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赋分类及其特征-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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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赋自汉代正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立的文体，开始了它自身独立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赋的文体形式随着时代更迭和文坛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类别形式，大致来说，如按篇幅字数分，赋有大赋、小赋之别，汉代以大赋为主，间杂小赋，到魏晋六朝，小赋占了上风，此后，赋在文坛不成主流，大、小赋之说便随之淡化，相对而言，大赋多系设为问答的韵散间出结构，小赋则一般句式灵活多样，以四言句为主，具骈俪化色彩。而按文体类式分，赋又可分诗赋、骚赋、骈赋、律赋、俗赋、文赋等多种形式，它们分别在各自朝代的文坛上呈现不同的体式。从基本体式倾向看，文学史一般认为历代赋的表现形式为：先秦诗赋、两汉骚赋（大赋）、六朝骈赋、唐代律赋与俗赋、宋代文赋以及明清的律赋和文赋（也有称清代股赋的）——当然，这样说，绝非严格之分，只是指其代表性的大致倾向而已，并不能涵盖文坛的全部现象，有些朝代的文坛上，其实是一种形态的赋占主导地位，其他形态的赋并存，或一种形态的赋出现，其他形态的赋交替出现。
以下，拟就历代各种赋的分类，按其形貌特征，分别予以阐述。要说明的是，在阐述之前，似应先对扬雄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作一评述，扬雄属于在汉赋诞生初期对赋的形式特征最早发表独到见解的一家。
扬雄对赋有他的独家看法，这一看法是他在自己早年曾经从事赋创作之后产生的。《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早年对司马相如所撰“弘丽温雅”之赋“心壮之”，“每作之，常拟之以为式”，这使他问世了不少赋作。但后来他的这种态度变了，随着他认识到赋并无“风”（讽）的功能，却“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非法度所存”，于是便“辍不复为”。他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扬子?法言》卷二）这就是说，在扬雄看来，撰写赋作品是他早年年轻时代所为，其时因慕司马相如之赋而下笔撰就，现如今回头再看，这赋乃纯属“童子雕虫篆刻”了——可见，扬雄到壮年时，大约是自身认识水平提高了，看不上这“童子”所为东西了，于是乎直呼“壮夫不为也”。正因为有了这个认识，扬雄大约也就比较直接地提出了他对赋的独家认识和见解——赋可分作两类：“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他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扬子?法言》卷二）在扬雄眼里，汉代人所著赋，都具有“丽”的特征，而这个“丽”，所谓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都具备，问题是它们两者在“丽”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分别呈现了不同的特质——“诗人之赋”是“丽以则”，“辞人之赋”是“丽以淫”，也就是说，前者的艺术表现特征是“则”，后者的艺术表现特征是“淫”，两者可谓判然有异。具体反映在作品上，作为诗人的屈原，笔下所撰乃是“丽以则”，其“丽”遵循了“则”，而作为辞人的司马相如，其笔下展示的乃是“丽以淫”，“丽”超越了度，过分了。造成他们两者差异的原因，扬雄认为：屈原作品所述乃“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内容具体、丰富、充实，而司马相如作品却是言辞“过以虚”且内容“华无根”，于是乎，“事胜辞则诗”、“辞胜事则赋”，两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由此可见，扬雄的论断，一语点破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忽略思想内容、崇尚靡丽形式的弊病，而屈原作品其时虽然广义上也被纳入赋的范畴，却毕竟不同于汉赋，正由于此，扬雄才会对司马相如的赋作嗤之以“雕虫篆刻”，以为“丽以淫”，而极力推崇“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笔者认为，其实屈原作品严格地说，并不属于赋的范畴，因而扬雄这里所说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实际上多少透露了他认同这一区别的端倪。
