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发展空间《北方和南方》性别政治逻辑：功能性人物与女性进展空间生成

论文导读：成，进而剥茧抽丝地探寻到其背后隐藏的性别政治逻辑。盖斯凯尔在玛格丽特的父亲理查德·黑尔身上采取了女性化的叙述策略，对其进行了性别置换，使黑尔先生的人物特征摆脱了传统男人和父亲的典型性格。总体而言，盖斯凯尔小说虚构叙事中所塑造的父亲形象并不是维多利亚文学中常见的严厉家长式人物。《克兰福德镇》的詹琴斯先生
内容提要：《北方和南方》采取了对传统社会角色分工进行置换的叙事策略，黑尔先生的“女性化”人物形象以及黑尔夫人的病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都是出于叙事功能的需要。作为功能性人物，他们为女主角玛格丽特公共领域僭越者的人物形象塑造服务。玛格丽特拥有步入公共领域的行为能力，其重要源泉是家庭领域内部角色置换所产生的女性发展空间。
关键词：盖斯凯尔《北方和南方》 人物 功能性
批评界在提及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北方和南方》（North and South，1855）人物形象时，除了男女主角约翰·桑顿和玛格丽特·黑尔，讨论得最多的恐怕得数玛格丽特的父亲理查德·黑尔。黑尔先生虽然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整部小说的故事发展脉络都建立在小说开始处他做出的个人决定之上：放弃稳定的乡村牧师职业，举家搬迁到工业城市米尔顿。黑尔先生宅心仁厚，但是性格软弱，行事缺乏主见，谋生经营能力也不强，到了妻怨女怜的地步，这与维多利亚社会里一家之主的地位很不相称。在小说整体故事中，他只有放弃牧师职业、挑战宗教权威一事称得上勇气可嘉，展示了男人敢做敢当的行动能力，除此之外，他的形象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绵软无力的好好先生。出于这些原因，黑尔先生在批评界得到的评价并不高，他的形象似乎已经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软弱”等界定性标签分不开了，甚至有时候还被直截了当地称为“无能的男人”（ineffective man）。
无疑，上述批评结论都是在经典诗学理论视域中得出的。在此理论范式关照下，虚构叙事中的人物被视为生命实体，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具有独立性格。这种“心理性”人物观使得文学人物形象被浪漫化与实体化，当成在心理上具有可信度的真“人”。当我们对《北方和南方》的黑尔先生作如是观，上述评价当然算是中肯。但是，在小说的整体叙事过程中，黑尔先生真的如此“软弱无用”吗？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叙事学理论的“功能性”人物观出发考察黑尔先生，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本文从叙事理论的人物形象塑造功能角度切入，指出盖斯凯尔运用的性别置换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叙事功能的需要，以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叙事因素——塑造拥有跨越家庭领域、进入公共领域行动能力的女主角玛格丽特的人物形象，它为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力量创造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一、性别置换策略与功能性人物的选择

在小说虚构叙事中置换男女性别的现象由来已久，不同作家使用性别置换技巧时有不同的叙述策略和意识形态立场，并且使用频率与规模也大不一样。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界，运用性别置换技巧的也并非仅有盖斯凯尔一人。然而，像她这样在多部小说中持续将其作为主要叙事技巧来探索社会性别与阶级界限问题的却并不多见。在以此为研究视角的批评家中，约翰·库西奇比较有连贯性，他历数了盖斯凯尔几部主要作品中的性别置换和性别越界现象。他，指出，在性别置换的过程中盖斯凯尔通过与文化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得以改造她的性别自由主义，而这种文化力量又是经过僭越的象征逻辑而得到的。库奇对盖斯凯尔性别置换策略与僭越行为的象征逻辑之间关系的分析很有洞察力，在分析过程中也提及了《北方和南方》，但他主要是从谎言与性别身份置换之间的联系出发。其实早在约翰·库西奇之前，佩特西·斯通曼就注意到了盖斯凯尔小说中性别的合成属性问题，她从阶级与性别的交叉现象出发研究《北方和南方》中的性别置换与社会空间分界问题。斯通曼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父母一子女”人格化类比和性别源于：免费论文查重www.7ctime.com
