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为他呈现作为他者自我：对外翻译性

论文导读：以认识和利用。自我与他者之间并不存在交互性，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他者在主体哲学中的缺席表征在翻译中，就形成了在“自我中心”意义上的“自我的翻译”。这种“自我的翻译”对译本的选择遵从译入语的美学标准，依据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对译本原文进行随意改写或删减，使译语内
摘要：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倡导用抵抗式翻译来冲击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却忽略了弱势民族自身的能动作用。弱势民族可以利用对外翻译进行自我言说，主动地书写自我身份，谋求与他者建立间性对话关系。中国在对外翻译实践中，一方面要避免西方中心主义所造成的自我东方化，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译语文化，使得以翻译为媒的对外文化传播走向。
关键词：自我；他者；对外翻译；
1004—0544（2012）10—0092—04
在翻译研究领域，对外翻译一直未引起重视，只是在近年来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仅有两本相关专著：一本是1998年斯图阿特·坎贝尔（Stuart Campbell）的《译入第二语》（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另一本是2005年出版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翻泽学者耐克·K·波科恩（Nike K.Pokom）的著作《挑战传统原则——译入非母语》（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Translation into a Non—mother Tongue）。中国的对外翻译实践有一定的历史。近年来更是被提升到关乎国家形象的高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宣翻译”方面，从文化传播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以下几位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潘文国驳斥了以英国汉学家格雷汉姆（Graham）为代表的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汉籍英译只能由英语译者译人、而不能由汉语学者译出的观点，讨论了巾国翻译工作者从事汉籍英译对于弘扬中华文化的意义：马士奎研究了中国的对外翻译现象，指出对外翻译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是中国文化输出和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徐珺和霍跃红提出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该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采用异化的策略，适度运用中国英语，从而使中国文化尽快走向世界。本文试图探讨对外翻译中应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如何呈现自我文化，使得以翻译为媒的对外文化传播更具性。

一、从自我走向他者的翻译

自我与他者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的理论阐释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组话语。源自西方哲学，围绕两者之间关系的译学理论思考也遵循哲学路径。在西方近代主体哲学中。自我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他人不是与自我具有同等独立地位的异质于自我的他人，而是依附于自我的或者说是从自我的内心体验中推演出来的“他人”。自我与他者实际上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把一切存在者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客观存在，根据“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需要对其予以认识和利用。自我与他者之间并不存在交互性，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他者在主体哲学中的缺席表征在翻译中，就形成了在“自我中心”意义上的“自我的翻译”。这种“自我的翻译”对译本的选择遵从译入语的美学标准，依据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对译本原文进行随意改写或删减，使译语内容最大程度地满足译入语受众的阅读喜好和情趣。这样的翻译没有表现出对异域文化的尊重，没有表现出对具有主体性的他者的尊重，而是把自己的文化以及思维方式强加于他者，以强大的力量完成了对他者文化身份的塑造和构建，其实质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即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文化他者的符号型宰制，其结果是使异族文化走向消亡，翻译因而沦为文化殖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与此同时，理性主义的“孤芳自赏”和“惟我独尊”，消弭了能为自我语言和文化注入活力的各种异质性。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了因封闭、自足、自满而带来的某种僵化、停滞和重复之中，自我的语言和民族文化亦得不到更新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者”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范摘自：毕业论文题目www.7ctime.com
围内哲学和文化思潮里的强音符。列维纳斯提出“无限他者”的概念颠覆了西方哲学的“自我学”。他通过对自我与他者相遇时所呈现的“面对面”关系状态的分析，指出他者的绝对差异性，强调自我为他者承担责任的精神。自我与他者之间具有多种关系，而关系在诸多关系中应具有首要性。在批判和继承列维纳斯的思想基础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具有了性。他的“延异”学说拷问意义的绝对性，实质上是指向他者。他强调只有与他者相遇，内在于我自身的相异性才能得到理解，自我才能得到确证。在解构主义思想中，他者已经取得了相对于自我的优先性。
沿着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翻译从自我中心走向了他者。以韦努蒂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泽理论家倡导抵抗式翻译，向英美输入文化他性或差异，冲击英美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图最终颠覆英美的霸权意识，在世界政治和外交格局中建立一种真正的地缘政治关系。斯皮瓦克、尼南贾纳等后殖义文化学者和翻译理论家也纷纷批判西方强势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由异域文化译入自我文化的翻译实践，呼吁翻译中对文化他者的尊重和接纳。