下面，对赋自汉及以后历代的分类名称及其特征作些简要概述。
首先看诗赋（诗体赋）。作为“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毫无疑问，诗是赋的来源之一，而赋体文学中不光有四言诗的形式，更有以四言为基本句式的诗体赋，早期如荀子《赋篇》中的《佹诗》（不全为四言诗），以及西汉前期的多篇赋作，如刘向《屏风赋》等，而尤以扬雄《逐贫赋》为代表，几乎通篇四言，且主客答问形式显具赋体特征，其他还有如东汉赵壹《穷鸟赋》、蔡邕《青衣赋》，以及魏晋曹植《蝙蝠赋》、左思《白发赋》等，均可属诗赋范畴。有学者以为除四言诗体为诗赋外，五七言诗体的赋作也可作为诗赋（诗体赋）。笔者似不拟苟同。这里的问题是，五七言诗体的产生要晚于赋的产生，即赋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正式确立乃在西汉时代，而五言诗的产生一般认为在东汉，七言诗就更迟了，因而对于诗体赋而言，五七言似乎难以构成其体制的必要成分，说其属于诗体赋，显然说服力欠强，比如骚体赋，其句式乃模仿楚辞的体式，而楚辞产生的时代显然早于赋，故称带有“兮”字句的赋为骚体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五七言的诗体赋，笔者以为其实际乃是赋的诗化过程的表现，或谓此类作品应是赋作品的走向诗化，甚至是篇名有“赋”字，实际作品应属于诗。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即句中不含虚字或节奏类字的五、七言诗，如荀况《佹诗》（部分）、赵壹《疾邪赋》以及班固《竹扇赋》等，不过，汉赋中所出现的五、七言句式，大多是在赋篇末的“乱”、“颂”、“系”等中。
其次要说明骚赋（骚体赋）。这里先要辨清骚和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骚是骚（楚辞），赋是赋（汉赋），两者不可混淆，由于汉代人辞赋不分（如《汉书?艺文志》），造成文学史上往往对骚（辞）、赋二种文体概念和形式的混乱。骚赋，这是个偏正词，特指赋文体的一种，而以骚体的形式表现。从时间上来说，骚赋（骚体赋）的产生在西汉早期，其命名乃因之于楚辞摘自：毕业论文题目www.7ctime.com
，即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离骚》在文学史上称为骚体诗），由此，模仿楚辞体式的赋作品便被称为骚体赋，其形制与楚辞几无差异，作品题名都有“赋”字，篇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多带有“兮”字的句式。可以说，骚体赋既是“骚体”，又是赋，是骚、赋二体交叉结合而生的特殊文类，它属于赋的范畴，却是骚体的形式，其代表作论文导读：夫人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王粲《登楼赋》，王褒《洞箫赋》等。与骚体赋同时衍生的有所谓“九体”，其形制类同于屈原《九歌》和宋玉《九辩》。作为骚体赋的一种特殊形式，“九体”的作品主要是两汉及其后模拟楚辞“九”类之作，如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再看大赋、小赋。所谓大、小赋，主要就其篇制