化处理策略，认为“约翰·桑顿体现的是判断力不应受情感影响的‘男性谎言’，而玛格丽特体现的则是将谦逊凌驾于其他所有美德之上的‘女性谎言’”。斯通曼和库奇结合性别置换策略探讨社会空间分界问题，做出了精彩的分析。但是他们在各自的分析中并没有专门对性别置换问题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也没有指出这种策略背后可能隐含的关于女性进入公共领域这一行为的性别政治逻辑。依笔者之见，在细绎文本枝节详情的基础上考察小说叙事策略有助于我们了解小说整体叙事力量如何推进以及女性发展空间如何生成，进而剥茧抽丝地探寻到其背后隐藏的性别政治逻辑。
盖斯凯尔在玛格丽特的父亲理查德·黑尔身上采取了女性化的叙述策略，对其进行了性别置换，使黑尔先生的人物特征摆脱了传统男人和父亲的典型性格。总体而言，盖斯凯尔小说虚构叙事中所塑造的父亲形象并不是维多利亚文学中常见的严厉家长式人物。《克兰福德镇》的詹琴斯先生或许算得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专制和严厉的父亲，然而他并没有出现在叙述者玛丽·史密斯所叙述的第一叙述层，而仅仅存在于小说嵌入式叙事文本的第二叙述层，即家庭旧信和马蒂的口头叙述；与之相反，出现在第一叙述层的是对女儿们具有慈爱和养育特质的布朗上尉。盖斯凯尔倾向于塑造具有包容与温和性质的父亲，他们往往具有母性的特质，这在她的几部主要长篇小说如《玛丽·巴顿》、《北方和南方》、《克兰福德镇》和《妻子与女儿》中表现得很明显。除了黑尔先生外，小说中的父亲角色主要还有工人运动领袖尼古拉斯·希金斯以及工人约翰·布切等，而作为《北方和南方》男人角色的主要代表，黑尔先生在话语层和故事层表现出来的特征都不符合传统父权制家长形象。他在小说中的出场时机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黑尔先生的名字第一次被提及之处是叙述者倒叙玛格丽特对初次伦敦之行的回忆，玛格丽特的父亲黑尔先生夜晚上楼来照看她。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男女的传统分工，男人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抚养和照看儿童的具体家务活则由女人分管，“维多利亚人接受的传统观念是丈夫与父亲的权威”。在《北方和南方》中，黑尔先生照看女儿固然有父爱的成分在里头，但他之所以要照看孩子，主要还是因为妻子以各种勉强的理由推脱义务，迫使黑尔先生替她完成母亲的养育职责。退一步来说，就算照看小孩体现了黑尔先生作为家长的担当与体贴，他在一些其他关键立场问题上异常软弱的表现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于情于理来说，黑尔夫人都应该来伦敦参加外甥女伊迪斯的婚礼，可她却以“一大堆站不住脚的理由”留在了家里论文导读：其他人物的塑造在功能上都必须服从于中心人物的塑造。下面我们从叙事与语篇角度分析功能性人物形象对女主角玛格丽特的反衬和烘托作用，探讨这一叙事策略为玛格丽特女性力量发展所创造出的空间。前面提到，在盖斯凯尔的小说写作理念中，她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关注胜过情节悬念，她的小说叙事大多数都是围绕主要人物的性格而展开
。她的一大理由是没有适合在伦敦出席婚礼的服装，而没有服装的根本原因是黑尔先生“没有钱”将妻子从头到脚都装扮一新。别人或许对此事不知情，可黑尔先生自己却“完全知道”这个情况，但他就此事对妻子做出的劝说与建议，结果都被证明“无效”。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www.7ctime.com

二、功能性人物造就的女性发展空间

与狄更斯以及威尔基·柯林斯等人强调严整有序与悬念迭起的快节奏叙事模式不一样，盖斯凯尔的叙事方法是注重人物之间的关系，主要依托和围绕人物形象展开叙事，其他人物的塑造在功能上都必须服从于中心人物的塑造。下面我们从叙事与语篇角度分析功能性人物形象对女主角玛格丽特的反衬和烘托作用，探讨这一叙事策略为玛格丽特女性力量发展所创造出的空间。
前面提到，在盖斯凯尔的小说写作理念中，她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关注胜过情节悬念，她的小说叙事大多数都是围绕主要人物的性格而展开。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北方和南方》的“前篇”《玛丽·巴顿》之中。盖斯凯尔在书信中用很长的篇幅谈论自己写作的过程和理念，她提及这部小说原本是以玛丽·巴顿的父亲约翰·巴顿为标题的，“其他人物都是围绕约翰-巴顿这个人物而成型的；他是我的主角，我所有的同情心都给了他一个人……”从盖斯凯尔所说的叙事结构形成方法可以看出，她的小说虚构叙事写作过程尤其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的服务功能。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北方和南方》或许可以发掘出新的含义。《北方和南方》最早是以女主角玛格丽特·黑尔来命名的，这也意味着玛格丽特在小说中的地位应该类似于《玛丽·巴顿》中的约翰·巴顿。