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化与世界化与文学

论文导读：学本身，同时也威胁着人类高尚生活的话，那么歌德+马克思式计划的意义就12345下一页
摘要：近年来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非常活跃，但其主体构想与“歌德+马克思式计划”所主张的文学运动俨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在文学界，注重文学的市场反应大行其道。这种倾向威胁着文学本身，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高尚生活。因此，民族文学的意义也有再思考的必要，东亚文学在开拓文学现代性、建设“文学世界共和国”方面可以有所作为e
关键词：世界文学；民族文学；东亚文学；歌德；马克思
：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3-0001-13
1、引言
对于这次大会的共同主题——世界化，我个人理解其意指的是“资本主义近代的全球化过程”。在此命题下，世界化乃至全球化（globalization）相当于近代世界体系的属性，因此不能说是一种新现象。不过很显然，这种属性被贯彻到全世界非一朝一夕之事。19世纪末，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地区被吸收到世界市场范畴内，这可看作是这一过程的完结。这以后，20世纪末，随着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脱离出来并自成一体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崩溃，几乎所有人都切实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式世界化”的威力。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商品及资本的移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人口的移动也在增长。不过，比起资本和商品来，大部分人口的移动（抛开个别事例不谈）是受到诸多制约的。另外，土地作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其特征就是“不可移动性”。
那么，文学方面情况如何呢？给人类超越时空限制的感动——从这一特点来看，文学本身就蕴含着对世界化的向往。内部所需加上外部现实世界的全球化倾向，使得文学不但作为商品而流通，还通过翻译甚至原文本身就能超越国境，为更多人阅读。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文学是用特定语言创作的艺术，因此尽管不像土地那样完全“不可移动”，但比起其他艺术活动或沟通行为，其走向世界化的过程还是要受到诸多制约。
要想摆脱这些制约，我们能想到的办法有：发展翻译事业；强化外语学习；缩小语言的多样性（更坦率地说来，就是少数语种的消亡）等等。另外，在生产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性格也应该有所变化，抑或说是有意识地去追求某种变化吧。
很早之前就有人预言：在世界化的影响下，文学生产势必也会发生变化。他甚至主张应该把这种变化提前实行——这个人就是歌德（JohannWolfang von Goethe）。对于他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概念，韩国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其中林洪培的论述尤为详细周密。特别是他把这个概念与歌德对资本主义近代进展所持有的现实认识联系起来，揭示了歌德对此满怀期待的同时，也不乏担忧和困惑的心理，这一见解颇为独到。
通过各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世界文学提前来临，这是歌德世界文学论的“运动性”特征。对此，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过，同时还阐述了歌德的这种现实意识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论述之间相辅相成的特性，并提出世界文学运动完全可以命名为“歌德+马克思式计划（Goethean-Marxian project）”。在此文中，笔者亦将把这个提议作为展开论述的出发点。

2、“歌德+马克思式世界文学计划”与国民（民族）文学

歌德在谈及“世界文学”时，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各国名著之间的单纯组合，而是认为它应该是符合新现实情况的文学。进一步说来，就是促进这种文学的国际间合作运动。对此，很多人曾经做过具体阐述。马克思本人预见到文学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进入世界市场，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把歌德的“世界文学之生产”也设定为一个目标。归根结底，“歌德+马克思式计划”这一概念在国内——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一直是作为一个共识来研究的。