二、对外翻译中的自我与他者

刘禾在其著作《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90—1937）》的序言中说到：“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这一行为当中，批评者最终却常常将统治者的权力僵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仅仅被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可能性：抵抗”。实际上，韦努蒂在倡导抵抗式翻译时，是号召英美译者用异化翻泽来抵抗英美的文化霸权，来重塑英美和“东方”的文化身份。作为一位身处异域的少数族裔学者，韦努蒂声称他本人在翻译中如实地再现了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对英美文化中既定的翻译规范、文化定势、语言习惯进行了挑战。然而，其他英美本土的译者会和他站在同一文化立场吗？作为受到文化殖民的第二三世界应该怎么“抵抗”呢？寄望于英美译者的尊重不是仍不能挣脱被言说的命运吗？韦努蒂及其他的批评家似乎都忽略了第三世界自身的能动作用。第三世界民族是否可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主动地进行自我言说，主动地书写“作为他者的自我”，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呢？再者，后殖义理论追求的是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的平等，而“抵抗”这一话语却没有摆脱二元对立思想的窠臼，最终仍旧陷入了对抗性范式，不可能实现文化多元平等的理想。作为一种文化交论文导读：
流方式，翻译从来都不是单向道的。以译者为立足点，翻译可以有两个向度：从泽者的外语译成母语，从译者的母语译成外语；从文化维度来讲，翻译也有从强势文化译入弱势文化和从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之分。而两个向度中的后者似乎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我们知道，要保证一种平等的文化交流，文化输出和文化引进应是同等重要的。译入译者母语的翻译是一种文化引进方式，泽入译者外语的翻译是一种文化输出方式。翻译学者大都认为，翻译的正常方向应是从译者的外语译人其母语，因为母语译入外语要比外语泽入母语的难度大，很少有译者的外语表达和—文本组织能力达到与母语相当的水平。因此，从译者的外语译入其母语的翻译通常被视为直接翻译，而从译者的母语翻译成外语的翻译被叫做逆向翻译或对外翻译。奈达指出，理想的翻译应是泽入译者母语的翻译。纽马克也认为“只有译入你们所习惯使用的语言时才能泽得自然准确，并达到最好的效果”。国际翻译界，特别是欧洲，也一直遵循“母语原则”。然而，随着英语在全球的普及并成为国际性语言，许多非英语地区人士的英语水平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又使得跨国家、跨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深入，在英语本土译者不足的情况下，非英语国家对外翻译现象应运而生。许多非英语国家都认识到对外翻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质疑“母语原则”的合理性。纽马克也认可逆向翻译在多数国家的必要性，并将逆向翻译称之为“服务翻译”。罗杰斯（Margaret Rogers）挑战直接翻译是质量保证的观点，指出人们往往认为逆向译者可能会产生“糟糕的翻译腔”，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直接翻译“也会产生令人不能接受的作品”。帔科恩认为如果西方翻泽理论家坚持认为直接翻译比对外翻译优越，就是在继续维护主要语言社区的译者和翻译实践的优越性，也就是仍有之嫌。源于：科技论文www.7ctime.com
译者在从母语译出外语，尤其是母语处于弱势文化、外语处于强势文化时，应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呢？弱势民族以翻泽为媒进行对外文化输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文化传播中信息的流向和流量，突破两方语言文化强势，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自我的身份认同离不开他者观照，他者是另一个自我，自我与他者在相互之间的互动、博弈与妥协中完成了各自身份的确定。面对语言文化的势差，对外翻译是弱势民族变被动抵抗为直接对话，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自觉自主地传播本族文化，树立自我文化身份，改变文化交流失衡的重要手段。
解构主义的他者、差异，在批判同一性掩盖下的文化霸权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却过于强调他者的权利，他者又有跻居中心之嫌。受此影响，解构主义译学范式过度张扬差异，翻译的首要任务似乎变成了呈现原文中的他异性，因而背离了翻译的原初意义——文化交流，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马丁·布伯曾区分过两种对话模式：“我——你”（I—Thou）模式和“我——它”（I—It）模式。前者是主体——主体模式，与下列品质相关联：相互性、开诚布公、诚实、自发、不伪装、不操纵、不带偏见、共享以及对他人负责意义上的爱；后者是一种主体——对客体模式，描述的是一方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把另一方当成经验和利用的对象。显然，“我和你”模式是自我与他者理想的对话模式，它保证了主体间或文化问信息的自由流动，体现了交流双方互负责任的精神。哈贝马斯也以交往行动理论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沟通关系，立足于主体间性寻求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平衡点。在自我与他者的交流过程中，一旦出现对效度要求的质疑，交流双方就将展开辩论和批评，以此来调整他们的语言沟通，从而避免了任何一方的话语霸权。对外翻译需要这样的间性思维，摒弃对抗性范式，构建对话性范式，在文化间建立一种“交往理性”，以达致自我与他者的互惠双赢关系。

