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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中国经济学若干理由反思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3519 浏览:106482
论文导读:
摘要:经济学界探讨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问题由来已久,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讨论中就形成了调整、替代、整合、独创等观点。改革开放30余年后,立足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且坚持中华民族复兴诉求而展望未来,就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学界或许应以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再次直面如何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区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货币主权有无必要等问题进行深入反思。
关键词:整体视野;驱魅欧洲中心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货币主权
1005—2674(2012)07—035—05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大讨论中所涌现的四种观点,如今虽然仍有争论,但现实中调整、整合、独创等观点似乎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相比照,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的诸多问题仍未解决。若基于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horizontally inte—grative macro—history of the world)的整体视野,就中国经济学研究某些带有方向性的问题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一、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必须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

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实践业已证明,任何先进思想如不实现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均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理论思想植根于中国实际是不二的选择。表面看起来,这似乎不是问题。然而,伴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普世价值”的滥觞,片面强调西方市场经济之共性,抹杀中国历史与现实之特性,这种思潮愈演愈烈,且在现实中大行其道。与此同时,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念与实践,也逐渐被边缘化或空洞化。究其思想根源,19至20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以及20世纪中叶后兴起的“美国中心论”难辞其咎。鉴于此,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必须植根于本国历史与现实,就与祛魅欧洲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有必要联系起来,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该问题涉及面极广,本文只能择其关键而简略提及。
譬如,自1500年至1800年,欧洲真的已一般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经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了么?布罗代尔、阿里吉、彭慕兰等学者的诸多研究表明,在这300年期间,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只处于边缘地带。“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陲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连接在一起。……,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或绝对)份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这四个主要地区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境地。美洲和日本靠生产出口的白银、非洲靠出口黄金和奴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欧洲则主要靠“经营”(倒手)这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即从非洲进口黄金和奴隶到美洲,从美洲进口白银到亚洲,从亚洲进口商品到非洲和美洲,来弥补其贸易赤字,因为“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印度和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重要地区,这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较之于印度,“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的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要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又如,市场经济只有一个欧洲模式(或英国模式、荷兰模式抑或美国模式)么?在《国富论》第3篇第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中,斯密认为中华帝国代表了“财富增长的自然方式”,即首先是农业的发展,随后农业的剩余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最后则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扩大。而欧洲发展走上的,乃是被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持续战乱所打断了的“非自然”的、“变态”的道路。他还明确指出:“中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大部分地区水陆交通方便。因而,其国内的广大市场就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制造业,并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中国的国内市场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当代学者,如彭慕兰、韩毓海的研究也表明,自宋代以来,中国的自发生成的“斯密式市场经济”就逐渐发展起来,明清之际,业已达到相当水平。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中国明代经济与社会之专著的“导言”中甚至明言:“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其实,早在1609年,顾炎武就曾这样描述:“经商者日益增多,占有土地者不再被尊重。人们较量经营金钱的智慧,商海沉浮难以预料。……,经商致富的居多,务农致富的极少。富者日渐富裕,穷者日益贫穷。成功者独霸一方,失败者落魄流亡。有钱则可买通权势,土地不再成为保障。……百人中富人居一,十人中穷人占九。穷人虽多却无力抗拒富人,富人虽少却能控制多数。金神驾驭苍天,钱神统治大地。”顾炎武所描绘的,正是一幅惟妙惟肖的明代中国市场经济图景。难怪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德洛维奇和库普曼,均以市场机制与社会基本制度无涉为前提来构建其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学说。更难怪阿里吉敢于断言,卡尔·马克思在底特律,亚当·斯密在北京。
世界著名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在临终前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1994)。哲人的序辞发人深省:“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会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也必将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论文导读:我们的立足点。②中国人民珍惜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竟也是地道的西方经济学,它与任何其他的“西方经济学”一样,若不植根于中国实际,终归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认真发掘中国原典文明基因之瑰宝,进而使之现代化,不失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选择的重要思路
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当然,有少数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相信最终只有中国可以挽救人类。因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民证明自己具有独特的生存能力。”文艺复兴时,欧洲资产阶级学者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历史上“古代”辉煌时期的希腊文明、罗马法律,从中发掘其原生文明基因中的瑰宝,进而促使欧洲的崛起。中国人缘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舍本逐末”?回顾中国历史,大禹治水以后,夏商周中的商朝,就是由参与治水且长于贸易的殷商氏族主导的联邦国家。春秋、战国和秦帝国时代,中华民族曾经创建世界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型的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当时华夏诸子的“百家争鸣”,其成果绝不逊于实际上远超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如“大争之世,强势生存”中的“计然学(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主义)”即是其翘楚。世界上四大古文明,绵延五千年至今未断的唯有中华文明。秦帝国集中华远古文明之大成,不仅统一了中国疆域,更重要的是统一了中华文明,即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确立郡县制等。以致即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斥骂秦朝二千年,但在实践中仍不得不“百代都行秦政法”,实因“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中国人民珍惜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竟也是地道的西方经济学,它与任何其他的“西方经济学”一样,若不植根于中国实际,终归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认真发掘中国原典文明基因之瑰宝,进而使之现代化,不失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选择的重要思路。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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