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生态政治进展动力资源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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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福等政治术语，揭示了自然与社会、增长与限制、幸福与安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向传统政治思维、政治决策、政治、国家权利分配和结构等提出了挑战”。正如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互为、互为实现一样，自然生态与政治的矛盾关系同生态经济、生态文
摘要：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维度和不同性质的要素或资源所构成的复合体。从生态政治系统运行中的矛盾、结构、主体、行为等不同向度上来看，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主要呈现为：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动力，生态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基础物质动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价值目标是内在精神动力，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行为是根本主体动力，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生态政治治理是关键主体动力，生态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是主要直接动力，国际社会的积极生态压力是重要外部动力。
关键词：当代中国；生态政治；自然生态；生态经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6711165（2012）03003910
作为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以追求实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目标的生态政治系统，必然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并与其外部环境存在着各种互动作用关系的复杂的有机体，从而，推动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也必然是由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维度和不同性质的要素或资源所构成的复合体。我们只有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实际，并从生态政治系统运行中的矛盾、结构、主体、行为等不同向度上进行解析，才能全面揭示其层次性和重要性各不相同的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本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具体展现上述矛盾的，是主要着眼于表征人类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比较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自然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视，但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分析框架中，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作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力上，即生产力仅仅被界定为人类社会征服与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并没有反映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全部内容，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论断也没有反映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即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
然而，“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表明，要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在社会发展动力学说中给自然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足够的理由”。故此，无论是基于应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的需要，还是基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我们都应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社会基本矛盾拓展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之间的关系内容，也应将生产力概念进一步拓展和区分为反映人类社会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能力的生态生产力和反映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界能力的经济生产力。其中，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政治领域中的基本矛盾，也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将自然与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早已有之。比如，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地理政治学或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就是将自然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它是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主要研究一个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其在国际上的政治权利或利益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因素并与政治联系起来研究更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其实质是研究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而在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中，自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自然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更不等同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而是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生态变化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指自然生态保护与政治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是自然资源存量和生态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和政治系统对于自然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性之间的矛盾，是自然生态化与政治非生态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应当既能反映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作用，更能反映政治系统变革与创新对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反作用。这是因为，“生态政治理论针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增长等危机，反思人类经济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指标，重新审视了诸如安全、和平、正义、自由、、平等、幸福等政治术语，揭示了自然与社会、增长与限制、幸福与安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向传统政治思维、政治决策、政治、国家权利分配和结构等提出了挑战”。
正如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互为、互为实现一样，自然生态与政治的矛盾关系同生态经济、生态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生态政府、生态企业、生态非政府组织与生态公民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等也是互为、互为实现。也就是说，在生态政治中，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但它也需要通过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等其他领域或生态政党、生态政府、生态企业、生态非政府组织等不同政治主体和生态政治制度改革创新等各类政治行为等来加以实现。如果说，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基本矛盾动力，那么，其他生态社会领域发展、生态政治主体成长以及生态政治实践行为就是生态政治发展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与不同作用的动力资源。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各种生态政治思潮和运动不断高涨，促进了西方生态政治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在近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已集中出现，目前推进的高速工业化发展也已面临着日益明显的自然资源环境极限的挑战，自然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之间的各种矛盾也随之日益彰显，发展生态经济、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政府、提高绿色执政能力、确定生态发展战略目标、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等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也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基本矛盾动力。二、生态经济的发展趋势：基础论文导读：态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来，研究生态因素与经济现象的关系，寻求经济活动与生态变化的良性平衡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见，生态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自然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其最终目标就是追求实现自然生态变化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平衡即经济生态化，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然而，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生态
