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马斯技术合理性社会批判：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

论文导读：主义社会。”第三，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单面的文化，造就了失去判断能力的单面的人。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主要表现为没有否定性的单面的文化思想，出现全面封闭的话语领域，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马尔库塞指出：“社会的效益和生产力每天都在为这个社会所获取的统治人的权力开脱。如果社会同化它所接触的每一件事物，如果它
摘要：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强化了社会统治；哈贝马斯把技术合理性看做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分析技术如何转变成意识形态，并把技术统治解释成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批判吸收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关系。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的演变，为我们正确看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技术合理性；社会批判；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芬伯格
1008-3758（2012）02-0107-06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对技术的分析与对社会的分析是联系在一起的，以技术合理性解释社会合理性，他们既分析了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揭示出技术的消极影响，激起了人们对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反思。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的马尔库塞（Herbeft Marcuse）、哈贝马斯（JiJrgen Habermas）和芬伯格（AndrewFeenberg）对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具有代表性。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提出批评，他认为技术合理性实际上只是一种工具合理性，技术统治被解释为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一方面批判了马尔库塞技术实体论，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哈贝马斯的技术工具论，他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能够走向一条技术化的道路。

一、马尔库塞的技术合理性与统治合理性

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中立论已经不适合解释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合理性。技术中立论主张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就目的指向而言，它本身并没有固定的价值，因此技术本身不能说是好的或者坏的，但它确实一方面可能成为解放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统治的工具。技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技术的使用者，用得好可以让人获得解放，用得不好可以奴役人。这种技术中立论把技术看做纯粹的工具，认为它适用于任何社会，并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技术的作用。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给人们生活带来了种种变化，同时也加强了社会统治，因此技术合理性除了解释技术的工具性作用外，还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技术通过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并逐步扩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单向度社会或极权社会。第一，在经济领域，技术进步造成了虚假的阶级平等关系，把人们的行为引向消费。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仅可以满足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且可以满足无产阶级或普通民众的需要。正如他说的那样，“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等等。好像阶级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了，马尔库塞指出：“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他指出技术进步满足了人的各种需要，尤其是物质上的需要，看似人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但实际上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各种人分享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让无产阶级或普遍民众接受现实的社会统治关系而已。马尔库塞曾用一个公式来说明技术的意识形态本质：“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按照马尔库塞的解读，我们因追求虚假需求的满足而与我们自己的奴役状态结盟。”
第二，在政治领域，“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马尔库塞指出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控。政府只有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因此社会控制的最好形式就是技术的形式，“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成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技术成了统治阶级的得力工具，运用于统治过程中，技术的控制真正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似乎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适当的维护，以致一切矛盾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表面上满足了人们的利益，而实际上技术处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组织和操控下。现代技术合理性对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就是：“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