玛格丽特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塑造这一人物形象应该成为全书叙事进程的主要任务之一，总体情节的设置和其他人物的塑造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目标。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盖斯凯尔在塑造约翰·桑顿、黑尔先生、弗雷德里克、尼古拉斯·希金斯等人形象时所用策略可能具有的深刻含义。在黑尔先生一家人之中，黑尔夫妇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于玛格丽特人物形象的塑造。
苏西·霍尔斯坦梳理了多位批评家关于盖斯凯尔小说中父女关系问题的看法，认为盖斯凯尔在小说中的叙述策略与当时很多作家单纯归附或者反对父权制的做法不同，她对父权制重新做出了定义。霍尔斯坦指出，在盖斯凯尔的小说中，男人并不是站在女人对立面的敌对势力，女人也不把自己看成父权制的牺牲品；她们通常并不以反抗的姿态来摆脱男性的，相反，她们学习如何脱离父亲的保护而生存，要么是在实际意义上，要么是在象征意义上。霍尔斯坦得出的结论是，“在盖斯凯尔的小说中，父权的权威无法禁锢女主角，同样也无法为她们提供保护。最后她们不得不游离在传统的边缘而‘主张一种新的空间’。”正如霍尔斯坦所言，盖斯凯尔小说虚构叙事创作出来的众多父亲形象之中不乏宽厚仁慈和迁就溺爱子女的绅士人物，如《妻子与女儿》中的吉布森先生、丘莫纳伯爵，《克兰福德镇》中的布朗上尉，《玛丽·巴顿》中的约翰·巴顿等。但是作为一家之主，尤其是履行父亲角色时，这些父亲人物角色对子女都有完全的支配权。而黑尔先生的情形似乎不太一样，本应成为女儿监护人的他，反过来倒是成了女儿保护和照顾的对象。在他们搬家到米尔顿以后，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黑尔先生在女儿面前表现出来的胆怯、消极、脆弱和缺乏判断力的父亲形象在维多利亚时期毫无疑问是非典型的。然而，或许正是因为与盖斯凯尔小说中其他宽厚仁慈的父亲形象在本质意义上存在着不同之处，黑尔先生将原本属于父亲角色的支配权让渡给了女儿玛格丽特，为玛格丽特施展女性权威创造了足够的空间。因此，才造就了《北方和南方》玛格丽特这个敢于跨越家庭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女主角；相比之下，其他慈爱父亲掌控下的女儿们却仍然都只是固守在家庭领域的“天使”。
黑尔先生人物形象缺乏传统丈夫与父亲的典型男性气质，性格特征上的“女性气质”表现出他软弱的一面。他放弃了传统父权制家长作为家庭支柱的角色，在家庭领域里弃置了主事和监护职能。在功能上来说，黑尔先生身上这些与女性气质有关的软弱特征正好服务于玛格丽特形象的塑造，只有这样，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玛格丽特才有机会因为管理家政事物而去市场上寻找保姆，才有机会在街头遇上希金斯父女，才有机会为了减轻母亲的病痛而去桑顿家借充水床垫，才有机会遇见工人，才有机会在中保护桑顿。相反，如果黑尔先生的父亲角色被塑造成像《克兰福德镇》的詹金斯先生那样专断独权的强硬家长，在他的严厉管教下，玛格丽特便基本没有机会获得独立发展自我的可能。
《北方和南方》开始部分的几个章节非常突兀。玛格丽特并不是从小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而是在伦敦的姑妈家生活了十年，由于表姐伊迪斯结婚，她才不得不回家。马丁·多兹华斯带着些许愤懑的语气说这部小说“有三次开局：伦敦的哈利街、赫尔斯顿和米尔顿”。关于盖斯凯尔为何要在小说一开始就使玛格丽特远离父母、置身于伦敦这个问题，特莎·布罗德茨基认为盖斯凯尔制造这种突兀开局方式的摘自：毕业论文前言www.7ctime.com
目的与玛格丽特的形象塑造有关，通过与伊迪斯的对比凸显出玛格丽特“人物形象的深度”。布罗德茨基的解释可备一说。但是，如果我们从“功能性”人物观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更加深刻的潜藏意义：或许盖斯凯尔只是出于情节编制的需要，将玛格丽特与性格具有很大缺陷的父母分开，将其置于一个新的环境下，以利于她形成自己独立的性格。
盖斯凯尔在几部长篇小说中采取不同的叙述策略探索女性力量与现代化过程的联系问题，就反抗传统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束缚、关注女性的权利与力量而言，《北方和南方》采取的是最为直接的对抗方式：女主角玛格丽特跨越了维多利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女性圈定的家庭领域，进入到涉及阶级斗争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公共领域，她的调停和扶助行为成为关键因素，缓和了阶级矛盾。为了塑造出玛格丽特作为调停者和保全者的角色，盖斯凯尔需要围绕她编制必要的情节、塑造具有烘托效用的人物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黑尔先生和弗雷德里克父子或许就是为了完成这些叙事功能而产生的结果。