物质动力
在生态政治发展中，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应当受自然生态与经济之间矛盾所制约，生态政治的核心目标和中心任务也是解决自然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就是主要通过维护和促进生态经济发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3]，生态政治也是生态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生态政治产生与发展也是根源于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体现和反映生态经济生活中各种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如果说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是政治发展的基础物质动力，那么，生态经济发展与生态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基础物质动力。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新兴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中最早提出“生态经济”这一概念。生态经济学也被普遍定义为是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学科，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复合而构成的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4]，是“力求将生态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来，研究生态因素与经济现象的关系，寻求经济活动与生态变化的良性平衡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可见，生态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自然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其最终目标就是追求实现自然生态变化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平衡即经济生态化，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然而，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生态经济不仅需要政治系统提供一般现代经济所需要的经济规划和经济秩序，需要政治系统避免和克服一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消极后果；而且，由于生态经济所提供的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因而更需要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推进，如政府提供生态经济的发展战略、法律政策、消费教育等。这一点在生态经济发展初期往往表现得更为迫切，政府对生态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也更为明显。反之，政治系统也只有顺应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避免主要是由于经济不生态而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问题，从而也才能避免上述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所引发的各种政治矛盾、政治冲突乃至政治危机。总之，经济生态化必然要求政治生态化，而政治只有生态化才能既促进生态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自身的稳定与发展。
我国生源于：论文开题报告www.7ctime.com
态经济实践大约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首次提出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目标。随着我国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加入WTO以后国际贸易的日益“清洁化”与绿色化，以及消费者生态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生态环境技术的日益进步，还有生态环境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我国生态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我国生态省、生态县（市）和生态村已基本形成体系并有了不少比较成功的案例，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有机绿色食品生产、绿色产品国际贸易、清洁生产技术与设备等领域发展也是成就比较显著。事实上，生态经济正在成为我国最具国际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领域之一，正在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之一。同时，在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中国生态执政理念越来越明晰，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机构越来越健全，各种生态环境法律政策也越来越完善。当然，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既是促进生态政治发展的基础物质动力，也是生态政治发展反作用的结果。如我国生态经济起步之初，首先起步的就是政府行为为主体的环保产业；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农业建设也是主要得益于政府开展的各种生态农业示范点工作，生态旅游兴起也得益于国家对于各种森林公园、生态公园和生态园区等保护与激励的制度安排。近些年来，我国海南、云南、江西、湖南、福建、黑龙江等省都已从不同角度提出要建设生态经济大省的施政目标，这既是顺应生态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也是确保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目前，我国生态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难题，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生态破坏型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而生态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难题及其解决就是推动我国生态政治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动力资源。如当前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水平就存在不同：以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为代表的发达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相对高一些，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发展得相对好一些，而东北及西部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则相对较低。对于处于较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地区而言，政府必须从外部对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进行更强的干预。[6]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生态文明具有不相容性，资本主义的无止境地追求利润之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长久和广泛地建设生态文明，而只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科技和资本优势，以及凭借对他国的自然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转移排放等生态帝国主义或环境殖义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和本国一定范围内能够取得一些生态文明成果。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将社会主义原则与生态学原则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并且二者之间具有真正的内在一致性。因为，社会主义最终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建设生态文明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而且，“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9]。确立与追求论文导读：和社会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必然要求建设生态政党和生态政府，培育生态公民；必然要求健全各类生态制度，完善各类生态管理组织。当然，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促进动力与重要保障。自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主义生态文明价值目标的认识与确立大致经历了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目标，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生态化，即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正义，并将之与社会和社会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必然要求建设生态政党和生态政府，培育生态公民；必然要求健全各类生态制度，完善各类生态管理组织。当然，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促进动力与重要保障。