第三，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单面的文化，造就了失去判断能力的单面的人。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主要表现为没有否定性的单面的文化思想，出现全面封闭的话语领域，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马尔库塞指出：“社会的效益和生产力每天都在为这个社会所获取的统治人的权力开脱。如果社会同化它所接触的每一件事物，如果它吞并对立面、利用矛盾，那是在显示它的文化优势。”。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让我们相信社会组织灌输给我们的一切谎言，从而消除矛盾，化解冲突，从思想文化上认同现存社会，马尔库塞于是告诉我们：“在富裕和自由掩盖下的统治就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源于：论文摘要怎么写www.7ctime.com
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也就是说，社会以技术为组织起来，通过满足人们各种虚假需要让普通大众失去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功能，变得越来越适应这个社会，接受这个社会的统治，那么人也就成为单面人。
“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用马尔库塞的话解释就是：“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这样我们可以用技术合理性来解释社会“合理化”的双重意义：其一，“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论文导读：为是工具行为，当他们（社会的）针对性地成功地影响对手的决定时，这些行为就是策略行为。哈贝马斯对依据工具合理性的行为作了区分，即工具行为和策略行为。“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
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效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其二，“基于同样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也就是说社会“合理化”是通过技术合理性概念来阐释的，反映了发达工业社会“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合理”指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技术的运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丰富了物质财富，满足了人的需要，“不合理”指技术变成政治统治的工具，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社会便形成了一个极权社会。为了摆脱这样一种极权社会，马尔库塞求助于新理性，“马尔库塞的新理性观，指的是理性在生存斗争中的感性化、审美化。也就是说，新理性观所持的是一种感性化、审美化的人生观”。然而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这意味着技术合理性作为意识形态是内在于技术本身的，因此技术的问题只能靠技术自身来克服，即一种艺术的技术合理性，所以对马尔库塞来说，由于他的解放理论中没有明确的革命主体，他的理论必然走向审美乌托邦和大拒绝。

二、哈贝马斯的工具合理性与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重新分析了马尔库塞的技术合理性及有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讨论了马尔库塞“关于科技进步的双重功能（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论点”。在对马尔库塞的批判分析中，一方面，哈贝马斯赞同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看做重要的生产力，他说：“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部分地赞同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视为意识形态的观点，但不赞同马尔库塞把技术看做内在地包含统治因素的观点。哈贝马斯看到在工具合理性的支配下，整个社会出现了“韦伯时代诊断核心内容的两个主题：即（1），意义丧失主题；（2），自由丧失主题”，但是技术并非内在地包含统治因素，否则怎么去谈人的解放。他说：“假如说马尔库塞的社会分析所依据的那种现象，即技术和统治——合理性和压迫——的特有的融合，只能这样来说明，即在科学和技术的物质的先验中潜藏着一种由阶级利益和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世界设计……，那么离开了科学和技术本身的革命化来谈论解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哈贝马斯便以交往合理性来批判技术合理性，认为技术能够带来效益，存在于自身的应用范围之内，不超越边界的话，技术就是合理的。
依据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分，哈贝马斯展开了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我把‘劳动’或日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实践（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简单地说，哈贝马斯所说的劳动就是目的理性的活动，依据工具合理性发挥作用。工具合理性引导行为指向成功地运用手段达成目的。这些行为者（非社会的）针对性地有效地干涉事物和环境，那么由认知工具引导的行为是工具行为，当他们（社会的）针对性地成功地影响对手的决定时，这些行为就是策略行为。哈贝马斯对依据工具合理性的行为作了区分，即工具行为和策略行为。“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的目的是在社会行为者之间达成相互理解，一种借助语言媒介通过交往而达成的规范共识。哈贝马斯解释技术变成意识形态的秘密隐藏在对待工具行为、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相互作用）的相互关系并以此解释社会结构之中。
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行为和策略行为都指向成功地运用手段达成目的，两者的根本区别表现为工具行为是非社会行为，而策略行为是社会行为。哈贝马斯认为从工具行为意义上来理解技术的作用，并不会得出技术就是意识形态，因为从工具行为的角度看，表现为人通过技术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因此技术是中立性的，“在我看来，那种应当加以理解的事态的最清楚的描述，是马尔库塞的下面的一段话：‘当对自然的改造导致了对人的改造，并且当‘人的创造物’产生于社会在整体并且又回到社会整体时，技术的先验论就是一种政治的先验论。然而，人们仍然可以认为，技术世界的机械系统‘本身’对于政治目的来说仍然是中性（中立）的，它只能加速或阻挠社会的发展’”。如电子技算机既可以为资本主义的管理服务，又可以为社会主义的管理服务，从工具行为来看，技术是中立的，并非内在地具有统治的内涵。那么，为什么技术会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呢？哈贝马斯认为只能用策略行为来解释，也就说，当且仅当技术以策略行为的形式应用于社会结构，超出其边界时才成为意识形态。