关于论文导读：局可想而知。黑尔夫人酸楚的人生际遇既是维多利亚社会生活中阶级固化分割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性别权力斗争中弱势一方不断被压制与驯化的生动写照。就黑尔夫人与玛格丽特母女俩人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而言，黑尔夫人可以被视为玛格丽特的参照。作为乡绅的女儿，黑尔夫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机会接触公共领域，遑论参与其中，她自幼
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可以从叙事与语篇的角度进行考证，同样还可以在盖斯凯尔编制小说情节的写作过程中找到佐证。在写作《北方和南方》时，盖斯凯尔在书信中不断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问题。1854年10月中旬写给友人凯瑟琳·温克华斯的书信中盖斯凯尔提到自己的小说情节设置计划，她想要的事件结果是让桑顿破产，然后求助于玛格丽特，然后以此为纽带促成二人的婚姻，于是她做出以下设计：“要是来场大火把桑顿先生的厂房和屋子给烧了，以助于（help）他破产，你觉得怎样？”在另一封于同年10月下旬写给友人艾米丽·赦恩的信中，她直接提到自己为黑尔先生设计的结局：“黑尔先生应当（ought to）死去。”（尽管她在1855年1月的另一封信中提到黑尔先生在小说中之所以仓促地死去，主要原因在于连载小说的杂志主编狄更斯不想给她更多的版面。）威廉·法贝恩询问盖斯凯尔为何要在《北方和南方》中加入一些无趣的小人物，她如此作答：“他们被用来填充故事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否则会出现不雅的空白。”从盖斯凯尔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她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设计基本都是出于功能角度的考虑，为了完成自己设定好的写作理念和主旨规划，只要它们可以肩负起为主题服务的功能，所有其他人物与情节的构造都可以在或然性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更改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黑尔父子等人对权威的颠覆其实只是盖斯凯尔在塑造玛格丽特人物形象和编制情节时的一种叙事手段，与其说盖斯凯尔在写作时是抱着批判或者赞扬他们行为的旨意出发，倒不如说她更加注重的可能只是这些人物形象在被塑造过程中对玛格丽特人物形象塑造产生的建构功能。

三、功能性人物与女性发展空间的拓展

上文我们讨论了以黑尔先生为例的功能性人物角色为女性社会发展空间与故事空间的产生所创造的强大动力，然而在社会性别话语与权力冲突的复杂场景中，性别置换这一技巧固然重要，可它却并不能单独产生作用，仍然需要辅助性的拓展力量。为了让女主角玛格丽特跨越家庭领域、步入更加广阔的公共领域，盖斯凯尔在小说的谋篇布局上还采用了另外一个可以理顺情节发展逻辑并且创造故事空间的功能性人物，黑尔夫人。
黑尔夫人出身于爵士家庭，为爱情屈尊嫁给了赫尔斯顿的穷牧师理查德·黑尔。然而她的婚后生活却过得并不如意，由于生活境况始终无法改善，她对丈夫以及赫尔斯顿慢慢产生不满情绪。在黑尔夫人看来，感情固然重要，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金钱的力量却不可小觑，至少它可以让自己体面地穿戴好去伦敦参加外甥女的婚礼。黑尔夫人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虚荣心在作怪。18、19世纪的英国女性对自己的着装都有深刻的焦虑，因为着装既是体现阶级与家庭身份的直接标示，又是契合社会礼仪与追随时髦潮流的必备物品。不幸的是，黑尔夫人的生命轨迹的是一个妻随夫贱的酸楚故事。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准则，黑尔夫人本该和丈夫一起随遇而安，在无法获得物质成摘自：本科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果的时候转向贤妻良母式的温情与爱护，藉此聊慰平生。但是她无法安于现状，对金钱过于执着的追求本身就违背了维多利亚时期已婚妇女的贤淑德行。