自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主义生态文明价值目标的认识与确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基本否认到基本肯定存在生态环境问题、从主要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到意识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从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强调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从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经济发展优先到主张“又好又快”发展的生态保护相对优先的曲折历史过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生态危机”还曾被一度认为是资产阶级环境理论的“反动观点”，很多人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环境问题。但由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出现和日益明显，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高瞻远瞩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有环境污染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同样也有，并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把环境保护的优越性表现出来，就不算什么社会主义国家。[10]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正式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要走的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道路。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坚持执政为民、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明确地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至此，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立面和替代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与术语也就呼之欲出。
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新时期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政治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和为贵”等优秀文化基因传承的表现，更是当下应对全球以及本国自然资源日益紧张和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需要。可以肯定地说，率先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的唯一正确抉择。但也不可否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真正成为中国各级政治主体的自觉理念和价值目标，还远未成为广泛的现实。特别是在目前中国总体上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的背景下，全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在提升中国国际平等地位和促进国内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认识要远远强于生态保护；诸多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意识和经济增长需求也远远强于生态保护；众多公民的经济权利诉求和物质财富也远远胜过生态权利和生态环境。因此，解决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精神动力不足问题仍将任重道远。
广大公民是相对广义政府而言的，它包括生态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以及普通知识分子等，而公民的生态政治行为可以包括公民的生态政治参与、生态政治自治和生态政治合作等。所谓生态政治参与就是指广大公民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以及制约政府的生态决策以及执行的活动，其目的是实现公民生态利益的最大化；而生态政治自治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公民进行自主自愿的公共生态治理活动，它属于一种公共的自我治理活动，代表着生态政治行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方向。生态政治自治不能视同于生态政治参与，因为，“参与治理在‘参与’的层面上，主体是参与者，而在‘治理’的层面上，主体却不是参与者，参与者的意见往往只是在‘仅供参照’的意义上被使用，并不是必须遵从和执行的意见”[11]。生态政治合作也是特指公民和政府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的生态合作治理，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中心，是平等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它也不能等同于公民自下而上的生态政治参与，也是属于面向后工业社会的高级社会治理模式。当然，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参与仍是促进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常见形式，但在各种基层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迅速发展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日益深入的背景下，生态政治自治以及生态政治合作治理也会越来越成为促进生态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式。
广大公民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根本主体动力，首先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因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不仅是政府，更是广大公民，如果没有广大公民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自觉，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必将流于形式，同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也是最终在于引导广大公民的生态自觉，而公民的生态自觉也主要表现在各种生态政治行为之中。其次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文化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它所确立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应当是追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是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文化所要求的新公民不应当追求物质生活过于富足甚至无端浪费，而应当积极推进生态政治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理应包论文导读：
括生态，而生态就是制约和克服政府生态行为不当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目前现实中，一些基层政府仍然有着很强的唯GDP偏好倾向，总是存在着各种非生态甚至反生态行为，如果没有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和生态政治合作行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都必将步履艰难。四是社会主义公民养成的内在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公民本质上就应当是生态公民，生态公民依法拥有生态权利和生态义务，而公民的各种生态政治行为就是生态公民养成的具体实现路径。源于：大学生论文www.7ctime.com
服务型生态政治治理模式中的生态道德制度，应当属于一种新型的制度，它包含着权力制度和法律制度全部历史发展中的一切积极成就，它是道德化的制度和制度的道德化，也是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即法律是体现了精神的法律，道德是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量的道德，它们之间的统一是以服务精神的形式贯穿于全部公共管理活动之中。[16]作为生态道德制度的常规内容主要表现为各种引导性、激励性而不是强制性、惩戒性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这种生态道德制度并不意味着否认或消解法律法治在生态政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以德治统摄法治并能够真正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完全内在统一，因而能够克服管理型生态治理模式中的法律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并充分发挥法治的生态治理功能。当然，这种生态道德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其构建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已接受到复杂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增强的后工业社会到来的挑战。应该说，一味地强调和注重学习与借鉴西方的管理型生态政治治理模式及其生态法律制度，发挥其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作用的观点和行为已经到了需要反思和总结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新时期的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已率先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前瞻性目标。而且，中国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管理型治理模式的历史包袱，因而也更有利于中国率先建设和实现这种服务型生态政治治理模式及其生态道德制度。我们确信，生态政治制度改革创新只有站在历史发展大趋势的高度，以生态道德制度构建为核心目标，才能真正推动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天地、新境界，也才能真正解决和应对各种生态政治危机的风险问题。
