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缺失当代中国诚信缺失文化根源理工

论文导读：在的修身养性，因此在形式上主要是“意会知识”③，因特定的主体，特定的主体间性，以及特定的语境而异，难以交流和共享；不主张甚至反对非嵌入编码知识，其典型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重要的是可以说服人，办成事，而不在于道理本身和怎样表述，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向上开放，中国文化在于向下兼容——不问来历，
摘 要：当代中国的诚信缺失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有关的特质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不必为人性设置底线，以及在梁漱溟所论及的人的三大关系中，以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为主。三大关系相应于三大博弈。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是诚信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博弈正是这样的博弈，并且是演进博弈。人际博弈是无限策略和一次性博弈，因而没法设置底线，导致诚信缺失。为此，在人际间只能求同存异。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古代漫长的岁月育成了礼仪之邦，在于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熟人社会、科举考试，以及独特的精神生活，因而人际或者没有博弈，或者主要在精神领域并有序进行。其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际关系下沉到人与物的关系；转向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以及在陌生人之间发生博弈。传统文化的优势难以施展，道德失效，而原来潜在的缺陷，由于市场经济的规则尚未确立而暴露无遗并得到放大。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加剧了博弈中的违规和人性的堕落。重建诚信，从顶层做起，从底线做起，对违规零宽容；挖掘和重新阐释传统文化。抓住金融危机的分岔点，由用到体。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文化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重建诚信。
关键词：当代中国；诚信缺失；传统文化；人之初；博弈；社会转型；分岔点；由用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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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全社会的诚信缺失已经到达不能容忍的地步。包括学术界在内，人们从各个方面讨论诚信缺失的原因和对策。本文拟从文化的视野切入，认为诚信缺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关，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关。重建诚信，意味着一个多世纪的体用之争深入到“体”的层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特质①的影响

此处所谓的“特质”，其一指“人之初性本善”，其二指中国传统文化以处理人际关系为核心。

1.人之初，性本……

“人之初性本善”，与西方文化“人之初性本恶”形成鲜明对比。此处不涉及其缘由和高下优劣，而是探讨，一旦有了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初始的“公理”之后，对一种文化的“建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人之初性本恶，因而必须有严格的法律防止作恶，由此所建构的文化以法律为基础，是对于人性而言的“底线设计”。底线，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不准。在形式上是非嵌入编码知识②，对所有人透明、一致，以及为所有人（基本上）无歧义的理解、接受和遵守。底线向上开放，不允许人作恶，只要不是所规定的“不准”的事项，都可以从事。以底线为基础，重在共同的出发点，重在对彼此间契约的尊重；向上则呈现开放、发散和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自组织，社会中的权力相对分散。
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无需法律来看守人的底线，需要的是高尚的道德的教化。由此所构建的文化以道德为目标，是对于人性而言的“顶端设计”。“顶端”，在于“要、讲、应该……”，当代中国的“讲政治”与此一脉相承。道德强调内在的修身养性，因此在形式上主要是“意会知识”③，因特定的主体，特定的主体间性，以及特定的语境而异，难以交流和共享；不主张甚至反对非嵌入编码知识，其典型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重要的是可以说服人，办成事，而不在于道理本身和怎样表述，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向上开放，中国文化在于向下兼容——不问来历，是否来自五湖四海，求同存异。那些“异”和不同之处，最后都归结、收敛到圣贤。作为“收敛”的自然推论，那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方）文化趋于集权。
人之初，相应于自然哲学的“始基”和“本原”，由始基和本原演化和构建万物；是欧几里得几何的逻辑出发点：公理，由此演绎出欧氏几何乃至整个科学大厦；是一种文化的原初起点。对人之初的先验设定，对一种文化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性本恶，看似、恶狠狠，却在制度的约束下步步向上；性本善，看似甜蜜蜜、情切切，因失去制度之底，一旦条件适宜，人性便会滑向深渊。
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趋利避害”，也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倾向于以最小成本或代价获取最大收益。经济人假设，可以认为是自然界的基本定理“最小作用量定理”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当然，人类社会（一定程度上包含动物界）存在互助行为，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以换取群体、民族和人类的延续和更大的利益。如何激励并规范“经济人”的冲动进而超越之，这是摆在各种文化面前的共同课题。
总之，人之初，既非性本恶，亦非性本善；人之初，性不定。就是在传诵人之初性本善的中国，大名鼎鼎的王阳明先生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应该说的就是“性不定”，或者与之相近。

