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黄土再说“黄土地上奇迹”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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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20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
摘自：写论文www.7ctime.com
10月11日，瑞典学院宣布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12日清晨，我上街买下了《信报》、《明报》、《苹果日报》、《南华早报》等11家报纸，读了有关莫言的全部新闻和文章。这才发现，莫言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感到“又惊又喜”。与莫言的感受不同，我“只喜不惊”。莫言得奖，我们的母亲语言再一次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当然“喜”，当然高兴极了。就个人情感而言，1989年出国之后，我除了写作大量评述高行健的文章之外，对莫言也给予“黄土地上的奇迹”（参见下文）这样的最高评价。现在终于证明，把莫言视为奇迹的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地球北角的瑞典学院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当然是喜极了。不过，我确实不感到惊讶。高行健获奖之后，我在香港各大学作了多次讲演，讲后听众几乎都提出这个问题：高行健之后最有希望得奖的是谁？我坦率地回答：可能是莫言和李锐。理由是他们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和最高水准，而且其代表作都早已译成英文，部分还翻译成瑞典文，进入瑞典学院院士们的视野。当代中国作家虽然也有其他杰出者，如贾平凹、阎连科、余华、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等，其水平也可获奖，可是，他们的作品都未能及时地译为院士们看得懂的文字，都没有莫言与李锐幸运。
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非常有见识的选择。和12年前把诺奖授予高行健一样，瑞典学院此次又为世界文学批评史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真正超越政治、超越市场，只把文学水平与文学质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评选，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诺贝尔文学奖创立110年来，始终守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从文学的视角看，莫言虽不能说就是“世界冠军”，但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他和高行健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是天才。只是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高行健属于冷文学，长于内敛，自始至终用一双冷静的眼睛看人生、看人性、看世界、看自我；而莫言则属于热文学，长于外射，生命充分燃烧，双臂热烈拥抱社会现实。两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荒诞”写作的先驱，但高行健更近卡夫卡，莫言更近马尔克斯。两人都充满灵魂的活力，但高行健的语言似更精粹，结构更为严谨，小说“艺术意识”更强，而莫言则挥洒自如，天马行空，语言虽不如高行健简约，却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其幽默更是自然独到，读后总是让我笑弯了腰。最让我震撼的《酒国》、《生死疲劳》和《蛙》，其想象力几乎可以说抵达了极致。20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了《酒国》之后，身心被摇撼得难以自持，舍不得把小说印刷本送人，就和妻子菲亚在复印机旁站了半天，复印了两本，一部送给马悦然夫妇，一部送给罗多弼教授。事隔20年（2011），我又再次讲述《酒国》，把它和《受活》（阎连科）、《兄弟》（余华）放在一起进行评论。潘耀明兄把此文（《“现代化”刺激下的疯狂病》）发表于《明报》。文中我如此说：
《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20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住大陆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莫言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他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现实社会中的“荒诞”属性，因为关注得真诚，写得真实，又自然地显现出罕见的批判性力度。《生死疲劳》的艺术手法与写作风格类似《酒国》，但它的历史内涵更为深广。《酒国》写的只是市场化、城市化瞬间人们的疯狂，带有很大的喜剧性，而《生死疲劳》则将悲剧与荒诞剧同时展示。它通过一个在土改运动中被论文导读：
处决的名为西门的地主“六道轮回”（先后投胎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再度投胎为人）的故事，呈现了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型期的大动荡和悲喜歌哭。小说把巨大的历史沧桑与佛教的转世轮回融合为一，然后作出神奇性的宏大叙述，令人读后不能不拍案叫绝，也令人不能不承认莫言的巨大叙事才能和艺术的原创性。有些论者，因为莫言曾有“法兰克福书展退席事件”和参与“联袂抄录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事件”而认定瑞典学院的选择带有迎合中国当局的倾向，其实，这恰恰证明瑞典学院只考虑文学价值，不干预作家的某些带有政治性的行为，也就是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并不为某些政治表象所遮蔽而是直接拥抱作家作品。能穿透表象而看到真实的文学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何况就精神倾向而言，莫言并非面对黑暗不语“不言”。他的正直声音布满天下，每一部作品都有巨大的良知呐喊和良知力量。对于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数十年政治荒诞现象，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从《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台之歌》、《十三步》到《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以及《食草家族》、《红树林》，甚至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等等，哪一部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哪一部没有良知的呼吁？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莫言进行十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却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感觉，但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而选的可能。源于：论文格式字体要求www.7ctime.com