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以及司马相如《长门赋》、《哀二世赋》，董仲舒《士不遇赋》，汉武帝《悼李夫人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王粲《登楼赋》，王褒《洞箫赋》等。与骚体赋同时衍生的有所谓“九体”，其形制类同于屈原《九歌》和宋玉《九辩》。作为骚体赋的一种特殊形式，“九体”的作品主要是两汉及其后模拟楚辞“九”类之作，如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再看大赋、小赋。所谓大、小赋，主要就其篇制和字数而言，如大赋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鸿裁”，小赋是咏物或抒情的“小制”，当然也关涉到作者胸襟、创作宗旨乃至作品的表现风格等方面，如大赋往往“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而小赋则“随物赋形”、“触兴致情”。具体来说，大赋，也称散体大赋，篇幅宏大，辞藻繁复，铺排夸饰，其题材内容以描绘山川、京都、宫殿、游猎等对象为主，极尽铺陈之能事，多为呈现宏伟结构的长篇巨制，行文格式一般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前有序言，中间正文，后有结尾（乱辞），代表作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司马迁对之的评价是“虚辞滥说”、“靡丽多夸”。大赋的体式中有一种所谓的“七体”，缘于西汉枚乘的《七发》，后人仿其体，遂成“七体”，全文以问答为体，且凡问必七，以问为主，以答为辅，是大赋的一种特殊体式，不同于一般赋的体式。小赋，又称短赋，一般体制短小，相比大赋，它的结构精巧，辞藻明丽，描写真切，语言趋于流畅，句式灵活多样，多四言句，且往往押韵，题材内容或为直接抒情，或借咏物寄志，大致分抒情小赋和咏物小赋两类，代表作如张衡《归田赋》、江淹《恨赋》、陶渊明《闲情赋》、谢庄《月赋》、庾信《枯树赋》等。大赋，盛行于汉代；小赋，则多产于汉魏六朝。
如按赋文体在历代的流变情况，则赋有称为古赋、骈赋（或俳赋）、律赋及俗赋和文赋。
古赋，泛指产生年代比较早、属于先秦两汉时代的赋作品，它相对其后的赋在风格上显然显得古朴，故称古赋，一般来说，古赋实际上可以涵盖上述的诗赋、骚赋以及通常所称的汉赋。
骈赋，或称俳赋、排赋，俳（排）即对称，它和骈体文（骈文）概念有叠合处，骈即对偶。不过，严格地说，骈与俳还是有区别的，骈偏重于辞句的对偶形式，俳则除有对偶因素外，还有谐戏俚俗成分，这里按历代的沿袭说法。骈赋特征是讲究语言形式的对称、骈偶，它产生于三国两晋时代，兴盛于南北朝及其后，其赋作由于语言形式追求骈俪化，讲究句型的整齐划一和词性的对称，多以四六句式交错隔对，俗称骈四俪六，从而形成了追求形式美的骈俪文。这种骈赋一般属对精工、声律协调、用典繁密、崇尚丽辞，代表作如曹植《洛神赋》，成公绥《啸赋》，陆机《文赋》，潘岳《怀旧赋》、《闲居赋》等。
律赋，讲求对偶、声韵与格律的赋，起于六朝，盛于唐代（故亦称唐赋）和宋代，元明两代低落，至清代又显主导地位。南朝梁陈骈赋作家讲究对偶声律，开了律赋先声，到唐代科举试赋，“诗赋取士”，在南朝骈赋基础上，提出了更严格的声律要求，重视韵律和谐，讲究对偶，以四六句式为主，从而形成了句式偶俪、音韵谐协（限韵）、辞藻华丽、典故繁复的律赋。由于唐朝律赋的应试性质（也包括宋、清的律赋）和对格律程式的严格要求（尤其限韵），致使律赋鲜有佳作。然唐赋中也有突破律赋的非律体作品，显示了独特的风格特色：它们大多艺术构思新颖、语言平易流畅、呈现散文化色彩。唐代还有一种俗赋，一般认为其流行于民间，并出现于敦煌，这类作品大多内容新鲜、语言通俗、形式活泼、诙谐滑稽、故事性强，作品如《韩朋赋》、《燕子赋》以及《神乌赋》等，比律赋在文学史上更具艺术价值。
文赋，源于楚辞《卜居》、《渔父》及汉大赋“首尾之文”（祝尧《古赋辩体》卷三），早期也可称为散体赋，不拘骈俪，与汉大赋的一些作品如司马相如《长杨赋》等有关。它正式的定义应该产生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系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体革新，复兴古文，反对骈文，北宋欧阳修、苏轼继承韩、柳，兴起诗新，创作清新活泼的文赋作品，从而大大冲击了律赋，开了文坛一代新风。文赋的特点是韵散结合、用韵宽泛（甚至不押韵）、结构灵活，其文体呈现不拘一格、长短皆宜、多用散文句式的格式，显示了散文化的特质，可以说，这种体式的赋超越了之前任何一种赋体，赋予了唐宋文坛（尤其宋代）赋体文学以新鲜血液，致使唐宋时代尤其宋代的散文创作出现了新面貌。不过，由于文赋作品过于偏重“文”的色彩，不免“诗”、“文”两者比例失衡，赋的成分淡化，且文中议论、说理成分过浓，加上宋代以后科考律赋的社会条源于：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件等因素，致使后代文坛难以为继，文赋转向衰落。