国际社会的生态压力可以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外交、技术等多领域多方面表现出来。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国际贸易日趋“清洁化”，国际绿色贸易壁垒也逐步增多，国际上已签订了诸多含有贸易条款的多边环保协定，国际贸易产品的环境认证也越来越严格，国际绿色贸易压力已越来越明显；国际环境非政府主体也十分活跃，它们包括各种全球组织、区域组织、地区组织、企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大众媒体以及公民个人等，它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受国界限制，对各国生态政治决策和行为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国际上也多次召开世界环境会议，诸多国家政要以及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会议多次发布各种国际环境宣言和制定各类环境协议，目前世界上大约有700多个多边环境协定（MEA）和1000多个双边条约、公约、协定以及修正案等[17]，它们已对各国生态政治发展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国际环境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各类生态科学与人文知识通过不同信息渠道得以广泛传播，国际生态文化环境必然会对一个国家的生态政治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社会的生态压力也可以区分为合理的、公正的压力和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压力，前者是指基于合理公正的国际规则之上，特别是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原则”、“不损害他国资源环境与各国管辖之外资源环境的原则”等之上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对各国生态政治发展产生的是一种积极性的外部推力，即属于积极生态压力；而后者是指基于少数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上，特别是基于维护某些发达国家特定利益或既得利益或基于生态帝国主义或环境殖义之上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对各国生态政治发展产生的就是一种消极性的外部阻力，即属于消极生态压力。目前，这两种国际社会的生态压力同时并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千方百计地退出国际环境协定并阻挠新的国际环境协议的签署，推卸应负的国际生态责任，从而对各国生态政治的健康发展所产生的外部阻力逐步增强。但就总体状况而言，国际社会的生态意识越来越强，生态经济总量也会越来越大，生态呼声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国际社会的外部生态推力还是远远大于阻力，而且其推力也会越来越强大。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近些年来，在国际环境外交上也是积极有所作为，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出席国际环境会议，并签署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环境公约，并勇于承担和认真履行其中的职责。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目前的“生态赤字”仍然很大，发展经济的任务也仍然很重；国际社会的各种环境组织、专家学者也论文导读：
越来越将将目光聚焦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他们中既有人对中国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现状发泄不满和进行指责，也有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予以肯定和抱有希望；加入WTO以后的中国所遭遇的国际生态压力更是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只有勇于面对和积极应对，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才能真正善于利用国际生态推力和有效国际生态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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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维度和不同性质的要素或资源所构成的复合体。从生态政治系统运行中的矛盾、结构、主体、行为等不同向度上来看，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主要呈现为：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动力，生态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基础物质动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价值目标是内在精神动力，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行为是根本主体动力，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生态政治治理是关键主体动力，生态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是主要直接动力，国际社会的积极生态压力是重要外部动力。
关键词：当代中国；生态政治；自然生态；生态经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6711165（2012）03003910
作为人类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以追求实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目标的生态政治系统，必然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并与其外部环境存在着各种互动作用关系的复杂的有机体，从而，推动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也必然是由一个不同层次、不同维度和不同性质的要素或资源所构成的复合体。我们只有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实际，并从生态政治系统运行中的矛盾、结构、主体、行为等不同向度上进行解析，才能全面揭示其层次性和重要性各不相同的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动力
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中专生毕业论文www.7ctime.com本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具体展现上述矛盾的，是主要着眼于表征人类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比较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自然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视，但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分析框架中，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作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力上，即生产力仅仅被界定为人类社会征服与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并没有反映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全部内容，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论断也没有反映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即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
然而，“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表明，要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在社会发展动力学说中给自然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足够的理由”。故此，无论是基于应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的需要，还是基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我们都应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社会基本矛盾拓展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之间的关系内容，也应将生产力概念进一步拓展和区分为反映人类社会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能力的生态生产力和反映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界能力的经济生产力。其中，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政治领域中的基本矛盾，也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将自然与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早已有之。比如，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地理政治学或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就是将自然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它是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主要研究一个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其在国际上的政治权利或利益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因素并与政治联系起来研究更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其实质是研究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而在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中，自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自然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更不等同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而是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生态变化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指自然生态保护与政治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是自然资源存量和生态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和政治系统对于自然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性之间的矛盾，是自然生态化与政治非生态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应当既能反映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作用，更能反映政治系统变革与创新对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反作用。这是因为，“生态政治理论针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增长等危机，反思人类经济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指标，重新审视了诸如安全、和平、正义、自由、、平等、幸福等政治术语，揭示了自然与社会、增长与限制、幸福与安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向传统政治思维、政治决策、政治、国家权利分配和结构等提出了挑战”。