三、中国的对外翻译如何呈现自我

中国的对外翻译实践活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清末民初，辜鸿铭、苏曼殊、林语堂和冯友兰等学者就开始将中国典籍译成外语。到民国时期，《三国志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镜花缘》等经典著作也被译介出去；新中国成立后，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和出版工作的外文局也与新中国在同一天诞生，对外翻译从此成为整个翻译工作和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来自国外的了解和关注程度日益增强，对中译外的需求量空前高涨，所涉及领域也迅速扩大。我国有关方面将对外翻译视为关乎中国国际形象的大事，并把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6年，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设法助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的对外翻译如何呈现自我文化呢？
刘禾曾不无忧虑地说：“由于西方的在场，中国的自信几乎消磨殆尽，其程度之深，甚至迫使中国不再能为自身维系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而必须或隐或显地参照世界的其他地方。后者时常以西方为代表”。纵观我国的对外翻译史，便会发现。我们一方面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却摆脱不了以西方为尺度来完成自我身份确证的困境，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文化心理弱势。以文化保守派自居的国学大师辜鸿铭带着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重构中国文化身份的目的去翻译《论语》，却采用了完全贴近英语语言规范和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极端归化翻译策略，译作不仅未能真正使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反而成为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制造东方话语的共谋。再看当今国人所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节日的英译名：端午节Dragon Boat Festival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in the lunar calendar，七夕Chinese Valentine’s Day，Chinese Lover’s Day，中元节Chinese Halloween。与西方节日的中译名相比，中国传统节日不仅缺乏统一确定的英译名，而且在以西方文化为参照论文导读：。这种异己中心主义赋予特定的他者文化以价值的优先性，以他者文化的信仰、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为依据设计自我人格与日常行为模式，并对其自身文化固有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立场。这种心态不仅会造成中国文化日渐边缘与失语，使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身份岌岌可危，也遮蔽了目的语受众领略异质文化的视
、以西方受众的接受力为依归的逻辑下，有的译名冗长拗口，甚至还要借洋节来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丧失殆尽。在对外翻译的实践中，这种着力于寻求与西方文化的相同点、从西方的视角来描述和呈现自身的文化、以他者为构建自我主体性的参照谱系的行为折射出一种屈从于强势文化的自我东方化倾向。跨文化传播学者单波将这种文化心态称之为：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暗中滋生的异己中心主义。这种异己中心主义赋予特定的他者文化以价值的优先性，以他者文化的信仰、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为依据设计自我人格与日常行为模式，并对其自身文化固有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立场。这种心态不仅会造成中国文化日渐边缘与失语，使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身份岌岌可危，也遮蔽了目的语受众领略异质文化的视线，不利于中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与传播。对话和文化间性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文化视点，传播中华文化就是肯定作为他者的自我，就是要彰显自身的他异性。
文化的输出最终要归于现实世界，接受传播效果的考量。对外翻译是否能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关键在于译本是否能获得目的语受众的认同。只有当目的语受众从精神层面消费了译本，我们的翻译才真正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从目前来看，中国文化的推介力度与效果并不成正比。以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为例，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出数量增长很快，但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数量相比，仍然失衡。即使是翻译质量不错的中译外作品，在国外也缺少读者群。许多中国文学译作只能在国外大学的图书馆找到，在商业市场却没有销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长期以来在世界格局中的经济、语言和文化强势，西方人多关注本国、本土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了解远远少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西方的语言文化霸权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淡化对外翻译的色彩，借助报刊影视、民间文化组织、学术交流等渠道进行立体传播，增进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另一方面也要本着自我对他者负责的精神，尊重差异性的目的语文化，在译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上适当考虑国外受众的价值准则、阅读兴趣、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促进译本在目的语社会中的流通。
四、结语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中国早已走出了萨义德在《东方学》题记中这样描写的东方民族时代。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可以自由地把自我放逐他乡与他者直接接触，去发现自我、丰富自我、重构自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媒介，翻译应受制于跨文化的规约：文化对话与意义共享，即通过文化传播达成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和谐对话。在对话中求同存异，相互从对方文化中吸取思想精华，从而达到本土文化的意义增殖与其文化中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我们既要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要以一颗自信自尊的心传播本土文化。译无定法，最关键的是对外翻译译者要有“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观，平等地对待自我与他者，做好本土和异域文化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