社会结构由系统和生活世界构成，劳动是一种工具性的行为，在社会结构分析中主要表现为策略行为，用来解释系统再生产，相互作用是一种交互主体间的交往行为，用来解释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社会存在一个合理化过程，表现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不断分化，系统不断地自我扩张，存在不断脱离生活世界规范的趋向。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两种显著的发展趋势：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以及科学和技术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大，两者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情况。哈贝马斯指出当代技术已经扩张了，不仅在对自然的控制方面，而且在社会的操控方面。如果技术扩张导致社会结构的有效组织这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社会行为的工具化和量化自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广泛运用，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要，技术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可以提高行政机构办事效率。只有当工具主义维持的社会关系结构或系统具有生命力的时候，它才成为有问题的，技术合理性扩大到生活世界领域，人源于：论文结论www.7ctime.com
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采取策略行为，技术便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技术统治论被哈贝马斯解释为生活世界殖民化，技术破坏了生活世界论文导读：他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发展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技术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也要考虑社会的影响，马尔库塞只看到技术研究的技术方面的因素，没有看到社会方面的因素。这也可以从芬伯格的工具化理论来理解这一点。芬伯格指出工具化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初级工具化，二是次级工具化。初级工具化指技
，如此一来生活变得没有意义，人失去了自由。在经济领域表现为金钱对人们生活的控制，人的需要被还原为技术控制的对象；在政治领域，由职业政治家和选举他们的公众作出的政治决断，都可以被还原为带有主观任意性的决断论。作为日常意识的一部分，伴随着解决问题的技术统治论或者目的——合理性的方法向社会生活的扩张，科学主义根本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得以理解的方式。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目的理性的活动同相互作用之间的差异在人的科学意识中，以及在人自身的意识中的消失，从主观上讲是与上述情况相一致的。技术统治论的意识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表现在它掩盖了这种差异。”哈贝马斯指出：“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日益增长的技术的支配权；另一个因素是制度框架对目的理性活动的扩大了的系统的不同程度的被动适应。”这两种发展模式表明技术和交往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存在界限，技术统治论可以被解释为技术超越了其界限而干涉生活世界，并用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结果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个社会制度仅仅靠技术合理性的调节是不够的，重新从政治上建立意志形成过程的一切层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唯一手段，“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

三、芬伯格的技术合理性与技术批判理论

芬伯格把传统的技术理论概括为两种类型：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技术工具论类似于技术中立论，它把技术视为使用者的工具，自身不具有价值，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实体论主张技术构成一个文化系统，具有自主性，能够改变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能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控制。两者都坚持一种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不可改变的，作为非历史主义的技术观排除了技术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忽视了技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方向，从根本上否定技术具有可选择性。芬伯格承认“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技术方面的争论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他认为两人的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他指出哈贝马斯实际上坚持一种技术工具论，在交往和技术控制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说：“哈贝马斯的方法意味着，技术在它适当的领域内是中立的”。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坚持一种技术实体论，指出技术的广泛扩张导致政治上的控制。芬伯格认为两人理论的根源于：论文怎么写www.7ctime.com
本缺陷就是没有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他提出了一种可以选择的技术批判理论，既然生活世界已经被技术改变，那么就必须深入到技术生活的内部进行批判，强调社会规范和价值的选择在技术设计和应用中的作用，从而对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技术建构主义认为技术总是处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之中的，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设计技术，由于技术包含着多种可能性人们便可以从中作出选择。在进行技术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以两个原则作为向导：“第一，技术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有很多的方向，能沿着一个以上不同的轨道达到更高的水平。第二，技术发展决定于社会，而社会是由技术的和社会其他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发展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技术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也要考虑社会的影响，马尔库塞只看到技术研究的技术方面的因素，没有看到社会方面的因素。这也可以从芬伯格的工具化理论来理解这一点。芬伯格指出工具化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初级工具化，二是次级工具化。初级工具化指技术面向现实的倾向，不包含技术应用的背景，表明技术自身的有用性，从而可以引入到装置或系统之中，侧重于技术的分析层面。次级工具化主要指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层面，初级工具化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实际应用及在系统中发挥作用。芬伯格指出：“一个技术的完善的定义必须表明技术面向现实的倾向的特点是如何在社会世界中的实现结合起来。”工具化理论要求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的结合表明技术的研究离不开技术和社会的因素。把技术定义在初级工具化层面，就是技术实体论，技术在社会领域的扩张，导致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马尔库塞就是坚持一种技术实体论。区别于马尔库塞，芬伯格提出了次级工具化理论，技术要发挥作用必须依靠现实的社会环境，体现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马尔库塞的错误在于对技术的分析停留于初级工具化层面，压制了次级工具化层面，人们无法抗拒技术的自主扩张，但芬伯格认为：“技术不是一种天命，而是斗争的舞台。技术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种更好的隐喻来说，把技术比作一个文明的替代形式互相竞争的‘事态的议会’”。