正如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互为、互为实现一样，自然生态与政治的矛盾关系同生态经济、生态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生态政府、生态企业、生态非政府组织与生态公民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等也是互为、互为实现。也就是说，在生态政治中，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但它也需要通过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等其他领域或生态政党、生态政府、生态企业、生态非政府组织等不同政治主体和生态政治制度改革创新等各类政治行为等来加以实现。如果说，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基本矛盾动力，那么，其他生态社会领域发展、生态政治主体成长以及生态政治实践行为就是生态政治发展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与不同作用的动力资源。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各种生态政治思潮和运动不断高涨，促进了西方生态政治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在近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已集中出现，目前推进的高速工业化发展也已面临着日益明显的自然资源环境极限的挑战，自然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之间的各种矛盾也随之日益彰显，发展生态经济、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政府、提高绿色执政能力、确定生态发展战略目标、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等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也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基本矛盾动力。二、生态经济的发展趋势：基础论文导读：态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来，研究生态因素与经济现象的关系，寻求经济活动与生态变化的良性平衡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见，生态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自然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其最终目标就是追求实现自然生态变化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平衡即经济生态化，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然而，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生态
物质动力
在生态政治发展中，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应当受自然生态与经济之间矛盾所制约，生态政治的核心目标和中心任务也是解决自然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就是主要通过维护和促进生态经济发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3]，生态政治也是生态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生态政治产生与发展也是根源于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体现和反映生态经济生活中各种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如果说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是政治发展的基础物质动力，那么，生态经济发展与生态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基础物质动力。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新兴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中最早提出“生态经济”这一概念。生态经济学也被普遍定义为是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学科，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复合而构成的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4]，是“力求将生态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来，研究生态因素与经济现象的关系，寻求经济活动与生态变化的良性平衡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可见，生态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自然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其最终目标就是追求实现自然生态变化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良性平衡即经济生态化，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然而，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生态经济不仅需要政治系统提供一般现代经济所需要的经济规划和经济秩序，需要政治系统避免和克服一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消极后果；而且，由于生态经济所提供的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因而更需要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推进，如政府提供生态经济的发展战略、法律政策、消费教育等。这一点在生态经济发展初期往往表现得更为迫切，政府对生态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也更为明显。反之，政治系统也只有顺应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避免主要是由于经济不生态而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问题，从而也才能避免上述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所引发的各种政治矛盾、政治冲突乃至政治危机。总之，经济生态化必然要求政治生态化，而政治只有生态化才能既促进生态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自身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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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经济实践大约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首次提出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目标。随着我国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加入WTO以后国际贸易的日益“清洁化”与绿色化，以及消费者生态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生态环境技术的日益进步，还有生态环境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我国生态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我国生态省、生态县（市）和生态村已基本形成体系并有了不少比较成功的案例，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有机绿色食品生产、绿色产品国际贸易、清洁生产技术与设备等领域发展也是成就比较显著。事实上，生态经济正在成为我国最具国际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领域之一，正在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之一。同时，在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中国生态执政理念越来越明晰，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机构越来越健全，各种生态环境法律政策也越来越完善。当然，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既是促进生态政治发展的基础物质动力，也是生态政治发展反作用的结果。如我国生态经济起步之初，首先起步的就是政府行为为主体的环保产业；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农业建设也是主要得益于政府开展的各种生态农业示范点工作，生态旅游兴起也得益于国家对于各种森林公园、生态公园和生态园区等保护与激励的制度安排。近些年来，我国海南、云南、江西、湖南、福建、黑龙江等省都已从不同角度提出要建设生态经济大省的施政目标，这既是顺应生态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也是确保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目前，我国生态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难题，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生态破坏型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而生态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难题及其解决就是推动我国生态政治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动力资源。