文赋的代表作如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前后）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赋自汉代正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立的文体，开始了它自身独立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赋的文体形式随着时代更迭和文坛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类别形式，大致来说，如按篇幅字数分，赋有大赋、小赋之别，汉代以大赋为主，间杂小赋，到魏晋六朝，小赋占了上风，此后，赋在文坛不成主流，大、小赋之说便随之淡化，相对而言，大赋多系设为问答的韵散间出结构，小赋则一般句式灵活多样，以四言句为主，具骈俪化色彩。而按文体类式分，赋又可分诗赋、骚赋、骈赋、律赋、俗赋、文赋等多种形式，它们分别在各自朝代的文坛上呈现不同的体式。从基本体式倾向看，文学史一般认为历代赋的表现形式为：先秦诗赋、两汉骚赋（大赋）、六朝骈赋、唐代律赋与俗赋、宋代文赋以及明清的律赋和文赋（也有称清代股赋的）——当然，这样说，绝非严格之分，只是指其代表性的大致倾向而已，并不能涵盖文坛的全部现象，有些朝代的文坛上，其实是一种形态的赋占主导地位，其他形态的赋并存，或一种形态的赋出现，其他形态的赋交替出现。
以下，拟就历代各种赋的分类，按其形貌特征，分别予以阐述。要说明的是，在阐述之前，似应先对扬雄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作一评述，扬雄属于在汉赋诞生初期对赋的形式特征最早发表独到见解的一家。
扬雄对赋有他的独家看法，这一看法是他在自己早年曾经从事赋创作之后产生的。《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早年对司马相如所撰“弘丽温雅”之赋“心壮之”，“每作之，常拟之以为式”，这使他问世了不少赋作。但后来他的这种态度变了，随着他认识到赋并无“风”（讽）的功能，却“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非法度所存”，于是便“辍不复为”。他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扬子?法言》卷二）这就是说，在扬雄看来，撰写赋作品是他早年年轻时代所为，其时因慕司马相如之赋而下笔撰就，现如今回头再看，这赋乃纯属“童子雕虫篆刻”了——可见，扬雄到壮年时，大约是自身认识水平提高了，看不上这“童子”所为东西了，于是乎直呼“壮夫不为也”。正因为有了这个认识，扬雄大约也就比较直接地提出了他对赋的独家认识和见解——赋可分作两类：“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他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扬子?法言》卷二）在扬雄眼里，汉代人所著赋，都具有“丽”的特征，而这个“丽”，所谓的“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都具备，问题是它们两者在“丽”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分别呈现了不同的特质——“诗人之赋”是“丽以则”，“辞人之赋”是“丽以淫”，也就是说，前者的艺术表现特征是“则”，后者的艺术表现特征是“淫”，两者可谓判然有异。具体反映在作品上，作为诗人的屈原，笔下所撰乃是“丽以则”，其“丽”遵循了“则”，而作为辞人的司马相如，其笔下展示的乃是“丽以淫”，“丽”超越了度，过分了。造成他们两者差异的原因，扬雄认为：屈原作品所述乃“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内容具体、丰富、充实，而司马相如作品却是言辞“过以虚”且内容“华无根”，于是乎，“事胜辞则诗”、“辞胜事则赋”，两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由此可见，扬雄的论断，一语点破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忽略思想内容、崇尚靡丽形式的弊病，而屈原作品其时虽然广义上也被纳入赋的范畴，却毕竟不同于汉赋，正由于此，扬雄才会对司马相如的赋作嗤之以“雕虫篆刻”，以为“丽以淫”，而极力推崇“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笔者认为，其实屈原作品严格地说，并不属于赋的范畴，因而扬雄这里所说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实际上多少透露了他认同这一区别的端倪。
