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文人邺下文人集团形成文化背景

论文导读：想。士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就变成了个体绝对地服从于仁义道德，并以此为最高的价值的实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儒学成为经典，士子习儒，学而优则仕。利禄之路一开，一方面传业者渐盛，‘大师众至千余人’，且以学问广博相矜，‘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令一方面，受业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
摘要：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伴随王朝的衰颓、儒学的式微，思想文化也趋于多元。在汉末清流之风的影响之下，建安士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它渴望冲破礼的束缚，强调任自然之性。在这种背景下，建安文人关注个体生命存在，追求个体价值实现，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天下为己任，渴望建功立业，成为那个时代文人共同的人生理想。而曹操的崛起以及“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念，使文人找到了实现人生理想的契机。他们齐聚邺下，虽然可能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施展其政治抱负，然而曹氏集团良好的文学环境和文人自身卓绝的文学才华，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邺下文人集团。
关键词：邺下文人集团建安文学文化背景
汉末建安年间，曹氏统治的北中国出现一个邺下文人集团，它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孔融除外）为羽翼，聚集了诸多的文学精英。十余年间，在曹丕、曹植兄弟的直接组织与领导下，邺下文人进行了丰富而频繁的游宴活动。游园宴饮，吟诗作赋，同题共作，书信往来，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促进了魏晋文学自觉的进程，形成了彬彬大盛的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这个文学集团的成因，论者已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加以论述，而笔者认为其成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对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作一阐述。

一、儒学式微与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脱颖而出，压倒众说，上升为统治思想，儒学也由学术文化转变为政治文化。虽顶着孔子那块老招牌，其学说已经不是孔子的真面目了。“他们那时所倡导的，是《春秋》内面的微言大义。最重要的便是那大一统与受命改制的学说。因了这些理论，他们主张罢黜百家，统一思想，建立绝对的君权政治。同时采取邹衍一派的终始五德说，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再加以阴阳五行说，构成一套极神秘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与社会民生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替皇帝装点，使他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已。”这种政治文化的一元化，固然增加了士人对皇权的依附性，树立了帝王偶像崇拜意识，但同时也桎梏了士人的思想。士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就变成了个体绝对地服从于仁义道德，并以此为最高的价值的实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儒学成为经典，士子习儒，学而优则仕。利禄之路一开，一方面传业者渐盛，‘大师众至千余人’，且以学问广博相矜，‘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令一方面，受业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于是士林趋竞，翕然成风。人守六艺，家抱章句，皓首穷经，以求货于帝王家。此种士风几乎笼罩整个西汉一代。”士子的主体意识、人格意识都淹没在死板繁琐的哲学之中，一切惟经是从、惟上（皇权）独尊。
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源于两汉经学的崩溃。究其原因，一则因为两汉经学的命运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后台紧密相关，它的动摇，是大一统政权动摇的必然结果。二则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流行，都必然是因为要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社会混乱，刘汉政权逐步衰落。此后，便是董卓的废帝，群雄并起，东汉灭亡。汉末的大动乱，使统治达四百多年之久的汉代大帝国崩溃瓦解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使旧的封建秩序遭到了破坏，大一统的权威已不复存在，人们的意识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革。士人们归依失所，对儒家的名教和仁政的思想失去信心，逐步从强大的皇权吸引力中游离出来，开始对它的怀疑和否定，皇权的偶像意识逐步坍塌。再加上两次党锢之祸，士子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重要的党人都是忠于皇权，以维护大一统的政权为目的，反对外戚和宦官专权，却最终遭受迫害，这使得士子对朝廷的疏离意识加深。另外，繁僵死的章句之学，在汉代的大一统源于：论文的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政治还能勉强维持的时候，这种学问还可以继续风行，一经政治动摇，就自然为一般士人所厌弃。《后汉书·儒林传序》说：
“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弊，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构造，二百四十房，千八论文导读：
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无论统治者如何想方设法来复兴儒学以维护大一统政权，儒家的正统思想已经失去了其社会存在的根基与心理存在的基础，儒学之式微已成必然。士人们把对于大一统政权和大一统思想的向心力，转向了重视自我，追求个性独立，其主体思想意识在不断的抗争中获得了解放。