在国外，近年来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也非常活跃，把歌德和马克思联系到一起论述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但是，这些论述中有多少成分是与“歌德+马克思式世界文学建设运动”一致的呢？对此笔者表示怀疑。例如，福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那篇著名论文《世界文学试论》中，尽管表示歌德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就是自己追求的概念，但实际上他的研究却更侧重于对世界文学进行分析与分类。《什么是世界文学中专生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的作者大卫·达姆罗什（Did Damrosch）把《宣言》的相关文句作为文章的题目，并在第一章“歌德创造了一个术语（Goethe Coins a Phrase）”中阐述了马克思与歌德的共通性。尽管此文成功地将既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与世界化时代丰富的资料和多样的阅读要求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但其主体构想与“歌德+马克思式计划”所主张的文学运动俨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这种文学运动是难得一见的。曾几何时，共产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运动主动承担了对文学古典主义的继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这双重任务，也促成了具有相当组织力和国际化规模的一种世界文学运动。但是，现在它却以惨淡失败而告终。那么，它原本就真是符合歌德+马克思式计划的文学运动吗？这里其实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从莫莱蒂都把自己的目标规定为“学问工作（scientific work）”这一事实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对世界文学的研究非常活跃，但却看不到包括批评与创作两个范畴的歌德+马克思式世界文学计划的存在。也许是受国外学界的这种风潮影响，在我们国内，在世界文学研究方面仅局限于研究人员（甚至教育人员）个人观点的例子亦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在歌德+马克思式计划已经难觅踪迹的文学生产现场上，作品本身不能真正成为“世界文学”，并继而去摆脱文学特有的“流通制约性”。非但如此，热衷于世界市场短期流通价值的“市场现实主义”反而在大行其道。这其中最浅薄的例子当属游客们在机场书店里为了消磨时间而随手抄起的低级畅销书。另外，相对高级、本身即为国际文学市场流通而量身定“作”的所谓“中间类型”小说也包含其中。如果说这种形式的世界化威胁着文学本身，同时也威胁着人类高尚生活的话，那么歌德+马克思式计划的意义就论文导读：）；引进西欧最新潮流，为朝鲜文学的革新做出了贡献的现代主义运动（但是，其整体看来仅处于在后面追赶外国前卫风潮的水平，在融入世界文学创作队列中的国民（民族）文学方面有着明显局限性）。遗憾的是，这些尝试都没能统合成新的民族文学运动。解放后，在林和等人的努力下，结合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观点的民族文学论得以成立。但
尤为重要了。同时，经常被误解为受歌德和马克思冷遇的国民（民族）文学（Nationalliteratur，英语是na-tional literature）的意义也有再思考的必要。实际上，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当然是以特定国家、民族或地区的语言形成的文学为前提的，马克思也是一样。也可以说，文学的本质条件就是如此。由此可见，为了使世界文学本身能够有立足之地，在世界市场对流通能力大加限制的氛围中，做好不妥协、同时坚持扎根于母语的文学——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当然，这样做也有可能招来歌德所警惕的偏狭民族主义文学、封闭型一国文学的危险。不但如此，民族主义性格的国民（民族）文学不但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多半（本国或者本语言圈）还会因为压制、排斥多样的地方文学而导致文学本身的贫乏。地方的多样性也是在当时德语圈的现实情况下歌德认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国民（民族）文学”作为世界文学计划的一环，与其把它当作一个固定国民国家或者民族的单位来看，还不如把它作为切实反映地方特殊性的“国民/民族/地方文学”的简称来理解更为恰当。在今天，一部分主张“跨国文学（transnational literature）”的研究人员单方面地断定“national literature即为国民国家的国语文学”，并把它作为出发点。这种做法并没有从对国民国家和民族主义一贯批判的态度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提到的观点值得反复强调。
反观韩国的国民（民族）文学，我们会发现，总会有两个因素如影随形：其一就是它作为世界文学一员所具有的意义；其二就是它沦为偏狭民族主义文学的危险。在爱国启蒙时期（1905-1910），我们的文学领域也力求紧随先行国民国家的脚步，争取融人世界文学的队列中去，因此可称为“国民文学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尽管在保护国家主权、谋求近代民族觉醒方面具有正面意义，但其水平与世界文学的创作性有很大的距离。之后到了1910年，随着国家主权的丧失，“国民文学”也失去了其意义，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后期则进一步沦为培养所谓“皇国新民”的“皇道文学”代名词。与之相反，朝鲜民族的文学则拒绝成为日本国民文学的一部分，并为此做了诸多有意义的努力和尝试。这些尝试包括：消极对待民族解放运动、止步于相对比较孤陋阶段的民族主义文学；尽管代表了强烈的抗日热情，但却束缚于教条的阶级理念，没能够构建独立的民族文学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普罗文学）；引进西欧最新潮流，为朝鲜文学的革新做出了贡献的现代主义运动（但是，其整体看来仅处于在后面追赶外国前卫风潮的水平，在融入世界文学创作队列中的国民（民族）文学方面有着明显局限性）。遗憾的是，这些尝试都没能统合成新的民族文学运动。