2.人的三大关系和三大博弈

然而，人之初，性已定。
且不说DNA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因人而异，生于中国还是美国，生于中国的东部还是西部，城市还是农村，生于何种家庭，“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人之初，性已定。出生，也就是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在一个人的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印记无关乎善恶④，而是关系到个人看待和处理周遭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围绕这三大关系，有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的西方文化（并非不涉及其他两个关系，下同），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主的中国文化，以及以处理人与自身关系为主的印度文化。相应于三大关系，可以认为存在人的三大博弈：与自然博弈，与他人博弈，以源于：论文例文www.7ctime.com
及与自身博弈。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博弈，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一样，从根本上规定一种文化在数千年甚至更长岁月里的基本走向。
西方文化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相对于个人或团队与自然间微不足道和稍纵即逝的博弈来说，自然界是如此之大，之久，对所有的博弈者来者不拒，一视同仁。在同样的语境下，只要与之博弈的人，以与以往或他人相同的方式出同一张牌，那么自然界不会变招，也总是出同一张牌。例如，水在同样的条件下，总是在同样的温度沸腾。在博弈论中，这就是“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⑤。中国文化以人与人的博弈为主。人，可就没有水在同样条件下总是在100度论文导读：
沸腾那么简单了。中国人看重的是，水无常形。这次输了，下次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一定变招。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际博弈的特点就是“一次博弈”和“无限策略”。至于进一步测度博弈对手而不变招，就是在更高水平上的心理战了。正因为此，自古至今，中国的文化中充斥着这样的词语：“无招胜有招”，“兵不厌诈”，“打一换个地方”，最后是“人心叵测”，只能要求“和为贵”，“和源于：毕业论文指导记录www.7ctime.com
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说及人与自身博弈，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

一、“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尼采）。

由此可见，在三大博弈中，最简单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西方人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且是从自然中最简单的部分开始。那就是丈量土地和杠杆，对手的“招数”最少，也就是在“有限”的策略中，最有限，最简单，以及可重复性最高，只要寥寥数招，便可洞悉对手的伎俩。欧几里得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就是由此得到的成果。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包括西方人和希腊人，在远古和古代都处于渔猎、采集和农耕时代，所博弈的对象是动植物，其招数虽逊于人，也复杂到难以胜数。唯有希腊文明，从自然界中的最简单处开始。李约瑟除了他的著名的悖论外还有一个假设：如果科学起源于中国的话，那么一开始就不是力学，可能是电磁学。从博弈论⑥的角度看，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科学始于几何学和力学，并非偶然。
从自然界中的最简单者开始，一旦揭示对手的策略，便可在此基础上与较为复杂的对手博弈。就这样步步为营，以及在技术的支持下，由几何学、力学到电磁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进而生态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这样的进程，在博弈论中，就是由重复博弈走向演进博弈。有限策略，重复博弈，以及演进博弈，对于作为博弈另一方的人产生深远影响。
由此还可以解释，为何在各种文化争斗不已之时，体育比赛可以打通文化之间的高墙与鸿沟。其原因就在于，种种体育赛事，看似人与人的博弈，但在背后都存在人与自然的博弈。运动员，一方面要克服来自外部的万有引力、摩擦力和阻力等；另一方面要克服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局限。所谓克服心理局限，也就是要排除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博弈对人与自然博弈的干扰。自然，作为体育比赛中对所有参赛者一视同仁的参与者，也就是为所有参赛者设置了一律和一以贯之的“有限策略”，以保证重复博弈，进而演进博弈⑦。
希腊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既诞生了作为科学源头的欧几里德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同时也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这并不是巧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更快、更强、更高，”正与IT领域的摩尔定律所提倡的“更快、更小、更便宜”的理念不谋而合，从而也印证了体育与科技在与自然博弈中的一致性。

