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汉字基于认知汉字类化探研

论文导读：
摘　要：本文以认知基本范畴理论为核心，对汉字类化进程背后的认知成因及认知规律进行探究。通过对加偏旁类化、更换偏旁类化、双音节词类化等三种类化的外在形式分析，揭示认知范畴化在汉字字形上的投射及赋形过程。
关键词：认知 汉字类化 偏旁

一、汉字的类化

偏旁①构形了人类认知的基本范畴及其相关义，在汉字偏旁体系确立之后，人们便开始自觉地将偏旁附加到可归入某一范畴的汉字上，或者通过替换偏旁以达到正确归类的结果。这一过程就是汉字的类化，汉字类化是人们对汉字偏旁自觉加以应用的结果。
王力（1980）指出，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字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其创造的方法之一就是类化法。王力先生认为：类化法通常是按照形声字的原则，把没有形旁的字加上一个形旁，例如“夫容”加成“芙蓉”；有时候是形旁不明显，就再加一个形旁，如“冈”加成“岗”；并着重指出最容易类化的是双音词，如“峨眉”加成“峨嵋”②。
王力先生关于汉字类化的看法与我们对于汉字类化的定义是基本吻合的，但包括王力先生在内的诸多大家只是描写了汉字类化这一现象，对汉字类化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则鲜有阐释。下文将从汉字类化的具体方式入手进一步探讨汉字类化与认知的内在深层联系，并试图从认知角度解释一些令前人困惑的或有争议的现象。

二、类化的具体方式及其认知规律分析

(一)加偏旁类化及前人相关阐释

加偏旁的类化即如前文所言：人们自觉地把表某一基本范畴的偏旁附加到能够并且应该归入这一范畴的汉字上，如：“夫容-芙蓉”。这一现象，在一般的文字学著作中，往往是放到“分化”里，作为分化的一种方式加以讨论的。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988）中提出，通过加注或改换偏旁造分化字是最常用的一种分化文字的方法③；王凤阳（1989）认为加形符分化是分化字的常态。分化是从字记词的角度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来说的，当一字记多词时，它所记的原词和寄居的词之间往往是意义上有引申、比喻、关联等关系的同源词，如朝夕的“朝”和朝廷的“朝”；或者存在音同或音近的同音假借关系的同形词，如“焉”原指一种鸟，后被借用作虚词。共享字之间维持相对平衡的局面是暂时的，一旦条件成熟，它们就会发生分化。前人认为“加偏旁”是分化字的一种常用手段，将“加偏旁”放到分化中加以考察，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加偏旁”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分化汉字记不同的词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从分化的角度来考察“加偏旁”这一汉字字形上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一些字形演变现象得不到合理的、全面的解释。
我们先看看前人从“分化”角度所做的诠释。对于汉字的分化，考察最为细致的是王凤阳先生，他（1989）指出：共享字分化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产生“分化”现象时，原字经常是笔画（或线条）简单的，分出的字多是笔画较多的。有史以后的共享字分化主要分两种：一是原主占有初形（本字），同居或寄居者迁出别造新字，是为“派生分化”；二是后来者占据初形，原主改造新字，是为“交替分化”。并指出对于字由于所记的词子孙繁衍或寄居者过多、后生者或者后来者分家另过、各自独立门户的派生分化，人们是不以为怪的；但对于“交替分化”这种久假不归、最后鹊巢鸠占、本主被逐的现象，传统的文字学家却总是不得其解，杨树达（1983）也曾表示这种情况是“文字中离奇可怪之现象也”。
蒋善国（1987）将这种貌似离奇的“交替分化”的原因归结于隶变，他认为由于隶变失掉了象形的原貌，不能因形见义，因此特加义符表示字义，结果造成了一些赘形字，如：莫—暮、奉－捧。他强调指出这种赘形字固然跟区别字的分别过程分不开，但隶变失掉字形，特别加强表义作用，是主要原因。蒋先生的观点和前文所引王力先生的“有时候是形旁不明显，就再加一个形旁”的看法其实是很相近的。
王凤阳（1989）否定了蒋先生的“隶变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字频说”。他首先指出“莫暮、奉捧”意义迥然不同，加形是为了区别意义，算不得“赘形”；其次提出，不能因形见义不是加旁的主要原因，比如：日、月、山、川、牛、羊、犬、马、耳、目、手、足、舟、车、衣……隶变之后都不象形了，却照样不曾“赘形”。由此，王凤阳认为多词共一形的共享字在区别的过程中，原来的字形归谁占有，既不取决于传统也不取决于隶变不隶变，而取决于字所记的各词的使用率。使用率体现着词的势力，使用率高的词势力就强，使用率低的词势力就弱，在诸词争夺初形时，通常情况下，总是使用率高的词占据原字形，使用率低的词另造新字。与王凤阳先生持相同意见的文字学家不在少数，如裘锡圭（1988）举以“加注意符”分化出一个字来表示本义的字例时，所做的描述基本如下例：
“它”字大概是由于假借“它”来表示的指示代词『它』一度很常用，所以加注“虫”旁分化出“蛇”来表示本论文导读：“象形”，但由于其本身就是对基本范畴的构形，对于任何使用汉字的人而言，都是可以“见形知范畴”“见形知义”的，当然不必再“赘形”了。王凤阳先生举了为数不少的字例，并考察了这些字例在《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及《杜诗》中的使用频率，以证实自己的“字频说”。尽管这些调查能够反映一些问题，但其一，
义。
“韦”字大概是由于假借来表示的皮韦的『韦』一度很常用，所以加注“辵”旁分化出“违”字来表本义。……