我喜欢莫言，正是因为他至今仍然像个孩子，仍生活在长满红高粱的儿童共和国里。这一共和国的公民是拒绝—切面具和一切包装的。莫言的散文没有任何包装、连知识的包装也没有。散文最能反映作者本人的性情人格，这部散文集所反映的莫言是活水，是沧浪，是狮子，是粗犷的大自然。当作家们在玩语言、玩技巧、玩知识而玩得走火入魔的时候，莫言却说“不”，他拒绝语言的遮蔽和学问的遮蔽，绝对不能让词章和书本遮蔽真生命，更不能遮蔽那颗在高密故乡生长起来的敢哭敢笑敢爱敢恨的童心，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只能让爷爷的手臂和歌声推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直往前走。正是这种选择，造就了当代中国的赤子和天骄似的作家莫言！
（原载《明报月刊》2000年第4期）
[旧文三]
黄土地上的奇迹
（写于2000年）
结束在加州的访问之后，3月18日莫言来到科罗拉多。19日先到落矶山中游玩后到我家中聊天，20日在丹佛大书店参加英译本《酒国》发行签字仪式，21日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作“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的演讲，并和葛浩文一源于：论文封面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起朗读《酒国》。演讲之后，教学厅里排长队购买《酒国》，我站着观赏莫言签字40分钟。22日，莫言飞往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等处访问，我则埋头阅读他的两部小说集《师傅愈来愈幽默》和《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以及他在美国的另外三篇讲稿：“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福克纳大叔，你好吗？”、“我的《丰乳肥臀》”。
听了莫言的演讲和阅读他的新书之后，我的脑子里立即产生这么一个意念：莫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既是文学创作的奇迹，又是个体生命的奇迹。
莫言出生于1955年，童年时代正好遭逢大饥荒。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我也经历过，也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但听了莫言的饥饿故事，仍然吃惊和震动。他的童年真正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个五六岁的孩子，一年三季（春、夏、秋）赤身，冬天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那时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他却依然在雪地上滚爬。除了寒冷之外，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饥饿，饿得他和其他孩子“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们吃光了树上的叶子就吃树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啃得遍体鳞伤”。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他们就一拥而上，每人抢一块咯嘣咯嘣论文导读：别的话，那就是比禽兽更贪婪，更疯狂。随着人的变质，城市也发生变质，即如巴尔扎克所说的“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这种生物的口里念念有词，甚至还标榜某种“主义”，而实际上共同崇奉一种伪宗教，这就是“金钱拜物教”和“本能拜物教”。怎样写论文www.7ctime.com上一页123
吃起来，而且愈嚼愈香。在饥饿的煎熬下，他的身上几乎没有肌肉，肚子却大得像大水罐子。为了生存下去，他的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女人在给生产队拉磨时趁着干部不注意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以逃过下工时搜身检查），回家后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与孩子。
在这种难以存活的环境中，莫言竟然没有饿死，竟然活了下来并生长出一颗充满活气的大脑袋，这颗大脑袋竟生产出第一流的小说，这不是奇迹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一奇迹？他奶奶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没有受不了的罪。在老人家的解释里透露出一个信息：莫言拥有家传的奇异的生命意志。除了意志之外，“受罪”的体验又赋予他无尽的写作资源。经历、意志，再加上一个天才的感觉，便使莫言获得成功。
（原载《明报》2000年3月30日）
[旧文四]
“现代化”刺激下的疯狂病
——《酒国》（莫言）、《受活》（阎连科）、《兄弟》（余华）三部小说的批判指向
《酒国》、《受活》、《兄弟》等三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莫言、阎连科、余华，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坛最富有灵魂活力的作家。（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贾平凹等）所谓最有灵魂的活力，是指他们具有文思泉涌、不断创造的特点，即作品一部接连一部，一部超越一部，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少见的现象。对美国精神有深刻影响的大散文家爱默生说过一句话：唯一有价值的是拥有活力的灵魂。如果说，高行健在西方表现出汉语写作的活力，那么，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等作家的价值，则在于他们呈现了中国大陆当作的活力。