芬伯格的次级工具论重视技术设计和应用层面的分析。从技术设计过程来看，“技术设计不是中立的，而是通过支持统治利益的授权具有规范上的倾向”。芬伯格指出在考虑技术时，人们必须超越目的合理性导向的行为，而重视技术决策的规范性运用。那么如何使技术符合规范条件？芬伯格借用了拉陶（Bruno Latour）的“授权”概念，即，“规范按照惯例体现在能够执行这种或那种义务的装置中”。正是授权形成了技术本身设计的文化假定的背景，“我把这些假定称为社会的技术代码”。“技术代码是最基本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技术选择得以根据保持操作自主性的需要而作出。……组织为了存在，必须将它们的技术基础转换成代码。”J根据芬伯格的理解，技术并不能脱离社会背景，特定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通过授权而确立技术代码，从而建立起技术设计的标准，社会组织依据技术代码而作出具体的技术选择，因此，技术设计不可避免地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规则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也表明技术是可以选择的，并非内在地成为特定阶级和利益集团统治的工具，关键看谁能对技术授权并控制技术代码。
从技术应用层面看，芬伯格认为技术应用在社会生活领域既可以带来技术统治，也可以带来技术化，这是选择的结果。技术代码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在技术设计中占主导权，就是控制了技术代码，并运用到技术设计和产品的制作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社会组织和阶层中弱的一方提不出技术选择，技术论文导读：人沮丧的社会状况，芬伯格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在这方面，他放弃了马尔库塞的悲观论调，借鉴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成果，提出了一种技术化的构想。“技术选择是‘非决定’的，最后的抉择取决于在他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念之间的‘适合’”，当处于统治地位的技术源于：普通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代码不
选择主动权通常掌握在强势阶层手中，这样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和哈贝马斯的殖民化主题被芬伯格以统治阶级通过授权而掌握技术代码所取代。“在资本主义和它共产主义模仿者那里，这种代码使得技术设计偏向于集权化和等级制，系统地削弱了能动作用和参与，因此也削弱了交往的合理性。”通过授权，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等级制控制系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合法化，“像工厂或监狱这类机构的以前非常特殊性的内在功能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组织将通过那些增强他们的权力和合法性的技术授权疲于奔命地试图解决规范的争论”。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社会状况，芬伯格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在这方面，他放弃了马尔库塞的悲观论调，借鉴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成果，提出了一种技术化的构想。“技术选择是‘非决定’的，最后的抉择取决于在他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念之间的‘适合’”，当处于统治地位的技术源于：普通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代码不能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时，来自其他利益阶层的价值观一旦获得选择的机会，便会要求改变技术代码。而芬伯格推崇的技术化，可以作为规范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方向，他认为“技术的政治提供了一种能够克服现代工业主义在人类和环境上造成的与自然的破坏性关系的替代形式”。技术的化要优先考虑那些被排斥的价值和表达这些价值的公众，即给予其他技术参与者表达自己价值追求的机会。具体来说，技术的化始于技术设计，芬伯格认为通过多方协商，可以在技术设计中注重被既得利益者所忽视的问题，因此，技术设计是众多参与者之间持续对话和共同协调的结果，这个过程需要广泛的参与来规范技术。“创新的对话和参与设计成为一个基本的解决普通层与专家冲突的办法。长期以来，技术通过创新的对话不断地修正和进步，将反映更广泛兴趣和更多景象的不同价值观整合。”芬伯格希望把技术带入到一种政治学的议程当中去，借助不同的利益阶层、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引导技术向合理化方向发展，使大多数人免于技术的统治，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
四、结语
马尔库塞解释了技术是生产力，也是意识形态，技术合理性成了统治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技术跨越了其自身的界限，干涉社会生活领域，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芬伯格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及社会因素对技术设计与应用的影响，指出技术既存在统治的可能性，也存在化的可能性。在解决技术带来社会统治这一问题上，比较而言，马尔库塞求助于新理性方案，在技术内部对技术进行批判，但忽视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哈贝马斯诉诸于交往合理性方案，在技术之外寻找方案，离开技术探讨社会合理性问题；芬伯格提出了一种技术化方案，从技术自身中找答案，重视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芬伯格较乐观地看待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技术的工具性与社会的价值性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技术会满足我们物化文化生活的需要，也会导致对人的奴役，因此不能滥用技术，必须使技术置于合理的价值规范引导之下，正如芬伯格所言，在技术设计与应用的过程中，必须体现社会的价值和规范。当代中国对技术有着过分的依赖，却缺乏足够的价值规范和深层次的反思。也许芬伯格的话能够带给我们启示，“对中国而言，问题不是是否技术应该侵扰这个或那个生活世界领域，而是不可避免的侵扰应该如何被设计并被组织，以保护并推进更具有人性的价值观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