(二)基于认知的重新分析

所谓常用趋简，使用频率高的词占据简单的初形，其正确性似乎是勿庸置疑的。然而，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是不够合理、不够全面的。首先，按照王凤阳先生自己的看法“加形是为了区别意义的，算不得赘形”，那么，一样的道理，加偏旁是为了区别意义，也算不得本字的增繁。也就是说，在表示不同意义的本字和分化字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谁用简的字形谁用繁的字形的问题，而是“区别意义”的问题。如何以字形来区别意义？有很多方法，如利用异体、加区别符、加声符等等，但为什么偏偏“加偏旁”是区别意义的常态，而不是其它方法呢？文字学家们以一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态度接纳着这个现实，却忽略了对其背后的原因和规律的研究。人类认知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基本范畴④，而偏旁代表的正是基本范畴及其相关义，是认知的基本范畴在汉字系统中的构形。基本范畴是人类认知中相对最稳定的范畴，基本范畴中的成员都是原型成员，同一范畴中的成员总是享有某些共同特性，原型则应比其它成员享有更多的这种模糊的相似性，即原型应当具备较为明显的此范畴的特征。表现在汉字字形的演变上，就是当汉字由以独体字为主的结构方式走向以合体字为主的结构方式时，人们会遵循认知规律自觉地给隶属某一基本范畴的汉字附加上此范畴的形式标志——偏旁，从而将其归类。这就是“加偏旁的类化”。在以合体字为主的汉字系统里，从汉字记录语词的角度看，“加偏旁的类化”客观上起到了分化的作用，成为了分化的常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原驱动力是认知的范畴化。此外，前文提到的蒋善国先生的“隶变失掉字形，特别加强表义作用，是主要原因”以及王力先生“有时候是形旁不明显，就再加一个形旁”的说法，虽然不是加偏旁类化的原动力或根本原因，也不能解释所有的加偏旁类化的现象，但是他们的说法是符合认知规律的，对于所谓“形上加形、重床叠屋”的汉字，如“然—燃”之类，是很有解释力的。由于字体的改变或其它原因而致使原来的形旁失掉或不明显、表义功能丧失或弱化的汉字，从认知的角度讲，也就是失去或减弱了其作为原型成员的范畴特征，人们很有可能因此给它们附加偏旁从而将其重新归类，这是很正常的。王凤阳先生在批驳蒋善国先生的“因不能因形见义而加旁”的观点时指出：比如日、月、山、川、牛、羊、犬、马、耳、目、手、足、舟、车、衣……隶变之后都不象形了，却照样不曾“赘形”。王凤阳先生所举出的字例无一例外都是表示认知的基本范畴的汉字，是原型中的原型，尽管这些汉字都已经不是最早具体描摹物形的“象形”，但由于其本身就是对基本范畴的构形，对于任何使用汉字的人而言，都是可以“见形知范畴”“见形知义”的，当然不必再“赘形”了。
王凤阳先生举了为数不少的字例，并考察了这些字例在《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及《杜诗》中的使用频率，以证实自己的“字频说”。尽管这些调查能够反映一些问题，但其一，王凤阳先生的调查毕竟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字形使用情况的穷尽性调查，其结论并不是完全可靠的，除了能够说明那些自产生以来使用频率就很高的汉字的字形，对其它汉字字形的使用缺乏说服力。其二，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作品中，表不同意义的词的出现频率自然是不同的，比如说，一本写“禽流感”的书中自然是“禽”出现的频率高而一本写“擒拿术”的书中当然是“擒”出现的频率高，若依据对前一本书的统计结果就认定飞禽的“禽”应占据初形“禽”，那么根据后一本书的统计结果，是否又应当认为“擒拿”的“擒”应采用较简的“禽”形呢？王凤阳先生的调查对象都是经典，但正因为是经典，反而未必能反映当时日常生活中某一词的真正使用频率。其三，王凤阳先生自己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与字频说相抵触的反例，即使用频率高的词并没有占据原有的较简单的字形，相反地，使用率低的词反而占住了原先的较简单的字形，最典型的如“辟”。