三部小说的历史语境：《酒国》于1989年开始写作，1992年完成。这之后莫言又出版了《食草家族》（1993）、《师傅愈来愈幽默》、《丰乳肥臂》、《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最后一部完成于2010年。阎连科的《受活》完成于1994年。这之前他已出版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七部长篇。这之后他又出版了《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长篇。余华的《兄弟》出版于2005年，这之前他出版过《活着》、《许三观记》、《鲜血梅花》、《战粟》、《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子》、《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等。
莫言、阎连科、余华出现于上个世纪十年代，又在本世纪头十年续领。他们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进入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不是发生一般性的变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所谓大转型，是指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大转换。这三十年，中国打开国门，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产生了千年之裂变：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开始了一个被称作“现代化”也可称为“全球化”的急速城市化历史裂变时期。国家精英转入城市，工商业空前兴盛，整个时代的主题是“发展”二字。但是“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则是“道德”的崩溃。十七、八年前李泽厚先生（中国当代最卓越的哲学家）和笔者共著的《告别革命》（已有韩文版）早已指出，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即总是在历史主义与主义的二律背反中前行。历史主义讲的是“发展”，主义讲的是“善”（道德），发展中付出道德代价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可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代价。这是思想者理性的认识。但是作家的认识却往往偏于感性，他们往往只对时代作出评价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呈现历史发展中血淋淋的代价。上述三部小说所呈现的正是中国急速城市化之后，城市中所发生的人性变态和道德沦丧的罪恶。这种罪恶骇人听闻，充满狂热病毒与味。作者在作品中不设道德法庭，只是冷静地描述，但其笔下所展示的情景却让读者看到中国整个体系的瓦解，道德边界即良心边界的倒塌。为了达到享受现代生活的利益目标，现代化的先锋们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不惜“吃人”、“吃婴儿”。肮脏、污浊、卑鄙、无耻，这些历来责骂不道德的字眼，已经不足以批评城市的黑暗，只有对“真实”社会状态的呈现才能说明一切。莫言、阎连科、余华共同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物质的强烈刺激下，人已变成另一种生物。这种生物乃是的动物，金钱的动物。这种动物除了拥有语言之外，与禽兽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比禽兽更贪婪，更疯狂。随着人的变质，城市也发生变质，即如巴尔扎克所说的“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这种生物的口里念念有词，甚至还标榜某种“主义”，而实际上共同崇奉一种伪宗教，这就是“金钱拜物教”和“本能拜物教”。怎样写论文www.7ctime.com
摘自：写论文www.7ctime.com
10月11日，瑞典学院宣布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12日清晨，我上街买下了《信报》、《明报》、《苹果日报》、《南华早报》等11家报纸，读了有关莫言的全部新闻和文章。这才发现，莫言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感到“又惊又喜”。与莫言的感受不同，我“只喜不惊”。莫言得奖，我们的母亲语言再一次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当然“喜”，当然高兴极了。就个人情感而言，1989年出国之后，我除了写作大量评述高行健的文章之外，对莫言也给予“黄土地上的奇迹”（参见下文）这样的最高评价。现在终于证明，把莫言视为奇迹的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地球北角的瑞典学院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当然是喜极了。不过，我确实不感到惊讶。高行健获奖之后，我在香港各大学作了多次讲演，讲后听众几乎都提出这个问题：高行健之后最有希望得奖的是谁？我坦率地回答：可能是莫言和李锐。理由是他们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和最高水准，而且其代表作都早已译成英文，部分还翻译成瑞典文，进入瑞典学院院士们的视野。当代中国作家虽然也有其他杰出者，如贾平凹、阎连科、余华、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等，其水平也可获奖，可是，他们的作品都未能及时地译为院士们看得懂的文字，都没有莫言与李锐幸运。
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非常有见识的选择。和12年前把诺奖授予高行健一样，瑞典学院此次又为世界文学批评史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真正超越政治、超越市场，只把文学水平与文学质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评选，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诺贝尔文学奖创立110年来，始终守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从文学的视角看，莫言虽不能说就是“世界冠军”，但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他和高行健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是天才。只是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高行健属于冷文学，长于内敛，自始至终用一双冷静的眼睛看人生、看人性、看世界、看自我；而莫言则属于热文学，长于外射，生命充分燃烧，双臂热烈拥抱社会现实。两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荒诞”写作的先驱，但高行健更近卡夫卡，莫言更近马尔克斯。两人都充满灵魂的活力，但高行健的语言似更精粹，结构更为严谨，小说“艺术意识”更强，而莫言则挥洒自如，天马行空，语言虽不如高行健简约，却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其幽默更是自然独到，读后总是让我笑弯了腰。最让我震撼的《酒国》、《生死疲劳》和《蛙》，其想象力几乎可以说抵达了极致。20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了《酒国》之后，身心被摇撼得难以自持，舍不得把小说印刷本送人，就和妻子菲亚在复印机旁站了半天，复印了两本，一部送给马悦然夫妇，一部送给罗多弼教授。事隔20年（2011），我又再次讲述《酒国》，把它和《受活》（阎连科）、《兄弟》（余华）放在一起进行评论。潘耀明兄把此文（《“现代化”刺激下的疯狂病》）发表于《明报》。文中我如此说：