3.三大博弈与三种文化

如果说“人之初”只是文化建构的出发点，那么处于文化中的个人，是与自然、他人，还是自身中的那一方为主展开博弈，则是在时时处处塑造人，塑造文化。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比较三类博弈对三种文化的塑造。
其一，陌生人，抑或熟人。自然界与人的博弈，不论对方是谁，只要是以同样的策略对待自然，自然也一定会一视同仁地出同一张牌。正是这样的博弈方式，使西方人客观地看待自然，以及倾向于客观和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人，这就是所谓“陌生人”。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陌生人之间的平权⑧。在人与人的博弈中，由于个人之间的千差万别，国家民族、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历史渊源，以及意识形态等等，必然形成彼此间的亲疏好恶，构建起形形色色的熟人圈，以及相应的权力圈，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制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于是，人际间的博弈，除了个人的无限策略外，在相当程度上就看归属于什么圈子。看人下菜。
其二，“意欲”的取向。梁漱溟在论述人的三大关系时还提出“文化三路向”说。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意欲反身向后要求”。可以从前述人的三大博弈逻辑地推出这三种取向。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实际上就是源于演进博弈。西方人在与自然的博弈中由简到繁，步步为营，节节向前，征服自然，进而征服世界。再者，西方文化的“底线”、科学，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都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可以交流共享，因而得以积累、扩展、学习和“向前”。值得注意的是，“向前”，不只是对外，对自然，对世界；而且是对内，那就是怀疑和创新。求异，反思，不断自我更新。
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则是出于人际博弈的易变和极端复杂性而难分高下，只能要求各方中庸不走极端，对各种境遇随遇而安。这也是人际博弈的无限策略和一次性的必然结果。再者，在中国的修身养性和道德中充斥着嵌入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列维—布留尔认为：“这些概念所具有的抽象的和一般的形式可以容许一种表面上合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的双重过程，而这个永远是空洞的自足的过程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⑨中华文明因此而延续至今，或许在相当程度上也因此而停滞不前。“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⑩李大钊先生在一个多世纪前便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不仅在于政治结构的周而复始，而且在于“没完没了”的思维方式，其根源是没有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人际博弈。
至于印度文化，人在与自身的博弈中，由“取消问题”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有一个简化的公式：“能力—=幸福感”。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由削减来换取幸福。
其三，规则意识。规则需得到各方的认同，各方之间的平权，以及制定规则的第三方超越所有各方；目的是保证博弈的公平。规则的普遍适用和稳定有效有助于博弈者在胜负或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和知识的积累，理性的育成，信用的培育，从而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
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自然一身而二任，既作为博弈的一方，又是规则的制定者。不论博弈的另一方愿意与否，在确定的情况下，自然界总是按“既定”方式出牌。正是在与自然之间普遍和重复的博弈中，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反复磨练，尤其是在演进博弈论文导读：度关注正说明了这一点。是触底反弹，重建诚信的时候了。首先，重中之重，是从顶层做起。数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近年来更是蒸蒸日上。官，尤其是高官的言行举止在百姓的心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一，令行禁止，言而有信。想要社会诚信，政府先讲诚信。第