在王先生考察的经典中，共具“辟”形的曾有“避、僻、嬖、譬、壁、臂”⑤，就统计的结果看来，“辟”几乎不如其中任何一个词的应用率高，也就是说“避、僻、嬖、譬、壁、臂”中任一词在前文所列几部作品中的使用率都比“辟”高，但却是使用率最低的“辟”占据了简单的初形。王凤阳先生（1989）对此的解释是：“‘辟’的常用义和君主、法令有关，而君主、法令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其它词只好回避、不敢染指”。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已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今天，仍然看不到一丝一毫将“譬如”的“譬”、“墙壁”的“壁”、“手臂”的“臂”写成“辟”的可能性。因为越是具备某一基本范畴特征的原型，越是容易归类，就越不易失去其范畴的标志。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字频对汉字字形的影响。常用趋简，使用频率高论文导读：的角度来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里的随前变还是随后变都不是随意的，其实质在于人们要自觉地赋予该汉字所表达的基本范畴的字形上的标志——偏旁。“慷慨”是与人的心理活动范畴相关的词，所以“概”随“慷”；“彭湃”指水势，所以“彭”随“湃”。②的类化则更有力地证实了认知规律的赋形过程：当两个字共同加上一个原来未出现在其
的汉字在其使用过程中有明显的简化趋势，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与汉字分化的常态——“加偏旁的类化”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在加偏旁的类化中或许有某一部分使用频率特别高的汉字的确在类化过程中同时受字频的影响占据了原字形，如：“它－蛇”，可以说是受到字频的影响，但同时也可以说是表蛇的“它”形的类化。然而对于使用频率并非特别高的汉字就无所谓字频的作用了，譬如：“丈－杖”，表单位的“丈”和表工具的“杖”完全是不同范畴的东西，在不同的使用人群和不同内容的文献中，其使用频率的统计会大相径庭，没有多少可比性，“丈”的加偏旁只能说是一种赋予范畴特征的过程。因此，字频可以部分解释汉字字形常用趋简的现象，但源于：论文www.7ctime.com
它不是“加偏旁类化”（前人所言“分化的常态”）的原因和决定因素。从本质上说，“加偏旁分化”不是字形繁简的问题，而是以赋予范畴标志的手段来区别意义的问题，是人的认知规律在字形上的体现。

(三)更换偏旁类化的进一步佐证

“更换偏旁”是相对于“加偏旁”的形式而言的，更换偏旁的类化，是指人们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去掉其原先的偏旁而自觉地代之以表新的词义所属基本范畴的偏旁。
在前人的研究中，正如“加偏旁的类化”被称为“加偏旁（形符）的分化”一样，“更换偏旁的类化”也被称为“更换偏旁的分化”，裘锡圭（1988）将这些字称为“改换意符而成的分化字”，认为这些字大部分表示母字的引申义。包括下文要谈到的“双音节词的类化”也有文字学家称其为“分化”。“分化”纯粹是从汉字记词的角度出发所定的名，多数文字学家深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是第二性的理论的影响，从而在研究汉字时，总是习惯性地从语词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汉字字形，因此，在给汉字字形演变的现象进行命名时，总是给它们烙上了语言决定文字的烙印，忽略了汉字系统自身的个性及汉字系统与除汉语之外的其它事物的联系。
更换偏旁的类化进一步证实了这是认知范畴化要求在字形上的反映，而不是简单的初形和复杂的字形之争的问题。因为更换的形符较原形符或许更简单或许更复杂，较原先形符简单的，如“赴－讣”；较原先形符复杂或繁简程度相当的，如“障－嶂－瘴－幛”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字形繁简或字频高低因素，而是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及命名、对于范畴的界定和划分。“更换偏旁”与“加偏旁”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依据认知的范畴化需要给隶属于某一基本范畴的汉字在字形上赋予范畴特征。