解放后，在林和等人的努力下，结合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观点的民族文学论得以成立。但是，随着后来南北分裂局面发展为同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运动不得已被从中间拦腰截断了。尽管在70年代初期民族文学论正式再崛起之前，韩国国内并不乏一些个别的理论方面的探索和作品的生产。但是，激发民族主义抵抗能量、追求国际间合作、视线对准世界文学的“开放型”文学运动开始持续发展，还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
在此，我并不想对韩国文学的具体发展过程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有必要重点强调的是：在南北分裂时期，拒绝成为单侧的国民文学、固守“民族文学”这一用语的情况，到了90年代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①这些变化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在反统治时期作为民族运动政治口号的“民族文学”，其效用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二、但是，由朝鲜半岛南北两侧甚至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朝鲜民族共同参与的“民族文学”的意义却比从前更进了一步。三、南韩的化进程持续发展，南北间的再次统合有望通过“国家联合”这个中间阶段得以展开，随之而来的是“南韩的国民文学兼朝鲜半岛的民族文学”这种更加复杂目标的出现。四、随着世界化的发展，文学本身在全世界都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国民（民族）文学成源于：标准论文格式范例www.7ctime.com
为世界文学中堂堂正正一份子的名分更加明确了。当然，与此抱负相应的文学成果到底有多少，这是需要另行探讨的问题。

3、“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与韩国文学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著作《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译本的标题是《文字的世界共和国》——译者注）在基本继承了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同时，从世界文学的不平等结构出发，对其现状进行了分析。对于此书，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大加称赞，认为是一部改变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模式的“划时代著作（foundational work），是一项“非凡的、具有开拓精神的研究（extraordinary and pathbreaking work）”；反之，大卫·达姆罗什却对此书持断然否定的态度，认为还不如干脆把书名改为La Re-publique parisienne des lettres，即“文学的巴黎共和国”更恰当。实际上卡萨诺瓦也摆脱不了一个嫌疑，即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他本人反而陷入到法国乃至巴黎中心主义之中。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集中地分析了包括歌德在内的研究者们一直以来忽略了的世界文学市场上“等级权利”的问题，这是卡萨诺瓦的一大功绩。而且，正如卡萨诺瓦批判的大多数以往研究者和重要文人一样，达姆罗什对这种现实的反应明显也比较迟钝。事实上，达姆罗什的主要兴趣都集中在文学作品的国际接受和流通方面。即使在谈到文学生产的概念时，他也是把在国际市场上流通的情况作为衡量“世界文学”的尺度，并没有把这个市场结构本身作为问题来看。与他相比，卡萨诺瓦不但注意到了不平等结构，而且没有象莫莱蒂那样把沃洛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照搬到文学上，而是与实际空间紧紧联系起来，结果另外获得了拥有一定个性的“文学空间（literary space）”。
卡萨诺瓦对在政治、语言以及文学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文学的关注，在中心世界文学研究中并不常见。他反复强调的是：为了正确理解不发达地区国民（民族）文学的努力，一定要认清世界文学空论文导读：
间的不平等结构。否定历史，尤其是否定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会阻碍对构成资产相对贫乏的文学空间的民族、政治、民众范畴的理解和吸收。其结果就是无法去掌握在文学空间的边缘地带所进行的众多工作的目的。……因此，因为否认等级结构、竞争关系和文学空间的不平等性，处于中心位置的种族中心主义那无知、傲慢的视线要么会产生迎合普遍主义框架的承认，要么则会产生大规模的驱逐宣告。
进而，他如实表达了帮助处于被支配地位作家们的意图：
我希望，这本著作会成为帮助所有身在文学世界边缘地带的贫寒的、被支配作家们的一种评论武器；我希望，我本人对杜贝莱、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及福克纳作品的解读，将会成为反对那些中心地区评论家们时的一个武器——因为他们无视文学本身在成立过程中的不平等性这一基本事实，在文学评论过程中傲慢自大又喜欢独断专行。
这种意愿与韩国的民族文学论所追求的目标是相通的。尽管如此，在实际对文学空间进行分析，或者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方面，两者还是存在很多难以达到一致的方面。其原因何在呢？