二、制定公平透明的规则，普遍适用且相对稳定，以形成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自

中获得了确定的进步，使得西方人逐步接受和培育了规则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规则意识推广到人际的博弈中，从中世纪的骑士、启蒙运动强调的天赋人权和契约精神，到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摘自：毕业论文结论怎么写www.7ctime.com
刚性的规则，是社会柔性运行的润滑剂。在没有、或有规则而实际上不讲规则的社会里，看似没有刚性规则而可以随意而行，实际上处处是会伤筋动骨的棱角，时时遇到会置人于死地的陷阱。多年前，在一位博士生的作业中有这样一段话，旷野上有一扇门，西方人过往一定要经由此门，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东方人）则视而不见，在旷野上随意穿行。真的是“旷野”，真的可以随意穿行？
上述情况，大致可以归结为“上下”两个层面：下无底线，上无引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无法无天。无疑，改革开放意味着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全方位发生根本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前中国的诚信缺失愈演愈烈。表明在文化等方面存在深层缺陷。
总之，当代中国的诚信缺失，既有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性已定”，性本善和人际博弈，也有后人的主观因素，包括擅权和意识形态的好恶，摧毁了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对人际博弈弊病的约束和引导；既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也有现代社会的作为与叠加，返老还童、转向市场经济、“陌生人”，以及对于传统社会束缚扭曲人性“规则”的合理破除等等，共同为人际博弈弊病的“发作”提供土壤；既有政府在制定和遵守规则方面行为的失当，也有每一个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投机、违规，以及失去价值理性的引导，人性的失控和堕落把诚信缺失进一步推向深渊。

三、重建诚信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最危险的时刻，是外族入侵？历史上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近现代又战胜了多次来犯之敌。外族入侵之时，民族同仇敌忾奋起之日。
是经济衰退乃至发生危机？自古至今，中华民族熬过、挺过、度过多少急流险滩！
是自然灾害？远的不说，且看数年前的SARS，还有。前者推进改革的深入，后者更是提升了人性，凝聚了人心。多难兴邦。
都不是。
最危险的时刻，是中华民族的诚信缺失。当代中国的诚信缺失，已经见底。眼下，全民对诚信缺失的高度关注正说明了这一点。是触底反弹，重建诚信的时候了。
首先，重中之重，是从顶层做起。数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近年来更是蒸蒸日上。官，尤其是高官的言行举止在百姓的心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一，令行禁止，言而有信。想要社会诚信，政府先讲诚信。第二，制定公平透明的规则，普遍适用且相对稳定，以形成有限策略和重复博弈，自身则退出博弈。第三，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价值理性，那就是“以人为本”，以价值理性来规范GDP。第

四、呼唤、提升科学理性，认同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个人本位和普世价值。

其次，在从顶层做起的同时，从底线做起。此处意为从人性的底线，也就是“人之初”做起，抛弃高高在上的“性本善”和脱离现实的价值理性，揭露、承认“性本恶”的一面，以严格的法律和规则防止和严惩。乱世用重典，对违规零宽容，建立全社会的信用记录，首先要记录的是政府和官员的信用。
第三，深入挖掘和重新阐释传统文化。虽然传统文化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遮蔽了人际博弈的弊病，进而把人性引向价值理性的高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深不可测。相对而言，以人与自然的博弈为主的西方文化，就显得简单、非此即彼，甚至独断。其“向前”的“意欲”在征服自然的“路向”上激起自然界的多少报复，而重复博弈和有限策略主要用于其内部，当西方文化面对其他与之不同类的文化时，往往从利益而不是原则出发，显示出多重价值标准；转变为一次博弈和无限策略。进入21世纪，无论人与自然的博弈，还是人际博弈，越来越强调合作博弈。“人之初性本善”固然有其缺陷，不是“本善”，也可以“向善”。前述王阳明先生提及，无善无恶心之体。后面的几句是，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人际关系上，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恻隐之心，以及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普世价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文化（还有印度文化，要求克制、收敛人的）将在人与自然博弈的基础上，在规则的基础上获得新生而越来越显示其价值。
分岔图，是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摘自：本科生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正面临一个新的分岔点。原来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生产力要素得以解构，被锁定的“路径”可以重新设定。感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短短30余年，一路赶超，成为GDP第二的国家，同时也面临从自然到心灵的极限，前者是资源和生态，后者便是诚信缺失。现在，经济上的压力已经减轻，中国有可能，同时也必须，从以发展经济为唯一选择，转向最佳选择——以人为本。说到底，经济发展只是“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是“体”。在此意义上，中国在战争后的170余年，多少曲折，几经反复，始终未曾真正进入“体”的层面。
中国新的路径选择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文化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为先导，由“用”到“体”，开辟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楚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