒙受皇恩而产生的报答心。比如诗中“青天诏下宠光至”之类的表达，但这种情感在诗中并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诗中占据突出位置的，首先是那些纪述山川风物之异的内容；其次是“愁”、“啼咽”、“悲”等表示旅途心情的词语，这些内容和词语，不仅为诗篇增添了较浓的感彩，加强了作品的主观性，也映射出诗人旅途的愁苦寂寞和对沿途恶劣自然环境所产生的恐惧与不安，使得诗篇的情思和意蕴都较为深沉。

二、二诗的文学价值

(一)题材和表现领域的开拓

我国的山水诗和行旅诗均不始于唐代，但是将此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发为新篇，再现祖国西南地区自然风光，特别是秦巴山区大好河山的壮美，则始于唐代。岑参和李绅以前，并不是没有人做过山水行旅诗，早在刘宋，谢灵运论文导读：作者通过运用七言古体这一艺术形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特点。正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情感充沛于文章之间，结构跌宕起伏，充分上一页123下一页
的永嘉山水诗及谢■的出使公行诗，就有一些是有行旅背景和旅况描写的，但是岑、李以前，运用歌行体来表现西南山水，将写作对象锁定在秦岭山脉诸多坡谷驿道的诗篇，却还没有一篇源于：论文致谢范文www.7ctime.com
，能够同时满足这几条要求的唐诗，在盛、中唐唯有这两首。唐代以前，长安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在西魏北周境内，这里经济文化落后，文学长期处于低谷，文学家不仅数量少，作品也不多，诗文创作甚为寥落，诗歌的题材和表现的领域基本局限在京城台阁、贵族官僚生活，而不是江湖草野、旅途跋涉，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将文学创作的触角伸展到骆谷、子午谷、褒斜道等川陕交通诸多谷道之中，作家表现生活的面远没有这么深入。秦巴山区虽然有众多的奇禽异兽、奇花异草，但是都不为人所知，也未进入文学家的表现领域，成为文人笔下的常见意象。这些都是唐代立国百余年之后的盛中唐才有的事。《南梁行》与《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便是较早地打破这一沉寂局面，实现这一突破的成功之作，就这个意义上说，谓之创新开拓并不为过。
以上是就作品题材而言。至于这两首诗的具体内容，也颇多新意。
《南梁行》向读者展现了别有洞天的一番景象：山路被浩渺的烟岚阻隔；深山老林中，殷红的山花正在绽放；山琵琶树外表明艳，姿态动人，却有剧毒；杜鹃的悲鸣声回荡在整个空谷，在深林密竹的鸟啼花落之间，更显空荡肃杀……回忆曾经亲眼所见的奇特景物，再将自我情绪的今昔对比融入诗中，确实是《南梁行》较之其他纪行诗的亮点。《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同样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与众不同的山川画：驿马因栈道萦回、路途险恶而不断地发出惊恐的嘶叫；狭窄的道路蜿蜒伸展于悬崖峭壁之间；路面凝结着厚厚的冰霜，让车轮不断地打滑；陡峻的山峰直立在前面，挡住了太阳的光芒，天空变得格外狭小，只剩下一线天。相对李诗，岑诗对于景物的描写是比较客观的。
虽然两位诗人对于景物的处理各有千秋，但二诗均为川陕交通纪行诗，都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皆有开拓诗歌题材与领域的意义。

(二)体式上的尝试与创新

就诗歌体式而言，两诗同为长篇纪行，同属歌行之体、古体之诗。这种诗歌较之近体而言，在平仄、用韵、字数、句数方面都更加灵活，更加源于：党校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便于作者自由发挥，摹写景物，记叙事件，抒发情感。李绅和岑参都巧妙地运用了这一体式，让诗篇承载了更多的纪行内容，也更好地满足了写景抒情的需要。
二诗虽同为古体，但区别也是明显的。《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一诗是歌行体，但却不像一般的七言歌行那样讲究换韵转韵，有起伏跌宕的声韵之美，而是通篇五言，一韵到底，凡十九韵，三十八句，既未换韵，也未转韵，可是由于写作手法的错综变化，风格同样俊爽流畅，与诗歌内容也很协调，应当说是歌行体在山水行旅诗创作上的成功尝试，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而且用的是少见的五言古体，而不是常见的七言为诗，这就更值得注意了。明人胡应麟曾断言：“七言古诗，概曰歌行。”②认为七言古体和七言歌行同体。而若以成少尹和岑参创作的这两首诗作为立论依据，那么他的这个结论就未必确当，必须修正。这种情况的出现至少表明，唐人所谓歌行，不一定是仅就诗歌的句式而言，似乎更加注重诗歌的标题，只要诗题是一个带有歌、行、吟、谣等字眼的“歌辞性标题”，内容和声韵繁富多变，就可以视为歌行。至于形式因素，反而不是判断歌行的唯一依据，形式之外还有诗歌美学特征因素，这是此前的论者较少注意到的。其次，该诗是一首唱和体的诗作，“见呈”二字表明，成贲当时是将此诗呈赠岑参，并且希望岑参对它加以评判，写出答作，像这么写出的以唱和为体、以纪行为题的诗作，此前未见。再者，它本是一首酬答诗，岑参通过诗作酬答挚友成贲，以表达对朋友的关心，从而加深两人的友谊，但此诗的水平明显要高于成贲原作，因此得以保存下来，流传后世。类似酬答之作优于原作的，还有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刘诗、苏词均为名作，此诗则不为人知。对此加以标举，不无意义。
李绅的《南梁行》则是七言古体，四句一层，平仄互换，属于正宗的歌行体。用这种诗体来纪行写景，使得诗歌创作和文人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于篇体较长，限制较少，作者行文可以进退自如，将记述和议论有机融合。无论是叙事的“此时醉客纵横书，公言可荐承明庐”，还是写景的“秭归山路烟岚隔绝，山木幽深晚花拆”，语意都十分畅达。李诗中的虚构与想象，明显地少于岑诗，自然地，措辞造语就会相对朴素一些，这也恰恰证明了李绅是作为与元稹、白居易齐名的新乐府诗人，崇尚平易、为诗尚实的创作精神。作者通过运用七言古体这一艺术形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特点。正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情感充沛于文章之间，结构跌宕起伏，充分论文导读：议论抒情的铺垫，写景和抒情的界限明显，情景关系简单明了。《南梁行》的景物描写，则融入了作者对人生的领悟与思索，折射了作者的心绪，情景关系更加复杂。作者取景的角度多是山中的毒树、悲啼的杜鹃等，呈现出恐怖和肃杀的意境，美感情味有异。第