如当前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水平就存在不同：以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为代表的发达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相对高一些，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发展得相对好一些，而东北及西部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则相对较低。对于处于较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地区而言，政府必须从外部对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进行更强的干预。[6]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价值目标：内在精神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生态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也是受到自然生态与文化之间矛盾所影响，并通过生态文化发展、繁荣与弘扬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生态政治发展离不开生态文化的影响，生态文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内在灵魂。这里的生态文化就是指“以生态环境知识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即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理念为目标的社会意识或人类精神”[7]。其中，生态价值理念或生态价值目标是生态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价值目标则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生态文明具有不相容性，资本主义的无止境地追求利润之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长久和广泛地建设生态文明，而只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科技和资本优势，以及凭借对他国的自然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转移排放等生态帝国主义或环境殖义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和本国一定范围内能够取得一些生态文明成果。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将社会主义原则与生态学原则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并且二者之间具有真正的内在一致性。因为，社会主义最终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建设生态文明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而且，“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9]。确立与追求论文导读：和社会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必然要求建设生态政党和生态政府，培育生态公民；必然要求健全各类生态制度，完善各类生态管理组织。当然，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促进动力与重要保障。自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主义生态文明价值目标的认识与确立大致经历了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目标，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生态化，即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正义，并将之与社会和社会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必然要求建设生态政党和生态政府，培育生态公民；必然要求健全各类生态制度，完善各类生态管理组织。当然，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促进动力与重要保障。自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主义生态文明价值目标的认识与确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基本否认到基本肯定存在生态环境问题、从主要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到意识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从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强调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从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经济发展优先到主张“又好又快”发展的生态保护相对优先的曲折历史过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生态危机”还曾被一度认为是资产阶级环境理论的“反动观点”，很多人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环境问题。但由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出现和日益明显，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高瞻远瞩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有环境污染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同样也有，并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把环境保护的优越性表现出来，就不算什么社会主义国家。[10]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正式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要走的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道路。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坚持执政为民、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明确地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至此，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立面和替代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与术语也就呼之欲出。
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新时期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政治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和为贵”等优秀文化基因传承的表现，更是当下应对全球以及本国自然资源日益紧张和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需要。可以肯定地说，率先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的唯一正确抉择。但也不可否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真正成为中国各级政治主体的自觉理念和价值目标，还远未成为广泛的现实。特别是在目前中国总体上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的背景下，全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在提升中国国际平等地位和促进国内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认识要远远强于生态保护；诸多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意识和经济增长需求也远远强于生态保护；众多公民的经济权利诉求和物质财富也远远胜过生态权利和生态环境。因此，解决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精神动力不足问题仍将任重道远。
四、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行为：根本主体动力
就生态政治发展的施动主体而言，承认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行为的根本作用或决定作用，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最终选择。因为，从历史发展大趋势上来看，无论是生态文明还是政治文明建设，当代中国都必然会走从政府推进型到社会自主型的发展道路。而只有全社会牢固地树立生态政治文明观念和切实地推进生态政治文明行为，中国生态政治发展才有希望真正地走上康庄大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前景才有希望完全变为现实。广大公民是相对广义政府而言的，它包括生态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以及普通知识分子等，而公民的生态政治行为可以包括公民的生态政治参与、生态政治自治和生态政治合作等。所谓生态政治参与就是指广大公民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以及制约政府的生态决策以及执行的活动，其目的是实现公民生态利益的最大化；而生态政治自治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公民进行自主自愿的公共生态治理活动，它属于一种公共的自我治理活动，代表着生态政治行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方向。生态政治自治不能视同于生态政治参与，因为，“参与治理在‘参与’的层面上，主体是参与者，而在‘治理’的层面上，主体却不是参与者，参与者的意见往往只是在‘仅供参照’的意义上被使用，并不是必须遵从和执行的意见”[11]。生态政治合作也是特指公民和政府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的生态合作治理，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中心，是平等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它也不能等同于公民自下而上的生态政治参与，也是属于面向后工业社会的高级社会治理模式。当然，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参与仍是促进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常见形式，但在各种基层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迅速发展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日益深入的背景下，生态政治自治以及生态政治合作治理也会越来越成为促进生态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式。