柳熙石在谈及卡萨诺瓦时评价他“脱离了西欧中心主义”，其根据之一是“立体地阐述了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文学之间存在的不同寻常的紧张关系”。同时，他也指出，忽视“半边缘地带”这一概念，是卡萨诺瓦研究的一大漏洞。他认为这一漏洞的产生与“现代主义”概念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对此我们日后再作分析。不过，半边缘地带这一概念的缺失，其本身似乎并非是一个致命问题。源于：大学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卡萨诺瓦说过，自己的主要关注对象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假定的概念是“多种情况的连续体，包含各种程度隶属关系的连续体（a continuum of different situationsin which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varies greatly）”。他的这种阐述已经算是包容了不属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半边缘地带了。事实上，他还把柳熙石尤其关注的属于半边缘地带的巴西作为“中间文学空间（median literary spaces）”的一个例子具体阐述过。他所重点研究的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作家们大多数都属于半边缘地带作家。当然，前述引文里提到的杜贝莱、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及福克纳等都是欧洲或者美国的文人，同时也是使用“英、法、德”三种支配性语言其中一种的作家。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确会对卡萨诺瓦的“半边缘地带”认识的不彻底性产生怀疑。从边缘地带的角度来看，他们俨然是“中心地带”的作家们，只不过是在中心地带里面处于各种“边缘”的地段而已。或许正是对这种“中心地带形象”认识的不足，才具体地体现了卡萨诺瓦的西欧中心主义乃至法国中心主义吧。
但是，与之相比更根本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卡萨诺瓦的“世界共和国”这种构想。更何况这个所谓的世界共和国是拥有“本初子午线”或“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所代表的普遍标准的共和国。文学空间与实际空间不同，它存在于另外的范畴——这是卡萨诺瓦本人的一项难能可贵的洞察。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承认，世界文学的空间与世界市场不同，它想最终达成全球化还为时尚早。其实，与政治范畴的“世界共和国”的实现相比，文学在走向全球化方面还算相对比较快的。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在的状态，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正在走向全球化的）国际文学市场的推动。尽管如此，目前，“文学世界共和国”不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而应该还仅仅是一个比喻而已。
更何况，在这个共和国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这样的普遍基准也在通用——这其实已经超越了“比喻”，更接近于“独断专行”了。在文学世界中，尽管欧洲已被确定为是国际市场的中心，但巴黎的中心地位经常会受到一定的挑战。对于卡萨诺瓦的“挑战本身就意味着对霸权主义的默认”这一主张，我们尽管可以接受，但是，那不可能像地理学上对本初子午线一致认可般绝对。不但如此，最近以来，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尽管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文化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不断强化，但是同时。以纽约为中心的商业出版的大规模扩张，还有像东亚这样尽管进入世界市场时间比较晚、但从古至今累积了大量文学资本（或者潜在的文学资本）地区的存在，使得“文学世界共和国”脱离中心的倾向更加明显了。（有关东亚地区文学将在下一节作具体阐述。）
最深刻的问题是关于组成“标准时间”具体内容的“modernity”概念。在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件事情：即这个单词在转化为韩国语时，有必要把它翻译成“现代性”，而不是“近代性”。当然，在谈及不发达地区的前近代社会时，为了对应“传统=前近代”，“近代（或者近代性）”这样的表达无可非议。但是，在资本主义近代快速发展的地区之内，每时每刻都在向最新境界迈进的modemity不可能不是“现代性”。兰波的咒语“II faut etre absolument moderne”也应该翻译成“绝对要成为现代的”，而不是“绝对要成为近代的”。这是每一位作家都应该在时代最前端不断开拓新境界的理所当然的咒语，同时也很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即忽视对近代整体进行根本考察，反而一味地与“特定领域中的新意”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现代性纠缠不清。我们称这种偏颇的倾向为modernity，为了把它与全力支持近代化的“近代主义”区别开来，所以才特别将其翻译成“现代主义”。