下面，对赋自汉及以后历代的分类名称及其特征作些简要概述。
首先看诗赋（诗体赋）。作为“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毫无疑问，诗是赋的来源之一，而赋体文学中不光有四言诗的形式，更有以四言为基本句式的诗体赋，早期如荀子《赋篇》中的《佹诗》（不全为四言诗），以及西汉前期的多篇赋作，如刘向《屏风赋》等，而尤以扬雄《逐贫赋》为代表，几乎通篇四言，且主客答问形式显具赋体特征，其他还有如东汉赵壹《穷鸟赋》、蔡邕《青衣赋》，以及魏晋曹植《蝙蝠赋》、左思《白发赋》等，均可属诗赋范畴。有学者以为除四言诗体为诗赋外，五七言诗体的赋作也可作为诗赋（诗体赋）。笔者似不拟苟同。这里的问题是，五七言诗体的产生要晚于赋的产生，即赋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正式确立乃在西汉时代，而五言诗的产生一般认为在东汉，七言诗就更迟了，因而对于诗体赋而言，五七言似乎难以构成其体制的必要成分，说其属于诗体赋，显然说服力欠强，比如骚体赋，其句式乃模仿楚辞的体式，而楚辞产生的时代显然早于赋，故称带有“兮”字句的赋为骚体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五七言的诗体赋，笔者以为其实际乃是赋的诗化过程的表现，或谓此类作品应是赋作品的走向诗化，甚至是篇名有“赋”字，实际作品应属于诗。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即句中不含虚字或节奏类字的五、七言诗，如荀况《佹诗》（部分）、赵壹《疾邪赋》以及班固《竹扇赋》等，不过，汉赋中所出现的五、七言句式，大多是在赋篇末的“乱”、“颂”、“系”等中。
其次要说明骚赋（骚体赋）。这里先要辨清骚和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骚是骚（楚辞），赋是赋（汉赋），两者不可混淆，由于汉代人辞赋不分（如《汉书?艺文志》），造成文学史上往往对骚（辞）、赋二种文体概念和形式的混乱。骚赋，这是个偏正词，特指赋文体的一种，而以骚体的形式表现。从时间上来说，骚赋（骚体赋）的产生在西汉早期，其命名乃因之于楚辞摘自：毕业论文题目www.7ctime.com
，即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离骚》在文学史上称为骚体诗），由此，模仿楚辞体式的赋作品便被称为骚体赋，其形制与楚辞几无差异，作品题名都有“赋”字，篇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多带有“兮”字的句式。可以说，骚体赋既是“骚体”，又是赋，是骚、赋二体交叉结合而生的特殊文类，它属于赋的范畴，却是骚体的形式，其代表作论文导读：夫人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王粲《登楼赋》，王褒《洞箫赋》等。与骚体赋同时衍生的有所谓“九体”，其形制类同于屈原《九歌》和宋玉《九辩》。作为骚体赋的一种特殊形式，“九体”的作品主要是两汉及其后模拟楚辞“九”类之作，如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再看大赋、小赋。所谓大、小赋，主要就其篇制
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以及司马相如《长门赋》、《哀二世赋》，董仲舒《士不遇赋》，汉武帝《悼李夫人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王粲《登楼赋》，王褒《洞箫赋》等。与骚体赋同时衍生的有所谓“九体”，其形制类同于屈原《九歌》和宋玉《九辩》。作为骚体赋的一种特殊形式，“九体”的作品主要是两汉及其后模拟楚辞“九”类之作，如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再看大赋、小赋。