(四)双音节词类化的认知赋形

双音节词的类化是很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双音节词中的其中一个字添加上另一字的偏旁或将原先偏旁改变成另一字的偏旁。如：
①慷概－慷慨　坎轲－坎坷　彭湃－澎湃　昏姻－婚姻
另一种则是两个字共同添加同一偏旁。如：
②科斗－蝌蚪　目宿－苜蓿　阿那－婀娜　空同－崆峒有时，这两种过程是交错在一起的。如：
流黄－硫黄－硫磺 马脑－马瑙－玛瑙
对于①，文字学家多认为是一字受另一字的影响而添加或更改形符的，典型的解释如王凤阳（1989），他将这种现象称为“邻近类推”，认为是字在应用中互相挨近所造成的由此及彼的影响，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是不够严谨、不够全面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深入解释这种现象。在这种类化中，有时是后一字的偏旁跟前一字变，如“慷概－慷慨”；有时是前一字跟后一字变，如“昏姻－婚姻”。如果说是“由此及彼”的变化或是“改成具有同样的偏旁”的变化的要求，那么无论是随前还是随后的单向的变化就足以满足这个要求，为什么会出现忽前忽后的双向变化呢？从认知的角度来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里的随前变还是随后变都不是随意的，其实质在于人们要自觉地赋予该汉字所表达的基本范畴的字形上的标志——偏旁。“慷慨”是与人的心理活动范畴相关的词，所以“概”随“慷”；“彭湃”指水势，所以“彭”随“湃”。②的类化则更有力地证实了认知规律的赋形过程：当两个字共同加上一个原来未出现在其中任一字中的偏旁时，无法认为这是“由此及彼”的变化，只能承认这是一种归类过程。“科斗－蝌蚪、目宿－苜蓿、阿那－婀娜、空同－崆峒”的偏旁都是人们依据其词义所属的基本范畴而给它们附加上的。
当然，除了起决定作用的认知范畴化之外，同时起作用的认知机制还有等同相似原则、接近连续原则：人们容易将相同或相似、接近或连续的事物看作是一个整体，反过来说，人们认为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也应当具备相同或相似、接近或连续的特征。双音节词由于常常联袂出现并且其中有很多在词义上有连接、凝固的倾向，容易被人们认知为一个整体，因此，人们会自然地给这个整体中的两个字赋予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尤其是这个整体应当归属到同一个基本范畴中，获得这个范畴的基本特征。正如王力（1980）指出，人们感觉到双音词是一个整体，形旁应该取得一致；裘论文导读：中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请详参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An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20～176页。⑤个别现在不再使用的字形，本文不拟列出。参考文献：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王凤阳.汉字学.长
锡圭（1988）也提及，人们希望记录一个双音节词的两个字之间具有明显的形式上的联系。
三、结语
汉字类化本质上是人类认知领域范畴化作用于字形的结果，是人类认知模式在汉字字形上投射及自觉应用的过程。这种过程始于汉字偏旁的确立，伴随汉字体系化的整个进程。语言与文字都是人类认知的产物，人的认知规律，对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深刻影响。就汉字而言，人的认知规律如何赋形其中，如何从字形演变探究其背后的认知成因，意义重大。汉字类化，是汉字体系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对其进行认知探究，仅仅是汉字认知研究的只鳞片爪。
（本文系石河子大学高级人才启动基金项目“认知与汉字字形研究及其源于：毕业总结范文www.7ctime.com
教学运用”[项目编号：RCSX2006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释：
①本文中偏旁指表意偏旁，后文同此。
②此处仅择用主要内容，具体内容请参见王力《汉语史稿》（1980）
第43页。
③需说明的是，裘先生所说的“偏旁”包括意符和音符。虽然，裘
先生自己也言明“加注音符和改换音符的情况都比较少见”，但其“偏旁”的内涵比本文中“偏旁”的范围稍广。
④本文中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请详参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20～176页。
⑤个别现在不再使用的字形，本文不拟列出。
参考文献：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4]蒋善国.汉字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孙鹏飞　裴蓓 新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汉语教学系 8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