三、纪行方式各自不同。《南梁行》是李绅在河南汴州江城为官时写成，诗句都从追忆

利用了诗歌形式为内容抒写服务。
总之，《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成功地将歌行的诗体与唱和及酬答的内容范式有机融合，实为一种创新；《南梁行》则借助七言古体这一艺术形式，构建起了诗歌的整体结构，满足了作者自由表现与充分抒情的需要。

三、写作上的独到之处

首先，语言各具特色。李诗典雅以平正见长，岑诗则以奇丽多变见胜。李绅诗作的语言风格，经历了一个由俗到雅的过程。他早期的作品，颇具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的艺术风格。后期作品则具有典雅精致的审美特征，还有一种追述往事的沉重和怅惘之感。他在《追昔游集·自序》中的“追昔游，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吟，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无异于夫子自道。因追求对齐梁诗风的复归，所以李诗在语言上自然流露出讲究藻饰的典雅特点。如“承明庐”一词就取自曹植《赠白马彪》，是一个表明文人身份的典故，表明作者为帝王侍臣、殿阁文臣。另外，“青天”、“钟漏”、“紫霄”等词，都属于台阁诗歌的用词造语，都运用了借代的手法，增加了诗作的典雅意味和繁复美感。
《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体现了岑诗一贯的奇丽风格。“层冰滑征轮，密竹碍隼旗。深林旦，栈道凌空虚。飞雪缩马毛，烈风擘我肤”等诗句，选取骆谷驿道最有代表性的自然风物进行艺术表现，以不无夸张的笔墨再现了这里的气象物候、动物植物之奇丽，也加入了自我的想象与夸张。与此同时，运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词，如“滑”、“碍”、“迷”等，将两种物象连在一起，起到了“寻常景色，处处时时，妙意皆可拾得”③的艺术效果。
其次，情景关系也略有区别。《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是将西南地区的奇山异水视为单纯的景物意象融入诗中，并以之作为议论抒情的铺垫，写景和抒情的界限明显，情景关系简单明了。《南梁行》的景物描写，则融入了作者对人生的领悟与思索，折射了作者的心绪，情景关系更加复杂。作者取景的角度多是山中的毒树、悲啼的杜鹃等，呈现出恐怖和肃杀的意境，美感情味有异。
第三，纪行方式各自不同。《南梁行》是李绅在河南汴州江城为官时写成，诗句都从追忆过往的口气写出，呈现的是“现在的过去”，是从回忆中纪行。由于时隔多年，所以作者笔下的巴蜀之行也显得境界缥缈，依稀仿佛，情怀孤寂，显示了内心感伤的情绪。过去的惊险与今日的孤苦交叠出现。《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则是对旅况的直描，意蕴和结构都要简单得多。受制于唱和诗的写作规范，岑参此诗是当时之人叙当下之事，直叙而下，语气平直，较少余味。诗歌记载的是当下行旅的种种感受，景物的塑造具有直接性和当下性，抒情也比较真切、细腻。
第四，语言形式也有小异。这主要体现在诗歌小注的有无上。《南梁行》收在李绅自编的《追昔游集》中，中间有作者自撰的三条小注，夹于相应的诗句当中，对于诗篇文义起着补充、解释、说明等作用。例如：“元和十四年，蒙故山南崔从仆射崔公奏观察判官，蒙以书奏见委，常戏拙速”是对诗歌前四句的背景说明，“是岁五月，蒙恩除右拾遗”是对“颁籍金闺征石渠”一句的说明。这些小注，作于作者开成二、三年间自编《追昔游集》之时，便于我们了解诗歌的写作背景与内容，是李绅创作的独特之处。这么做，不仅使得诗歌更加翔实、明晰，艺术上也更具特色。从文献学上看，是较早的唐人注唐诗的例子，正文和注释相辅相成，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① 元结、殷■等：《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1页。
②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③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作 者：胡冰清，湖南科技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