所谓大、小赋，主要就其篇制和字数而言，如大赋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鸿裁”，小赋是咏物或抒情的“小制”，当然也关涉到作者胸襟、创作宗旨乃至作品的表现风格等方面，如大赋往往“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而小赋则“随物赋形”、“触兴致情”。具体来说，大赋，也称散体大赋，篇幅宏大，辞藻繁复，铺排夸饰，其题材内容以描绘山川、京都、宫殿、游猎等对象为主，极尽铺陈之能事，多为呈现宏伟结构的长篇巨制，行文格式一般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前有序言，中间正文，后有结尾（乱辞），代表作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司马迁对之的评价是“虚辞滥说”、“靡丽多夸”。大赋的体式中有一种所谓的“七体”，缘于西汉枚乘的《七发》，后人仿其体，遂成“七体”，全文以问答为体，且凡问必七，以问为主，以答为辅，是大赋的一种特殊体式，不同于一般赋的体式。小赋，又称短赋，一般体制短小，相比大赋，它的结构精巧，辞藻明丽，描写真切，语言趋于流畅，句式灵活多样，多四言句，且往往押韵，题材内容或为直接抒情，或借咏物寄志，大致分抒情小赋和咏物小赋两类，代表作如张衡《归田赋》、江淹《恨赋》、陶渊明《闲情赋》、谢庄《月赋》、庾信《枯树赋》等。大赋，盛行于汉代；小赋，则多产于汉魏六朝。
如按赋文体在历代的流变情况，则赋有称为古赋、骈赋（或俳赋）、律赋及俗赋和文赋。
古赋，泛指产生年代比较早、属于先秦两汉时代的赋作品，它相对其后的赋在风格上显然显得古朴，故称古赋，一般来说，古赋实际上可以涵盖上述的诗赋、骚赋以及通常所称的汉赋。
骈赋，或称俳赋、排赋，俳（排）即对称，它和骈体文（骈文）概念有叠合处，骈即对偶。不过，严格地说，骈与俳还是有区别的，骈偏重于辞句的对偶形式，俳则除有对偶因素外，还有谐戏俚俗成分，这里按历代的沿袭说法。骈赋特征是讲究语言形式的对称、骈偶，它产生于三国两晋时代，兴盛于南北朝及其后，其赋作由于语言形式追求骈俪化，讲究句型的整齐划一和词性的对称，多以四六句式交错隔对，俗称骈四俪六，从而形成了追求形式美的骈俪文。这种骈赋一般属对精工、声律协调、用典繁密、崇尚丽辞，代表作如曹植《洛神赋》，成公绥《啸赋》，陆机《文赋》，潘岳《怀旧赋》、《闲居赋》等。
律赋，讲求对偶、声韵与格律的赋，起于六朝，盛于唐代（故亦称唐赋）和宋代，元明两代低落，至清代又显主导地位。南朝梁陈骈赋作家讲究对偶声律，开了律赋先声，到唐代科举试赋，“诗赋取士”，在南朝骈赋基础上，提出了更严格的声律要求，重视韵律和谐，讲究对偶，以四六句式为主，从而形成了句式偶俪、音韵谐协（限韵）、辞藻华丽、典故繁复的律赋。由于唐朝律赋的应试性质（也包括宋、清的律赋）和对格律程式的严格要求（尤其限韵），致使律赋鲜有佳作。然唐赋中也有突破律赋的非律体作品，显示了独特的风格特色：它们大多艺术构思新颖、语言平易流畅、呈现散文化色彩。唐代还有一种俗赋，一般认为其流行于民间，并出现于敦煌，这类作品大多内容新鲜、语言通俗、形式活泼、诙谐滑稽、故事性强，作品如《韩朋赋》、《燕子赋》以及《神乌赋》等，比律赋在文学史上更具艺术价值。
文赋，源于楚辞《卜居》、《渔父》及汉大赋“首尾之文”（祝尧《古赋辩体》卷三），早期也可称为散体赋，不拘骈俪，与汉大赋的一些作品如司马相如《长杨赋》等有关。它正式的定义应该产生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系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体革新，复兴古文，反对骈文，北宋欧阳修、苏轼继承韩、柳，兴起诗新，创作清新活泼的文赋作品，从而大大冲击了律赋，开了文坛一代新风。文赋的特点是韵散结合、用韵宽泛（甚至不押韵）、结构灵活，其文体呈现不拘一格、长短皆宜、多用散文句式的格式，显示了散文化的特质，可以说，这种体式的赋超越了之前任何一种赋体，赋予了唐宋文坛（尤其宋代）赋体文学以新鲜血液，致使唐宋时代尤其宋代的散文创作出现了新面貌。不过，由于文赋作品过于偏重“文”的色彩，不免“诗”、“文”两者比例失衡，赋的成分淡化，且文中议论、说理成分过浓，加上宋代以后科考律赋的社会条源于：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件等因素，致使后代文坛难以为继，文赋转向衰落。文赋的代表作如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前后）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