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都柏林都柏林里失落夏娃———乔伊斯小说《伊芙琳》《圣经》原型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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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码头与情人诺拉·伯娜科乘船私奔，给《伊芙琳》增添了一点自传色彩，小说也成为他反叛行为的最好诠释。而他笔下失落的夏娃——伊芙琳，生活在都柏林这个瘫痪的中心，却不知何去何从。参考文献：Joyce，James.TheSelectedLettersofJamesJoyce，Vol.2，Ed.RichardEllmann.London：Faber，1966Frye，Northrop.“Q
摘要：《圣经》对于乔伊斯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其作品中得以体现，短篇小说《伊芙琳》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伊芙琳》中所包含的《圣经》原型意象使文本具有了普遍意义，以个人的精神瘫痪映射出整个民族的瘫痪。另一方面，乔伊斯对《圣经》神话故事的仿写与颠覆不但具有讽刺意味，同时也是一种反叛性的继承。
关键词：《圣经》原型颠覆瘫痪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通过看似各自独立实则密切关联的十五篇作品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早期都柏林人的生活图景。时值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家到处弥漫着悲观情绪，加上长期处于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双重压迫之下，整个民族陷入一种麻木疲软、死气沉沉的瘫痪状态。在给一位出版商的信中，他写道：“我的意图是为我的祖国写一章道德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是因为这个城市在我看来正是瘫痪的中心。我深信，在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这章道德史之后，我已经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Joyce，1966）
在《都柏林人》中，《圣经》原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乔伊斯从小在教会学校接收教育，母亲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他厌恶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对爱尔兰人民的精神压迫，但宗教依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并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加拿大学者诺斯罗普·弗莱认为，乔伊斯与天主教会的决裂并不代表他要改变信仰，他是想把天主教的神话架构由信仰和信条转化为启发性的想象，从而将教条式的天主教义化作富有创造力的普遍性。（Frye，1963：256—7）美国学者罗伯特·奥特也指出，尽管乔伊斯毫不客气地戏仿、颠覆《圣经》，但他的创作始终具有很强的圣经传统的持续性。包括乔伊斯在内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向《圣经》）发起挑战的同时，也再次肯定了它的持久权威性。（Alter， 2000：20）天主教神学被认为是他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万德化，2009）因此，揭示圣经原型在乔伊斯作品中的丰富内涵对于理解他的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
《伊芙琳》以女主人公的姓名为篇名，伊芙琳的名字是由夏娃（Eve）与家系（Line）两个词合并而成，首次为《都柏林人》小说集引入了《圣经》的原型意象。伊芙琳所代表的，是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夏娃形象。小说所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性不堪忍受家庭生活的艰辛而试图与一名水手私奔的故事。伊芙琳是一个性格柔弱而迟疑的少女，她生活在一种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正如文中多次提到的灰尘以及开篇所述“她显得非常疲倦。”她的疲倦，一方面来自家庭生活的重负，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她的父亲，他不仅控制着她的财产，还要对她的私生活进行干涉，甚至还威胁她的人身安全。和伊芙琳的夏娃形象相对应的是，伊芙琳的父亲所扮演的是一个压迫的上帝形象。故事开篇伊芙琳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往昔的追忆体现出她对于家庭生活的留恋，即夏娃对伊甸园生活的留恋。在《圣经》中夏娃因偷食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不得已而离开。而在小说中，伊芙琳则是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母亲积劳成疾离世之后。压迫者的上帝形象和逃离的念头体现出作者对于《圣经》故事结构的一种颠覆性的模仿。
故事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水手弗兰克，他的名字意为诚实（Frank），但在小说中略具讽刺意味。在这个故事里他所代表的是引诱者的形象，即失乐园故事中的蛇。对于伊芙琳沉闷乏味的生活来说，弗兰克犹如清风拂面，给她带来新鲜与活力。他带她去看《波西米亚女郎》，给她讲可怕的帕塔格尼亚人的故事等，这些都足以勾起她的好奇心和对未知生活的向往，一如夏娃对禁果的好奇。父亲的反对与禁止也正如上帝对亚当夏娃勿食禁果的警告。然而，伊芙琳对弗兰克也并非完全信任。伊芙琳的结局，也是都柏林人的结局，她始终没能摆脱都柏林精神瘫痪的强大力量，尽管她也曾顿悟一时，意识到自己不能重蹈母亲的悲惨命运，也认识到自己“有权利获得幸福”，但随即又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觉得“弗兰克会救她”。在伊芙琳的身上，迟疑、敏感、脆弱、麻木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正是乔伊斯引入《圣经》原型的目的所在：借伊芙琳将原型的普遍意义投射到广大的都柏林人身上，以一个人的瘫痪写出一群人的瘫痪，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瘫痪。此外，对于《圣经》故事结构的模仿和颠覆，既可以视为乔伊斯对天主教的讽刺，也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反叛。正如前文所述，乔伊斯对《圣经》的继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肯定其神话原型意义，另一方面又通过戏仿、颠覆进行反叛式的继承，以此令古老文本所蕴含的原型意义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得到转化和重生，在实现自己写作目的的同时也使传统经典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从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重塑经典”。
乔伊斯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被颠覆和改写的《圣经》故事。而在《伊芙琳》发表不到一个月时，乔伊斯就在小说中出现过的北墙码头与情人诺拉·伯娜科乘船私奔，给《伊芙琳》增添了一点自传色彩，小说也成为他反叛行为的最好诠释。而他笔下失落的夏娃——伊芙琳，生活在都柏林这个瘫痪的中心，却不知何去何从。
参考文献：
Joyce，James.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 2， Ed. Richard Ellmann. London： Faber，1966
Frye， Northrop.“Quest and Cycle in Finnegans Wake，”in Fables of Identity： 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63，pp.256—7.