广大公民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根本主体动力，首先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因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不仅是政府，更是广大公民，如果没有广大公民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自觉，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必将流于形式，同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职能也是最终在于引导广大公民的生态自觉，而公民的生态自觉也主要表现在各种生态政治行为之中。其次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文化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它所确立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应当是追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是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文化所要求的新公民不应当追求物质生活过于富足甚至无端浪费，而应当积极推进生态政治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理应包论文导读：
括生态，而生态就是制约和克服政府生态行为不当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目前现实中，一些基层政府仍然有着很强的唯GDP偏好倾向，总是存在着各种非生态甚至反生态行为，如果没有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和生态政治合作行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都必将步履艰难。四是社会主义公民养成的内在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公民本质上就应当是生态公民，生态公民依法拥有生态权利和生态义务，而公民的各种生态政治行为就是生态公民养成的具体实现路径。源于：大学生论文www.7ctime.com
服务型生态政治治理模式中的生态道德制度，应当属于一种新型的制度，它包含着权力制度和法律制度全部历史发展中的一切积极成就，它是道德化的制度和制度的道德化，也是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即法律是体现了精神的法律，道德是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量的道德，它们之间的统一是以服务精神的形式贯穿于全部公共管理活动之中。[16]作为生态道德制度的常规内容主要表现为各种引导性、激励性而不是强制性、惩戒性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这种生态道德制度并不意味着否认或消解法律法治在生态政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以德治统摄法治并能够真正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完全内在统一，因而能够克服管理型生态治理模式中的法律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并充分发挥法治的生态治理功能。当然，这种生态道德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其构建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已接受到复杂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增强的后工业社会到来的挑战。应该说，一味地强调和注重学习与借鉴西方的管理型生态政治治理模式及其生态法律制度，发挥其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作用的观点和行为已经到了需要反思和总结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新时期的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已率先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前瞻性目标。而且，中国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管理型治理模式的历史包袱，因而也更有利于中国率先建设和实现这种服务型生态政治治理模式及其生态道德制度。我们确信，生态政治制度改革创新只有站在历史发展大趋势的高度，以生态道德制度构建为核心目标，才能真正推动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天地、新境界，也才能真正解决和应对各种生态政治危机的风险问题。
七、国际社会的积极生态压力：重要外部动力
伴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渐凸显，国际社会的生态博弈和生态合作行动也随之普及。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自然也要承受一定的来自国际社会的生态压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生态政治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也往往是源自于国际社会的重大生态行动所生成的压力。比如，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时，中国政府派出了代表团参加，这应当可以看作是中国生态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中国政府也随即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经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1995年，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也首次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7年，“十五大”又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之中。国际社会的生态压力可以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外交、技术等多领域多方面表现出来。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国际贸易日趋“清洁化”，国际绿色贸易壁垒也逐步增多，国际上已签订了诸多含有贸易条款的多边环保协定，国际贸易产品的环境认证也越来越严格，国际绿色贸易压力已越来越明显；国际环境非政府主体也十分活跃，它们包括各种全球组织、区域组织、地区组织、企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大众媒体以及公民个人等，它们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受国界限制，对各国生态政治决策和行为影响也是越来越大；国际上也多次召开世界环境会议，诸多国家政要以及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会议多次发布各种国际环境宣言和制定各类环境协议，目前世界上大约有700多个多边环境协定（MEA）和1000多个双边条约、公约、协定以及修正案等[17]，它们已对各国生态政治发展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国际环境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各类生态科学与人文知识通过不同信息渠道得以广泛传播，国际生态文化环境必然会对一个国家的生态政治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社会的生态压力也可以区分为合理的、公正的压力和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压力，前者是指基于合理公正的国际规则之上，特别是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原则”、“不损害他国资源环境与各国管辖之外资源环境的原则”等之上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对各国生态政治发展产生的是一种积极性的外部推力，即属于积极生态压力；而后者是指基于少数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上，特别是基于维护某些发达国家特定利益或既得利益或基于生态帝国主义或环境殖义之上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对各国生态政治发展产生的就是一种消极性的外部阻力，即属于消极生态压力。目前，这两种国际社会的生态压力同时并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千方百计地退出国际环境协定并阻挠新的国际环境协议的签署，推卸应负的国际生态责任，从而对各国生态政治的健康发展所产生的外部阻力逐步增强。但就总体状况而言，国际社会的生态意识越来越强，生态经济总量也会越来越大，生态呼声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国际社会的外部生态推力还是远远大于阻力，而且其推力也会越来越强大。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近些年来，在国际环境外交上也是积极有所作为，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出席国际环境会议，并签署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环境公约，并勇于承担和认真履行其中的职责。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目前的“生态赤字”仍然很大，发展经济的任务也仍然很重；国际社会的各种环境组织、专家学者也论文导读：
越来越将将目光聚焦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他们中既有人对中国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现状发泄不满和进行指责，也有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予以肯定和抱有希望；加入WTO以后的中国所遭遇的国际生态压力更是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只有勇于面对和积极应对，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才能真正善于利用国际生态推力和有效国际生态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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