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博弈内部权力博弈模型与制度反思学位

论文导读：
摘要：“主语式”权力体系是大学内部权力博弈的基础。基于“多人囚徒困境（MPD）”模型分析，在行政或学术权力内部的博弈中导致了学术或行政主体得益上的变化。并且当不同权力主体博弈时，在利益变化的影响下，容易形成大学里行政的“本位化”和学术人员进取心的缺失。权力个体的理性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集体的理性，制度产生的内在约束力是大学内部权力正常运行的轨道，也是解决集体非理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大学权力；博弈模型；均衡
1672-4038（2012）07-0021-06
大学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的学术组织，围绕着学术所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职能的综合体俨然成为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机构的特征。但是，大学作为正式组织也具有一般组织所拥有的“官僚”等级的形式。所以，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中。人们常常将“学术”和“行政”的并列当作研究大学组织的一对范畴。我国关于大学“去行政化”概念的提出，无疑也与此相关。无论学者如何界定“行政化”的概念，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大学中行政的“本位化”导致了学术的被“边缘化”。“学术至上”的一元价值观让位于“管理至上”、“利益至上”和“数量至上”的多元价值观。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权力博弈与制度构建的问题。

一、大学中的“主语式”权力体系

我国关于大学权力的定义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在权力概念的研讨中不断出现“消解”和“批判”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对大学中权力定义的语义成分、依据及范围缺乏清晰的认识。
首先，学术界对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定义大体分为三种，以“学术权力”为例：一种是将“学术”当作主语来看待，如“由学术人员或者学术机构拥有的……”；其二是将“学术”当作宾语使用，典型的即“管理学术事务的……”；第三则是将学术作为定语看，一般可以定义为“以高深知识的独占性为基础或者来源的……”。如果在这样三种截然不同的定义方式下，不难想象任一种解读方式是无法理解与其不同的定义的。
其次，国内的研究者之所以对大学权力有着浓厚兴趣，关键是受到现实中“问题意识”的指引。当大学组织科层制的管理色彩浓厚，与以学术为志业的松散式管理模式产生矛盾的时候，类似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中的“学术”和“行政”可以作为权力的来源（定语）看待，与之平行的其他类型权力应该是来源于市场力量的“市场”权力，所谓政治权力、学生权力、外部权力等可以划归到上述三种权力中去；而当我们谈到权力博弈的概念时，应该明确“权力”本身是无法博弈的，根本上还是由权力的某一“主体”通过策略的选择。影响和改变其他“主体”，以实现某种利益的过程，才是权力博弈的正确理解。所以。“主语式”的权力定义同样也在问题域中适用，并且应该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定义方式。
再次，要明确权力定义的范围是“学术场域”。大学中权力概念的独特性是在学术领域中体现出来的，脱离了这一领域的权力解读都是一种缺少了“灵魂”的定义方式。在大学中漫谈后勤修理问题、行政服务人员的聘任、晋级并不能体现出大学中的独特现象，其权力在一般组织中都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在考虑“主语式”权力定义的时候。一些并非在“学术场域”发生的现象不应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该纳入视野。

二、权力主体内部的多元博弈

大学中的权力结构既是“主语式”权力的聚合体，又是在权力主体的博弈中反映出大学组织秩序的均衡状态。当我们在思考权力博弈这一概念的时候，常常将思维停留在不同权力主体相互之间的影响，而缺乏对某一主体内部博弈的认识。事实上，不同主体在某一个学术领域范围内的博弈之所以可能产生均衡失范的归因，根本上还在于相同主体内部的多元博弈导致了不同主体博弈时在利益支付（payoffs）上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而言，有必要在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等各自主体的范畴内探讨博弈均衡点和发展趋势。