[3]Alter， Robert. Canon and Creativity. New H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
[4]刘意青.《圣经》文学阐释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摘要：《圣经》对于乔伊斯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其作品中得以体现，短篇小说《伊芙琳》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伊芙琳》中所包含的《圣经》原型意象使文本具有了普遍意义，以个人的精神瘫痪映射出整个民族的瘫痪。另一方面，乔伊斯对《圣经》神话故事的仿写与颠覆不但具有讽刺意味，同时也是一种反叛性的继承。
关键词：《圣经》原型颠覆瘫痪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通过看似各自独立实则密切关联的十五篇作品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早期都柏林人的生活图景。时值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家到处弥漫着悲观情绪，加上长期处于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双重压迫之下，整个民族陷入一种麻木疲软、死气沉沉的瘫痪状态。在给一位出版商的信中，他写道：“我的意图是为我的祖国写一章道德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是因为这个城市在我看来正是瘫痪的中心。我深信，在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这章道德史之后，我已经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Joyce，1966）
在《都柏林人》中，《圣经》原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乔伊斯从小在教会学校接收教育，母亲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他厌恶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对爱尔兰人民的精神压迫，但宗教依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并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加拿大学者诺斯罗普·弗莱认为，乔伊斯与天主教会的决裂并不代表他要改变信仰，他是想把天主教的神话架构由信仰和信条转化为启发性的想象，从而将教条式的天主教义化作富有创造力的普遍性。（Frye，1963：256—7）美国学者罗伯特·奥特也指出，尽管乔伊斯毫不客气地戏仿、颠覆《圣经》，但他的创作始终具有很强的圣经传统的持续性。包括乔伊斯在内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向《圣经》）发起挑战的同时，也再次肯定了它的持久权威性。（Alter， 2000：20）天主教神学被认为是他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万德化，2009）因此，揭示圣经原型在乔伊斯作品中的丰富内涵对于理解他的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
《伊芙琳》以女主人公的姓名为篇名，伊芙琳的名字是由夏娃（Eve）与家系（Line）两个词合并而成，首次为《都柏林人》小说集引入了《圣经》的原型意象。伊芙琳所代表的，是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夏娃形象。小说所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性不堪忍受家庭生活的艰辛而试图与一名水手私奔的故事。伊芙琳是一个性格柔弱而迟疑的少女，她生活在一种令人窒息的环境里，正如文中多次提到的灰尘以及开篇所述“她显得非常疲倦。”她的疲倦，一方面来自家庭生活的重负，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她的父亲，他不仅控制着她的财产，还要对她的私生活进行干涉，甚至还威胁她的人身安全。和伊芙琳的夏娃形象相对应的是，伊芙琳的父亲所扮演的是一个压迫的上帝形象。故事开篇伊芙琳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往昔的追忆体现出她对于家庭生活的留恋，即夏娃对伊甸园生活的留恋。在《圣经》中夏娃因偷食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不得已而离开。而在小说中，伊芙琳则是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母亲积劳成疾离世之后。压迫者的上帝形象和逃离的念头体现出作者对于《圣经》故事结构的一种颠覆性的模仿。
故事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水手弗兰克，他的名字意为诚实（Frank），但在小说中略具讽刺意味。在这个故事里他所代表的是引诱者的形象，即失乐园故事中的蛇。对于伊芙琳沉闷乏味的生活来说，弗兰克犹如清风拂面，给她带来新鲜与活力。他带她去看《波西米亚女郎》，给她讲可怕的帕塔格尼亚人的故事等，这些都足以勾起她的好奇心和对未知生活的向往，一如夏娃对禁果的好奇。父亲的反对与禁止也正如上帝对亚当夏娃勿食禁果的警告。然而，伊芙琳对弗兰克也并非完全信任。伊芙琳的结局，也是都柏林人的结局，她始终没能摆脱都柏林精神瘫痪的强大力量，尽管她也曾顿悟一时，意识到自己不能重蹈母亲的悲惨命运，也认识到自己“有权利获得幸福”，但随即又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觉得“弗兰克会救她”。在伊芙琳的身上，迟疑、敏感、脆弱、麻木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也正是乔伊斯引入《圣经》原型的目的所在：借伊芙琳将原型的普遍意义投射到广大的都柏林人身上，以一个人的瘫痪写出一群人的瘫痪，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瘫痪。此外，对于《圣经》故事结构的模仿和颠覆，既可以视为乔伊斯对天主教的讽刺，也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反叛。正如前文所述，乔伊斯对《圣经》的继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肯定其神话原型意义，另一方面又通过戏仿、颠覆进行反叛式的继承，以此令古老文本所蕴含的原型意义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得到转化和重生，在实现自己写作目的的同时也使传统经典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从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重塑经典”。
乔伊斯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被颠覆和改写的《圣经》故事。而在《伊芙琳》发表不到一个月时，乔伊斯就在小说中出现过的北墙码头与情人诺拉·伯娜科乘船私奔，给《伊芙琳》增添了一点自传色彩，小说也成为他反叛行为的最好诠释。而他笔下失落的夏娃——伊芙琳，生活在都柏林这个瘫痪的中心，却不知何去何从。
参考文献：
Joyce，James.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 2， Ed. Richard Ellmann. London： Faber，1966
Frye， Northrop.“Quest and Cycle in Finnegans Wake，”in Fables of Identity： 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63，pp.256—7.
[3]Alter， Robert. Canon and Creativity. New H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
[4]刘意青.《圣经》文学阐释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