总而言之，尽管卡萨诺瓦为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赋予了普遍价值，并力求把它融入近代世界文学里去，但在他的视野之中，却没有像韩国民族文学运动那样抵制并试图克服近代本身，即“克服近代及适应近代”这样的双重课题。因此，对于民族文学论一向非常重视的现实主义，他仅仅将其作为偏狭的民族主义文学及通俗化的一国文学所爱用的某种陈旧技法的写实主义来理解。对于很早就超越了写实主义与非写实主义对立结构的艺术形式即现实主义——尽管对写实主义者兼超越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易卜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并没有认识到其真谛。尽管希望“这本著作会成为帮助所有身在文学世界边缘地带的贫寒的、被支配的作家们的一种评论武器”这样的愿望难论文导读：的这种观点尽管不乏创意，却也存在着问题。首先，所谓的“世界文学空间”实际上并不真正包括全世界；另外，他夸大了大多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渴望（包括无意识的渴望）。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卡萨诺瓦对巴黎这个中心的过分自信，以及对“去民族”的现代性赋予过多意义的一种偏向吧。总而言之，如果东亚地区内部
能可贵，但是卡萨诺瓦把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文学共和国的“本初子午线”作为“普遍标准”，把作家们单纯地划分为“自律的、国际的、现代的”作家与“政治的、一国的、非现代的”作家这两种对立的类型，这种做法反而在强化当今世界文学市场的等级结构方面助了一臂之力。

4、东亚地区文学的可能性

从“东亚”这样的字眼里我们就可以推测，本节要阐述的“地区文学”不是指韩国国内某一地区或地方，而是比“一国”范围更广的“地域（re-gion）”文学。不过，“文学空间”里面的地域既可能是地理位置上相邻的空间，也可以是地理上有间距、但却使用相同或相似语言的文化圈，有时甚至会是两者的混合体。而且，一种国民（民族）文学也有可能包含在复数的“地域文学”之中。
关于“东亚文学”，首先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所谓东亚地区具体应该包括亚洲大陆的哪些地区？我认为，尽管不一定是同一语言圈，但共同拥有一定的文化遗产，通过翻译和学习可以确认地区间的同质性——这些是定义东亚地区的条件。具体说来，不应该泛泛地把亚洲大陆东侧全体都包含进来，而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继承过去儒家文化圈乃至汉字文明圈遗产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地区的国民（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东亚文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除了包括东亚地区共同文化遗产即汉语古典文学之外，还应该包括东南亚地区华侨社会的“华文文学”；韩国的民族文学也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居民的文学生产，而是可以外延到其他地区，这些也应该是“东亚地区文学”的一份子。
当然，这样划分不是要隔断包括南亚及西亚地区文学的“亚洲文学”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也绝不是要抛弃“亚非文学”的大义。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使“东亚地区文学”获得更实际的意义。究其重要性，除了更能直接地适应东亚地区居民的要求之外，还可以在抵制卡萨诺瓦所强调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的不平等结构方面发挥与众不同的威力。世界化发展程度越强，地域统合乃至地区连带的必要性就越迫切，这个道理不但适用于实际空间，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空间。因为有拉美地区文学的成立，因此中南美作家们进军世界市场时才能够更加顺利，对提高文学本身质量也有帮助。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地域主义”的这一特点。
尽管东亚地区与拉丁美洲相比——实际上与法国或者英国相比也是一样——在很久以前就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文学遗产，但是今天，它在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空间”里却被挤到了远离“本初子午线”的边缘地带。这种现象给文学市场的秩序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确立了高度文学自律性的‘最古老空间”’与“隶属于一国的政治和市场、为了进入文学共和国而不遗余力累积资产的‘贫困空间”’——对于这种过于单纯的二元构图，卡萨诺瓦本人也有所意识。因此，他才又费力地对“最古老的空间”做了一番定义，认为其“更确切说来，意指参与文学竞争最久的那些空间”。中国、日本、阿拉伯地区本身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因为他们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时间很晚，所以现在仍处于次要的、隶属的地位，这就是原因所在。
这种论断站在20世纪的角度来看——不，应该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还是相当有根据的。但是，与源于文学资产的绝对贫困而发生的隶属性不同，这种隶属性（指东亚地区等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但今天却还在世界文化空间边缘地区的隶属性）在短时间内应该有改善的可能。尤其是当这些区域的政治、经济得到发展，实力得到增强的情况下更为如此。从这一点上来摘自：毕业论文怎么写www.7ctime.com