(一)“囚徒困境”的扩展模型

“囚徒困境”作为博弈理论的经典案例已经广为人知。这个例子讲述的是两个囚徒分别采取符合个体理性的策略选择，却没有得到它们所期望的境遇，反而呈现出集体非理性的特征。在此，我们将一般“囚徒困境”模型稍作拓展，可以在学术场域中给出一个标准的“多人囚徒困境”（MPD）模式：（1）有n个主体，每一个都有相同的二元选择和相同的收益；（2）无论他者如何选择，每个主体都有一个偏好的选择，并且这个偏好的选择也是其他主体偏好的选择；（3）无论主体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周围选择不受偏好的决策的人越多，他就越能获得效用改进；（4）对于某个比1大的数字p，如果在数量上大于等于p的主体选择了不受偏好的决策，而剩下的人选择了受偏好的决策，那么这些选择了不受偏好的决策的主体将比全部主体都选择偏好的决策时获得的效用更大。由此可见，p是一个关键的参数，它表示能够走出“困境”获得效用改进而选择不受偏好策略的联盟的最小规模。
大学内部与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相关的各种活动和管理行为很多。在各自的范畴中，由于每一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策略选择，都会产生形式各样的均衡点。行政主体可能会在学科重点建设、学术资源分配、科学研究评价、教学质量评估等学术领域方面力图拥有主导权：另一方面，减少主导和控制同样是行政主体基于学术理念之下的一种选择。而学术人员也试图通过一种自我管理的方式在学术领域内自由发展，因为他们坚信，“如果组织设法通过等级制来建立合法性控制，那么，对这个组织来说，不仅会失去控制，而且也不能确定专业人员是否会向组织所希望的那样工作。”于是，在行政和学术各自的范围内也会产生由类似二元选择而形成的均衡点，以及在学科环境和制度影响下的一些发展趋势。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同样设定多个行政主体或多个学术主体内部分别拥有两种选择和相同的收益。图一展示了基于这种选择之下的博弈模型：
以行政主体之问的博弈为例，对图一中的模型做一解析。大学内部有n个行政主体，每个行政主体都在学术事务范围内拥有相同的二元选择（主导，不主导），两条曲线L和R分别代表新加入的主体在两种选择之下的收益变化。我们同时设定“主导”是行政主体的偏好选择L，“不主导”论文导读：
是行政主体的非偏好选择R，横轴上的任一点代表非偏好选择的人数。如，当p点处在n/3处时，这两条曲线R、L在p点对应纵向的收益值分别表示：对于某一个新加入的行政主体，当其他n个主体有1/3选择“不主导”，2/3选择“主导”，他选择R或L时获得的效用。对应的虚线则代表总平均效用。

(二)多元博弈的现实解读

作为大学行政岗位上的领导者，主导学术事务的心态和策略选择是基于本身职责和利益之下的一种选择偏好，然而这样的选择在现实的情境中往往带来学术发展上的困境。一方面，大学的本质是学术性，学者是学术的代言人。在大学中真正的学者虽然置身于“行政逻辑”和“市场思维”（market mentality）的框架下，但仍然试图通过自由的方式去达到学术的目的，以学术理念的有效建构和实施达成“思想者”的本质。管理主义情境中的控制、主导模式容易使得学术的发展缺少创造性和活力。更有甚者，一些机械、僵化、呆板的体现行政权力价值观的评价制度，必然对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带来危害。另一方面，行政领导一无例外地需要关注行政事务性的工作，“一个被日常事务搞得焦头烂额的院长是不会有闲暇对已有的决策进行反思的，也很难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为此，如果所有的行政主体都选择偏好策略。其结果必然是学术自由的黯弱和创造性的缺失。对于这样的偏好L曲线，被认为左起于原点，并向右逐渐升高，可能渐趋平缓，但是不会下降。这也意味着，当大部分主体都选择“不主导”策略的时候，新加入主体选择“主导”策略的效用反而不低，体现出明显的“搭便车”效应；另一方面，行政化的趋势依旧存在，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面对即时的功利之心，人们往往选择的是退却或是浮于表面的应对。从图一中可以看出，当有一部分行政主体（人数超过p）选择非偏好策略时，无论是这部分群体的效用还是总平均效用都将高于所有行政主体选择偏好决策（图一坐标原点处）获得的效用，并且总平均效用随着选择“不主导”策略的行政主体人数的增加而出现最大值。由此可见，p在这里是一个形成联盟的关键参数，正如有些大学采取委员会决策的治理方式，委员会制与个人负责制并行的模式可以看作非偏好策略选择人数的不断增加。联盟内的主体通过集体决策或者管理的方式彰显学术理念，更好地实现学术目标，但同时也带来联盟以外的主体选择“主导”策略时利益支源于：毕业论文致谢信www.7ctime.com
付的增加。当然，形成类似的联盟是学术发展的期望目标，而大于等于p的产生除了文化上的自觉之外，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制度上的调整和建构，这也是培养为真理而真理的“思想者”的根本保证。
同理，在学术群体内部，也可以发现相似的博弈模式。在现行制度的导向下，科研成果的评价体制、学术资源的分配等无一不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博弈理论告诉我们，“许多人总是在依赖于别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模式”。每一个以即时利益为先的学术人员必然趋之若鹜，于是乎垃圾文章、学术接踵而至，那种“时时拷问自我之良心，面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疲软和衰退，始终不曾枯竭求进向上的意志品质”正在悄然远去，部分学术人员正在现实与理想的挣扎中失去进取的。尽管如此，大学里也依然存在着许多对大自然、知识和真理充满渴求、好奇的学者，他们“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那些甘坐冷板凳、耐心研究学问的学人俨然形成一个摆脱“困境”的联盟。他们能够经受住学科评价的拷问，超然于学科基金之外，很多创造出的文本。“经受了长时段的严厉考验而逐渐经典化（canonization），成为学科理智演化的历史路标和概念系谱的一部分”。如同行政主体内部的博弈一样，尽管联盟p的扩大有助于联盟内部的整体效用增加，但在制度、资源导向下，学术上的功利之心依然能带来更大的收益。无可置疑，上述两类主体内部的多元博弈导致了不同主体之间博弈时利益支付的变化。