二、清流集团对邺下文人集团的影响

汉末清流集团的形成与清谈之风有关。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清谈之名称及其起源自汉至晋有三大变化，“正始以后……以老庄思想为其内容者也，……汉晋之际所谓清谈又与清议为同义语，亦即人物评论是也。……尚有第三种清谈，其意义即是士大夫平时之雅谈。”[3]这里将目光聚集于汉魏之际。东汉清议是一种选拔人才的社会舆论，产生于桓灵时期。“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名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世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4]当时的人物评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其重点是以道德为主。党锢之祸使士大夫清流集团受到重大打击，但这种交游和谈论的风气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随之散播到一般人士之中，使得以善于谈论和臧否人物而著称的人多起来。后来，随着清议向清谈转变，人物品评的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人物品评的方法，是要从人物的外形、表面特征去窥探人物的性情、个性、才能、智能等内在品质和精神。如刘邵说：“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5]到了魏晋，这样品题人物的思路承继汉末而继续发展。“美”作为了品评人物、事件甚至人生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否弃了外在的功名、社会的道德、群体的意义，而转向对个体存在的关注和重视，对个性的标榜与张扬。”[6]这个转变是以刘邵的《人物志》为标志的。《人物志》中涉及了人的性情、才艺、仪容等多方面的内容，甚至提出了人物“有风神”、“有远韵”等美的最高境界。李泽厚认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反映在文化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7]在这种社会背景影响之下，建安士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三国志》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玷污巾帻。其轻易如此！”[8]曹植亦如是。“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与先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迄，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迄，为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9]曹丕要部下在王粲墓前学驴叫，邺下文人在游宴诗歌中所描绘的种种纵乐情形等，都是此种风气下的产物。正因为他们都渴望冲破礼的束缚，强调任自然之性，邺下文人集团才得以形成。

三、曹操崛起与邺下文人集团的关系

东汉末年政治的腐败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了时局的恶化，引起大战乱摘自：学生论文www.7ctime.com
，“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10]。在群雄纷争的血雨腥风中，一代人杰曹操逐渐崛起。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十三年秋，曹操破荆州。这两次历史上有名的战争，不仅确定了曹魏集团在北中国的统治地位，而且对文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邺城原为袁绍的据地，绍曾封大将军、邺侯。汉魏之际，邺城不仅在经济上是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在文化上也有较深的积淀。所以曹操攻克袁绍后，就将邺城作为自己的王业之基，大力发展邺城的文化和经济，为论文导读：卷六七党锢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4-2185页。李崇智：《人物志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9页。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魏晋南北朝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第84页。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众文士齐聚邺下提供了条件。再说荆州，荆州是刘表的据地，刘表是汉室宗亲，也是汉末名士中的重要人物。凭借自己的声望以及绥抚的文化政策，吸引了大批文士来到荆州，有力地促进了荆州的文化事业，使得荆州成为当时文化水准较高的地方。曹操攻克邺下和荆州，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打下了基础，也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从此以后，曹操就以其过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
在汉末重情性、尚通脱的士风影响之下，露才扬己、求为世用成为士人们普遍追求的风尚。曹操“用人唯才”的方针，给士人们实现这一理想带来了契机。曹操在其《求贤令》中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甚至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大力搜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种社会背景为士人们实现政治理想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他们都胸怀理想，积极行动，希望尽快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贤主明君早建功业。如献帝东迁，刘桢投入曹操府中；袁绍惨败，陈琳归附曹操；阮瑀“得太祖诏，即投杖而起”[11]；操慕名诏请徐干，干“力疾应命，丛戍征行”[12]；刘表病卒，王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13]；邯郸淳因“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14]；应玚于官渡之战之前，也受命于曹氏。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文人对自我才能的自信，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这个时代士风的主旋律。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写到：“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滋国矣。”众文士正是在确立了对曹氏集团的认同，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而齐聚邺下的。
宗白华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5]邺下集团的形成，原是为了文人心中难以熄灭的政治热情，缘于文士对自我才能的自信，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但在客观上，众多才华横溢的文士聚集于此，就为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个人的独立性受到重视，时代的使命感和主旋律促成这个群体的凝聚力，尤其是曹氏统治者对文学价值的充分认识和重视，也是这一群体存在的纽带。
注释：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4]范晔：《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4-2185页。
[5]李崇智：《人物志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9页。
[6]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魏晋南北朝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7]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第84页。
[8][9][10][11][13][14]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页，第358页，第359页，第357页，第360页。
[12]徐干：《中论》，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年版，第33页。
[15]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柯迁娣安徽省池州学院中文系24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