《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20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住大陆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莫言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他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现实社会中的“荒诞”属性，因为关注得真诚，写得真实，又自然地显现出罕见的批判性力度。《生死疲劳》的艺术手法与写作风格类似《酒国》，但它的历史内涵更为深广。《酒国》写的只是市场化、城市化瞬间人们的疯狂，带有很大的喜剧性，而《生死疲劳》则将悲剧与荒诞剧同时展示。它通过一个在土改运动中被论文导读：
处决的名为西门的地主“六道轮回”（先后投胎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再度投胎为人）的故事，呈现了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型期的大动荡和悲喜歌哭。小说把巨大的历史沧桑与佛教的转世轮回融合为一，然后作出神奇性的宏大叙述，令人读后不能不拍案叫绝，也令人不能不承认莫言的巨大叙事才能和艺术的原创性。有些论者，因为莫言曾有“法兰克福书展退席事件”和参与“联袂抄录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事件”而认定瑞典学院的选择带有迎合中国当局的倾向，其实，这恰恰证明瑞典学院只考虑文学价值，不干预作家的某些带有政治性的行为，也就是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并不为某些政治表象所遮蔽而是直接拥抱作家作品。能穿透表象而看到真实的文学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何况就精神倾向而言，莫言并非面对黑暗不语“不言”。他的正直声音布满天下，每一部作品都有巨大的良知呐喊和良知力量。对于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数十年政治荒诞现象，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从《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台之歌》、《十三步》到《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以及《食草家族》、《红树林》，甚至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等等，哪一部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哪一部没有良知的呼吁？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莫言进行十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却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感觉，但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而选的可能。源于：论文格式字体要求www.7ctime.com
我喜欢莫言，正是因为他至今仍然像个孩子，仍生活在长满红高粱的儿童共和国里。这一共和国的公民是拒绝—切面具和一切包装的。莫言的散文没有任何包装、连知识的包装也没有。散文最能反映作者本人的性情人格，这部散文集所反映的莫言是活水，是沧浪，是狮子，是粗犷的大自然。当作家们在玩语言、玩技巧、玩知识而玩得走火入魔的时候，莫言却说“不”，他拒绝语言的遮蔽和学问的遮蔽，绝对不能让词章和书本遮蔽真生命，更不能遮蔽那颗在高密故乡生长起来的敢哭敢笑敢爱敢恨的童心，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只能让爷爷的手臂和歌声推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直往前走。正是这种选择，造就了当代中国的赤子和天骄似的作家莫言！
（原载《明报月刊》2000年第4期）
[旧文三]
黄土地上的奇迹
（写于2000年）
结束在加州的访问之后，3月18日莫言来到科罗拉多。19日先到落矶山中游玩后到我家中聊天，20日在丹佛大书店参加英译本《酒国》发行签字仪式，21日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作“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的演讲，并和葛浩文一源于：论文封面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起朗读《酒国》。演讲之后，教学厅里排长队购买《酒国》，我站着观赏莫言签字40分钟。22日，莫言飞往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等处访问，我则埋头阅读他的两部小说集《师傅愈来愈幽默》和《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以及他在美国的另外三篇讲稿：“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福克纳大叔，你好吗？”、“我的《丰乳肥臀》”。
听了莫言的演讲和阅读他的新书之后，我的脑子里立即产生这么一个意念：莫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既是文学创作的奇迹，又是个体生命的奇迹。
莫言出生于1955年，童年时代正好遭逢大饥荒。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我也经历过，也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但听了莫言的饥饿故事，仍然吃惊和震动。他的童年真正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个五六岁的孩子，一年三季（春、夏、秋）赤身，冬天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那时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他却依然在雪地上滚爬。除了寒冷之外，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饥饿，饿得他和其他孩子“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们吃光了树上的叶子就吃树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啃得遍体鳞伤”。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他们就一拥而上，每人抢一块咯嘣咯嘣论文导读：别的话，那就是比禽兽更贪婪，更疯狂。随着人的变质，城市也发生变质，即如巴尔扎克所说的“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这种生物的口里念念有词，甚至还标榜某种“主义”，而实际上共同崇奉一种伪宗教，这就是“金钱拜物教”和“本能拜物教”。怎样写论文www.7ctime.com上一页123