三、大学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

大学组织中的权力主体包括学术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学生等，他们两两之间都存在着博弈。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在“主语式”的权力语境下重点考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问的博弈，以下模型能够宏观、抽象、代表性地说明一些问题。这个模型所涉及的主题范畴是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在主导与非主导之间能否达成平衡状态、学术人员能否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拥有进取心（此处指长远利益下的进取）。大学组织中一样存在着科层的组织体制，自然会对专业人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并由此产生权力的可能。我们在此要分析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的理性，在受到另一方策略选择的影响下，会形成怎样的均衡状态，以及如何改变集体非理性的情形。图二模型中首先假设该博弈为不完全信息（即博弈双方对彼此的支付情况并非完全了解），因为在图一中学术或行政内部的博弈，带来的利益支付随着多元博弈均衡点的变化而改变；其次假设博弈双方同时行动进行策略选择。
图二模型中的行政人员有两个策略选择：“不主导”、“主导”，学术人员也有两个策略选择：“进取”、“不进取”，这个简单的模型大体说明了权力主体博弈的实际状况。（不主导，进取）是使行政和学术人员都能得到较大收益的策略组合，而（主导，不进取）虽然对学术发展不利，但是双方都能从现实中获益。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的得益比较起来，第一象限明显是“帕累托最优”，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可以达到双赢，然而正是由于二、四象限中不确定值x和Y的变化，导致双方基于自身理性的考虑，反而可能形成（主导，不进取）的“囚徒困境”策略选择。从图二中看出，X指的是在行政人员并非主导、压制状态下，学术人员采取“不进取”策略的得益情况，此时行政人员采取“不主导”策略得益较低；而Y指的是学术人员进取策略下，行政人员“主导”所产生的效用，这时学术人员“进取”的得益也较低。此处，X和Y的数值显然与图一中学术或行政主体内部多元博弈所产生的结果相关。假如图一中的非偏好选择增多时，选择偏好策略亦能获得更高的效用，即行政人员的“主论文导读：均衡。博弈内生规则告诉我们，一切与之有关的规章、条文只会以这样的均衡作为依据，任何违背纳什均衡的协定都是不可信的。如，在行政化的浓厚氛围下，为决策而设立的各种教学委员会、质量保证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无法履行其真正的职能，正是因为这些表面化的程式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均衡状态。而在学术权力内部的多元博弈中，
导”策略和学术人员的功利取向都能拥有“搭便车”的效用。而当X、Y较大时，最终博弈的结果导致“纳什均衡”策略倾向于图二中的第四象限。图一中的多元博弈模型还进一步表明，当一所大学的行政化趋势加剧或者学术氛围不浓的时候，Y和X的数值往往有减弱的趋势，外在的“去行政化”的理念和制度往往能够起到作用，这时候图二的均衡点则在第一或者第四象限内相机抉择。在图二的博弈模型中，每个权力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体理性的选择却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集体的理性，这也阐述了博弈理论中的经典道理：“保证个人自由和权利又能够产生合理利益分配”的模式并不能保证成立。根据博弈论的分析，通过行为策略的调整以达到期望的均衡是解决这种集体非理性的途径。在期望均衡下，通过改变策略对所有参与方不利于集体理性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实现多方共赢的“聚点均衡”。显然，在上述博弈格局中所期望的均衡是以促进学术自由和发展学术为目的的“不主导”和“进取”策略，为了达到这样的“帕累托改进”，我们必须减少博弈模型中第二象限中X的效用，同时还要使第三象限中Y的效用降低。X的减少意味着在行政权力减弱的情况下，倡导学术自由、提供终身教授任职等策略可以使得学术人员形成一个联盟，从而使不进取的得益减少；而Y的减少表明能否为学术人员努力进取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教授治校、摘自：论文查重www.7ctime.com
决策等形成“不主导”策略联盟的制度举措是否可以真正落实。在学术事务的处理上，消减行政权力过度膨胀的趋势，回归学术至上、崇尚真理的一元价值观。

