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楚辞王逸以《诗》注《楚辞》历史渊源及其革新

论文导读：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緇，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就是以道家语评价屈原，但他在评价屈原和《离骚》的文章中却主要用儒家的标准，这一方面说明刘安思想的驳杂，而另一方面似乎也反映出比附《诗》义是当时评《骚》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中的文字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评价，
摘　要：以《诗》注《楚辞》是王逸《楚辞章句》运用的阐释方法之一，此种注解方法并非始自王逸，王逸之前的诸多学者已经开始将《楚辞》和《诗经》相提并论，为王逸的《楚辞》阐释规定了大致的路向，而王逸将这一注释方法深入化、系统化，进一步树立了后代《楚辞》学的阐释传统。
关键词：王逸　《诗》　《楚辞》　《楚辞章句》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学史上现存最早的完整著作，是研究《楚辞》最重要的注本，其以《诗》作注解是《楚辞》学史上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以《诗》解释《楚辞》尤其是以《诗》说《骚》并非始自王逸，王逸之前，刘安、司马迁、刘向等都曾以《诗》解释屈原作品，从现存资料来看，淮南王刘安是第一个楚辞研究者，根据《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刘安曾经作过《离骚传》，现已亡佚，汤炳正先生认为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保存了《离骚传》的部分内容，比如“《国风》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段以及“离骚者犹离忧也”以下一直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都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话。①其中“《国风》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緇，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还为班固《离骚序》、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所引用。在这段文字中，刘安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是以孔子所谓“诗可以怨”的观点来解释《离骚》的作意，并且把《离骚》与《国风》和《小雅》作比附，给予《离骚》兼有二者之长的高度评价。众所周知，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一书思想驳杂而以道家为主，而刘安本人思想是可以归入道家的，“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緇，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就是以道家语评价屈原，但他在评价屈原和《离骚》的文章中却主要用儒家的标准，这一方面说明刘安思想的驳杂，而另一方面似乎也反映出比附《诗》义是当时评《骚》的风气。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中的文字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评价，并且更加强调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的人格，同时也非常强调屈原作品的“讽谏”性质，《史记·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③司马迁在这两处提到“讽谏”、“直谏”，　“谏”作为《诗》的最重要的特质，在司马迁的评价体系中是具有很高地位的，所以他对在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不敢直谏颇有微词，这也是他认为其辞赋不如屈原的原因之一。而对屈原之死的一段议论：“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④又表明司马迁对屈原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既对屈原所作所为表示理解和同情，同时又对贾生的观点表示认可，是为坚持理想而死，还是为实现个体价值而“以彼才，游诸侯”，是司马迁的困惑，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困惑，贾谊虽然明确批评屈原的做法，但他的生命历程却解构了他所持的观点。
此后的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向比较单一的方向发展，更加倾向于与《诗》进行对比，更多的讨论《楚辞》是否符合讽喻之旨，是否符合《诗》中所体现的审美原则。刘向受诏校书中秘，刘歆亦参与其中，刘氏父子对《楚辞》专书进行校定和增补，对先秦以及汉代辞赋进行编辑著录和分类，其中包含了他们对《楚辞》的深刻理解，他们对《诗》与《楚辞》关系的理解也是颇具代表性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乃是采刘歆《七略·诗赋略·序》而成，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之体制》云：“班固就《七略》删取其要以为《艺文志》，因散《辑略》之文，分载各类之后，以便观览。后之学者不知其然，以为《七略》只存其六，其实《辑略》之原文具在也。”⑤据此，则今见《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乃是刘歆《七略·辑略》中的《诗赋略》序文，所以《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体现出的关于诗骚的观点，可以看做是刘歆的。《序》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而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临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雄，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⑥
刘歆在其中提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表明他认为《诗》的本质特征和主要功用是讽喻，“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屈原乃是贤人失志之赋，作赋以风，其赋与《诗》一脉相承，有恻隐古诗之义，至于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违背了诗赋创作原则的。虽然扬雄的辞赋创作遭到刘歆“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的批评，但从整体上讲，他的创作兼学屈原和司马相如，根据《扬雄传》的记载，扬雄以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扬雄认为“作赋甚弘丽温雅”，“屈原文过相如”，他晚年对赋的评价有变化，但对屈原的评价仍然很高。《法言·吾子》云：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⑦
在这段话中，扬雄并没有直接提到对屈赋的看法，但他给赋作了划分，认源于：免费论文查重www.7ctime.com
为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之分，结合扬雄说《离骚》“体同诗雅”（《文心雕龙·辨骚》），可知在扬雄的观念中，屈原赋是诗人之赋，符合《诗》所确立的审美标准。源于：职称论文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