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将已婚妇女限制在家庭领域之内。莎拉·埃利斯在她那本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女子行为指南《英格兰女人》中指出，就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而言，女人“一定要心甘情愿地位居男人之下”，“成为别人快乐的源泉，同时自己也获得快乐”，在行为操守上需要“战胜三大敌人：自私、懒惰、虚荣”。从埃利斯给女人列出的接近“斯巴达式铁律”的建议可以看出，女人界定自己的方式是成为对“他人”有用的“家中天使”，遵守基督徒的温顺谦恭姿态。她们的行为典则是付出给予和克制，而不是索取；依附于丈夫，却又不给他施加压力。黑尔夫人本性虽然善良，但也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淑妻子，她将改善生活的重担强人所难地压在丈夫肩上。和黑尔先生懦弱和女性化的性格比起来，她在家庭中的影响力远远胜过后者，形成妻强夫弱的态势。或许正因为如此，虽然黑尔夫人有很多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在小说的开始部分更多时候她却是以一个爱慕虚荣、不满现状、时刻谋求变动的怨妇形象而出现。她一直在催促丈夫带她离开赫尔斯顿，在米尔顿部分又将其塑造成一个多愁善感、懊悔生活变动的病人角色：到了米尔顿之后，她受不了那里的工业烟尘污染，病情加重，最后客死异乡。黑尔夫人的悲剧，归根结底，植根于父权制基于性别对社会空间的分界行为，中产阶级女性被剥夺了参与社会事务和工作的权利，没有办法挣钱谋生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更别提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而只能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丈夫身上。当一个虚荣心强烈的妻子碰到一个在营生事业拓展方面碌碌无为的丈夫，结局可想而知。黑尔夫人酸楚的人生际遇既是维多利亚社会生活中阶级固化分割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性别权力斗争中弱势一方不断被压制与驯化的生动写照。
就黑尔夫人与玛格丽特母女俩人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而言，黑尔夫人可以被视为玛格丽特的参照。作为乡绅的女儿，黑尔夫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机会接触公共领域，遑论参与其中，她自幼生活的范围被限制在家庭之内，受教养的典则是传统的中产阶级淑女德行，对权力的诉求只能通过传统方式，即通过影响丈夫而间接产生作用，实现自我。黑尔夫人拥有的是“影响的力量”（power as influence）。相比之下，玛格丽特在伦敦长大，在城市文化中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经济、政治、社交等公共事务，她的性格更加独立，不再需要通过影响他人而间接施展自己能力，而是具备了直接处理事务的完全行动能力，因此她拥有的是“知行的力量”（power as ability）。玛格丽特和母亲之间在施展女性力量方式上的区别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玛格丽特可以突破传统女性的“家庭天使”形象，得以进入公共领域施展女性力量。
从很大程度上说，与黑尔先生被“女性化”塑造的情形一样，黑尔夫人的形象塑造在赫尔斯顿与米尔顿两个阶段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给玛格丽特形象塑造提供空间，使她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有机会摆脱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成为一个坚强、勇敢、论文导读：折，其性别政治的逻辑亦非无可挑剔，但是盖斯凯尔用这些通常不为人所重视的功能性小角色在故事世界里编制出了一个与性别政治权力有关的大事件：正是他们创造的发展空间使女主角玛格丽特成长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直接参与到阶级斗争场合并且发挥关键作用的女人。上一页1234
有判断力和强大知行力的女性形象，为参与公共事务做好或然性的准备。
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虚构叙事话语中，凡是涉及到性别政治的话语都必然牵扯到阶级、种族、亚文化群体等多种相互粘合或冲突的权利运行路径，往往呈现出相互勾连与纠缠的情景，牵一发而动全身，理清头绪殊非易事。笔者认为，要想把握盖斯凯尔在《北方和南方》中关于性别政治与阶级斗争等诸多宏大叙事的来龙去脉，从功能性这一角度切入或许可以达到提纲挈领的效果，黑尔夫妇这两个次要人物在叙事功能上发挥了重要的支点作用，撑起了小说整体叙事推动进程。尽管《北方和南方》仍然充满着许多原委曲折，其性别政治的逻辑亦非无可挑剔，但是盖斯凯尔用这些通常不为人所重视的功能性小角色在故事世界里编制出了一个与性别政治权力有关的大事件：正是他们创造的发展空间使女主角玛格丽特成长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直接参与到阶级斗争场合并且发挥关键作用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