四、大学内部制度构建的反思

在权力博弈话题的讨论中，一直蕴含着两个有意思的命题：如何帕累托改进已经形成的“纳什均衡”？在既定的均衡状态下，我们所制订的一些规则能否真正起到作用？这两个看似仅仅和博弈相关的命题，其实恰恰蕴含着怎样看待大学制度，以及如何建构大学内部制度的关键问题。
根据博弈论的分析，青木昌彦曾经在总结来自不同方面的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制度形式：博弈参与人、博弈规则以及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值得关注的是，后两种分类方式不仅仅代表着两种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而且阐释了博弈的机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从学理上分析，任何一种博弈理论中指代的制度都可以定义为博弈内生规则和博弈外生规则，并分别与前面的第三种、第二种定义相似。“制度就是博弈规则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而内生的。它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以自我实施的，……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和维系，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逐渐演化为制度。”在纳什均衡的基础上而产生的规则体系就是博弈的内生规则。在行政权力内部的多元博弈中，如果所有的行政主体都基于自身的利益而选择“主导”策略的时候，那么图一原点处所对应的L、R曲线的收益值就形成纳什均衡。博弈内生规则告诉我们，一切与之有关的规章、条文只会以这样的均衡作为依据，任何违背纳什均衡的协定都是不可信的。如，在行政化的浓厚氛围下，为决策而设立的各种教学委员会、质量保证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无法履行其真正的职能，正是因为这些表面化的程式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均衡状态。而在学术权力内部的多元博弈中，当一所大学中默默耕耘、潜心学术的学术主体数量超过p的时候，也会形成另外一种均衡，它能够保证学术主体内部博弈的总平均效用不断增加，而且许多彰显学术理念的行为规范也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实际上，围绕权力主体产生的内生规则是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的长期经验的产物，它们代表了重复参与博弈的当事人自我维系的基本预期，这样所形成的制度通过参与方共有的信念变得客观化、规范化。
此外，博弈参与方的得益（利益支付）可以根据一种外生规则加以改变，用以改进权力主体相弈所产生的均衡失范现象。诺思曾经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诺思在考虑制度作为一种博弈规则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外生与内生之分，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将制度化作为走出博弈困境的可能方式。当然，外生规则的产生必须要有一定的目标——即根据公共理性所提出的期望均衡：另一方面，在期望均衡下所作出的行为策略调整，必然是对参与主体的利益支付进行改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权力主体博弈的矩阵（图二）中，X和Y效用的减少将有助于走出“困境”，而这种改变将引导我们深入思考图一中行政或者学术主体内部的多元博弈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化的举措扩大非偏好选择联盟的规模，从而形成一种学术文化，才能有效减少权力主体通过偏好选择获得更大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与学术博弈下主体的利益支付。
制度是保证大学内部权力正常运行的轨道，它所产生的是一种约束力和规范力。内生规则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倾向，外生规则是针对博弈所要达到的期望均衡而做出的改进。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大学内部制度的建构是研究权力主体行为互动的最终目标，然而制度化并不是静态的条文、规章，它一定是根据博弈均衡结果在自我维系和帕累托改进中形成的完整思考——即在博弈论视野下内生规则和外生规则的有机结合。
（责任编辑 石连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