吃起来，而且愈嚼愈香。在饥饿的煎熬下，他的身上几乎没有肌肉，肚子却大得像大水罐子。为了生存下去，他的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女人在给生产队拉磨时趁着干部不注意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以逃过下工时搜身检查），回家后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与孩子。
在这种难以存活的环境中，莫言竟然没有饿死，竟然活了下来并生长出一颗充满活气的大脑袋，这颗大脑袋竟生产出第一流的小说，这不是奇迹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一奇迹？他奶奶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没有受不了的罪。在老人家的解释里透露出一个信息：莫言拥有家传的奇异的生命意志。除了意志之外，“受罪”的体验又赋予他无尽的写作资源。经历、意志，再加上一个天才的感觉，便使莫言获得成功。
（原载《明报》2000年3月30日）
[旧文四]
“现代化”刺激下的疯狂病
——《酒国》（莫言）、《受活》（阎连科）、《兄弟》（余华）三部小说的批判指向
《酒国》、《受活》、《兄弟》等三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莫言、阎连科、余华，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坛最富有灵魂活力的作家。（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贾平凹等）所谓最有灵魂的活力，是指他们具有文思泉涌、不断创造的特点，即作品一部接连一部，一部超越一部，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少见的现象。对美国精神有深刻影响的大散文家爱默生说过一句话：唯一有价值的是拥有活力的灵魂。如果说，高行健在西方表现出汉语写作的活力，那么，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等作家的价值，则在于他们呈现了中国大陆当作的活力。
三部小说的历史语境：《酒国》于1989年开始写作，1992年完成。这之后莫言又出版了《食草家族》（1993）、《师傅愈来愈幽默》、《丰乳肥臂》、《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最后一部完成于2010年。阎连科的《受活》完成于1994年。这之前他已出版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七部长篇。这之后他又出版了《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长篇。余华的《兄弟》出版于2005年，这之前他出版过《活着》、《许三观记》、《鲜血梅花》、《战粟》、《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子》、《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等。
莫言、阎连科、余华出现于上个世纪十年代，又在本世纪头十年续领。他们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进入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不是发生一般性的变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所谓大转型，是指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大转换。这三十年，中国打开国门，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产生了千年之裂变：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开始了一个被称作“现代化”也可称为“全球化”的急速城市化历史裂变时期。国家精英转入城市，工商业空前兴盛，整个时代的主题是“发展”二字。但是“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则是“道德”的崩溃。十七、八年前李泽厚先生（中国当代最卓越的哲学家）和笔者共著的《告别革命》（已有韩文版）早已指出，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即总是在历史主义与主义的二律背反中前行。历史主义讲的是“发展”，主义讲的是“善”（道德），发展中付出道德代价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可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代价。这是思想者理性的认识。但是作家的认识却往往偏于感性，他们往往只对时代作出评价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呈现历史发展中血淋淋的代价。上述三部小说所呈现的正是中国急速城市化之后，城市中所发生的人性变态和道德沦丧的罪恶。这种罪恶骇人听闻，充满狂热病毒与味。作者在作品中不设道德法庭，只是冷静地描述，但其笔下所展示的情景却让读者看到中国整个体系的瓦解，道德边界即良心边界的倒塌。为了达到享受现代生活的利益目标，现代化的先锋们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不惜“吃人”、“吃婴儿”。肮脏、污浊、卑鄙、无耻，这些历来责骂不道德的字眼，已经不足以批评城市的黑暗，只有对“真实”社会状态的呈现才能说明一切。莫言、阎连科、余华共同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物质的强烈刺激下，人已变成另一种生物。这种生物乃是的动物，金钱的动物。这种动物除了拥有语言之外，与禽兽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比禽兽更贪婪，更疯狂。随着人的变质，城市也发生变质，即如巴尔扎克所说的“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这种生物的口里念念有词，甚至还标榜某种“主义”，而实际上共同崇奉一种伪宗教，这就是“金钱拜物教”和“本能拜物教”。怎样写论文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