看，一个明智的投资者在面对东亚地区文学的地位进行判断时，是不应该单单只以它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依据的。如果这个“文学市场”依然把《诗经》、《庄子》、《史记》当作微不足道的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该认识到，这个市场离真正的“世界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换言之，它还处于“未开发阶段”呢。这从侧面证明了，所谓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并非是全球化的共和国，而是更接近于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的国际文学市场。同时，这也暗示了一点，即这个市场对于“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更侧重于“纯文艺（belles-lettres）”方面。因此，这个市场所讲的“隶属性”，其本身并不能左右它所对应的文学的生死——从东亚文学的观点上来看尤为如此。当然在今天，象征着卡萨诺瓦式“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诺贝尔文学奖依然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文学奖项，对这个奖项的渴求在当今情况下还在逐渐增大——这中间自然也包括中日韩等东亚各国。但是，获奖次数少、或者根本就没得过这个奖并不意味着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学就会发生什么问题，他们不过是没有捕捉到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大力促进东亚文学传播的机会而已。不获奖对各国吸收世界文学遗产、发展各自的国民（民族）文学不会产生任何障碍；也不会对他们创作世界公认的文学遗产的工作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卡萨诺瓦认为，如果想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家本人及其所属的“一国文学”脉络上，而是应该“根据他出生的国民（民族）空间在世界文学空间里面所处的位置，把他放在与后者的关系上来看”；在判断某作家作品的时候，“应该同时考虑到两点，即他出生的国民（民族）空间在世界文学空间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这个空间里他本人所处的位置。”卡萨诺瓦的这种观点尽管不乏创意，却也存在着问题。首先，所谓的“世界文学空间”实际上并不真正包括全世界；另外，他夸大了大多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渴望（包括无意识的渴望）。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卡萨诺瓦对巴黎这个中心的过分自信，以及对“去民族”的现代性赋予过多意义的一种偏向吧。
总而言之，如果东亚地区内部能够展开活跃的地域文学建设，进而形成东亚本身的国际市场和公认机构的话，卡萨诺瓦所提出的“隶属性”将进一步萎缩。当然，东亚地区在创造这些条件方面明显落后于欧洲地区文学或者是英美圈地区文学。但是，通过中日韩三国（或者是其中任意两国）之间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出版业人士的交流，我们感觉到，共同的文明遗产，相邻的地理环境，相对容易的翻译工作，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些丰富的资源分明都是东亚地区发展地域文学的潜在动力。
当然，即使形成了东亚论文导读：
地域文学，我们还会面临许多问题。其一就是地域文学内部的等级结构问题。各国之间不但在累积资本数量多少方面存在着差异，在政治地位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现阶段最突出的问题是北朝鲜的孤立及贫困问题。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对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各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并且把这些差异作为鼓励善意竞争的一些因素来看待；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推动东亚地区之间的合作，尽量去缩短这些差异——这些合作不单单指的是文学方面，也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
此外还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不平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共和国”之间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郑重强调的是，期待用闭塞的地域文学来代替闭塞的“一国文学”来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东亚各国的经济、文学和文化生活已经非常的国际化，这使得上面的假设根本就不可能成立。非但如此，如果我们把东亚地域文化作为“歌德+马克思式世界文化”的一环来理解的话，就不能否认，这计划本身就源于欧洲。但是，世界文学是由扎根于特定语言的国民（民族/地方）文学构成的——这个事实却被今天主导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们忘到脑后、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威胁着文学存在的近代世界体系，我们该如何在适应它的同时再去争取克服它？这是摆在全世界严肃文学人士和市民面前的一个课题。当然，只有最充实于这个课题（前面说的既适应又克服的双重课题）的文学才能开拓出真正的现代性，并站在世界文学的主导位置上。而且，由此形成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不应该是一个首都支配全体的“单一性国家”，而是多极化“联邦共和国”乃至“共和国的联合体”——这才是“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健康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