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河南方言文化困惑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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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 要 河南方言被强加了太多的“草根气息”，这与厚重的中原文化格格不入。面对文化现代化、全球化和多元化契机，河南方言曾经一度错失发展机遇，造成当前传统与现实错位的局面。回顾历史教训可以清醒地认识目前状况，更好地谋划未来。
关键词 河南方言 现代化 文化全球化
：A
河南方言作为是我国北方方言中的重要一支，曾经对许多地区的方言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它却遭到社会主流话语有意或无意的忽视，给当地文化品牌的树立和传播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从历史的纵向上看，河南方言遭遇的尴尬属于文化转型的阵痛。作为中原文化的主要载体，河南方言一时间无法适应文化现代化、全球化和多元化这些新的文化环境，进而表现出来种种不适。
1 文化现代化的影响
自第一次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强国富民”的思想下，被迫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他们不遗余力地引进、传播、实践西方文化思想，积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摈弃艰涩难懂的文言，大力倡导白话，尝试各种新文体。新文化的浪潮极大冲击甚至否定了包括河南在内的大陆传统文化，使国内文化的重心明显向东南沿海地区倾斜。
近代沿海大中城市作为区域性中心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散播新思想、新文化的策源地，而中原腹地在新的文化格局中逐渐被边缘化。清廷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通商口岸和租界大都集中在广州、宁波、厦门、上海、青岛、天津、武汉、重庆等沿海沿江诸地，客观上促使这些地区发展成为我国较早一批现代作用上的开放市场和大都市，成为当时国外技术、资金、商品、思想进入中国的前哨。与之相对，河南位于内陆腹地，远离通商口岸和当时的政治中心，地域的劣势成为制约它发展的桎梏。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河南都没能培育起一个像样的近代工业城市，搭建起与外域文化讨论交流的平台，这直接导致河南在近现代文化运动中丧失了话语权。
以近代报刊为例，当时河南本土的报纸无论是创刊时间、种类数量，还是思想内容的时代性和社会影响程度都远远落后于思潮活跃的沿海诸报。近代报纸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主要集中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由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创办，较为著名的有1868年创刊的《万国公报》和1872年的《申报》。后来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些报纸成为新旧党派论政的工具，对于推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河南最早的近代报纸是1904年以官媒形式出现的《河南官报》，特殊的出身使它沿袭了旧时报纸的封闭保守，设置“圣训、谕旨、奏议、文牍、本省记闻、本省议案、省抄、各省记闻、论说、图表、译书等栏目”，①依旧充当清廷宣扬上德的工具，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显得格格不入。
此外，旧有社会结构的瓦解和近代城市的发展加速河南文化精英的流失，严重削弱了河南自觉进行文化改革的内驱力。一千多年来，乡村学塾一直是科举取士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担负着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但是近代学堂的建立，尤其是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除切断了传统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才培养模式，给河南农村基础教育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例如“内黄县境，清末有学校105所，1915年时只剩12所”，②导致农村文盲人数激增。在现代高等教育方面，据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当时全国共有本科院校76所，大多集中在北京和沿海沿江省份，河南仅有2所。彼时的河南根本无力传承传统文化，更不用说传播发展新思想，昔日的文化大省日渐没落。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沿海沿江新兴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的优势日益突出，吸引着全国的人才。内地旧有的乡绅阶层和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城市，被改造为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客观上加剧了内陆地区社会精英的流失。这对于城市发展缓慢的河南而言，不啻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近代历史上，文化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性改造。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清末较为温和的“体用之辩”发展为五四期间的猛烈抨击。在这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河南由于上述理由长期失声，渐渐淡出主流文化的视野。
2 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语言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由于各国实力存在差异，语言的地位并不平等。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为代表的外来强势语言有史以来第一次猛烈冲击着汉语统治下的封闭王国，最终引发了中国近代一场自下而上的语言革命。这场文人运动打着反对旧文化的口号，倡导书写通俗明了、简单易懂的文字，彻底颠覆了文言文用于“载道”的御用身份，大大提高了方言口语在社交活动中的地位。一直被人瞧不上眼的白话摆脱市井生活语言的限制，进入大雅之堂成为政治语言、文学语言、媒体语言……越来越多的俗语出现在书面文字当中，渐渐为大众熟悉和接受。这降低了文化准入的门槛，为传播各种思潮提供了宽松的语言环境。这一时期的汉语作为弱国文化发出的声音蜷缩一角，被动地适应着外界的变化，对于地处内陆的河南方言来说更是如此。
外语的流入带动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方言的发展，冲击了包括河南方言在内的社会传统主流语言。随着清末外国殖民者大肆涌入通商口岸和租界，中西语言的交锋最早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当地官商率先自觉地选择英语作为对外交流的“语言”，创造用土音为英语发音注释的方式，形成了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广东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一时间当地方言被推到了中西交流的前沿，成为国人学习西语的桥梁，大大提高粤语和上海话的知名度，至今英语中仍保留着Cantonese（广东话）一词。大量新鲜词汇由粤语和上海话进入汉语，使它们从国内诸多方言中脱颖而出。然而同时期的河南却在地域限制、长期兵患和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无法与外部世界开展直接对话，外界信息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辗转获得，加速了河南社会的边缘化。
全球化挑战着河南传统文化的根基，给近代中国带来文化变革。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为河南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外来文化的侵入打破了一直以来封闭的文化环境，威胁着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由于中西文化地位的不均衡，20世纪初国内学者对显学的认识发生论文导读：暂行办法》，积极倡导西式教育模式，明确禁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奖励出身。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试图革新中国文化，在疾呼的同时，极力反对以儒教为代表的旧的社会制度，后者正是河南文化长期以来赖以骄傲的资本。面对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河南文人的心理优越感极大受挫，在旧文化行将没落之
根本的变化。传统的儒家文化遭到摒弃，而由西方传入的、科学思想备受世人推崇，这直接反映在当时的文件中。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伊始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积极倡导西式教育模式，明确禁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奖励出身。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试图革新中国文化，在疾呼的同时，极力反对以儒教为代表的旧的社会制度，后者正是河南文化长期以来赖以骄傲的资本。面对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河南文人的心理优越感极大受挫，在旧文化行将没落之时，他们根本无力移植新文化，当地文明程度一落千丈。
摘 要 河南方言被强加了太多的“草根气息”，这与厚重的中原文化格格不入。面对文化现代化、全球化和多元化契机，河南方言曾经一度错失发展机遇，造成当前传统与现实错位的局面。回顾历史教训可以清醒地认识目前状况，更好地谋划未来。
关键词 河南方言 现代化 文化全球化
：A
河南方言作为是我国北方方言中的重要一支，曾经对许多地区的方言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它却遭到社会主流话语有意或无意的忽视，给当地文化品牌的树立和传播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从历史的纵向上看，河南方言遭遇的尴尬属于文化转型的阵痛。作为中原文化的主要载体，河南方言一时间无法适应文化现代化、全球化和多元化这些新的文化环境，进而表现出来种种不适。
1 文化现代化的影响
自第一次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强国富民”的思想下，被迫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他们不遗余力地引进、传播、实践西方文化思想，积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摈弃艰涩难懂的文言，大力倡导白话，尝试各种新文体。新文化的浪潮极大冲击甚至否定了包括河南在内的大陆传统文化，使国内文化的重心明显向东南沿海地区倾斜。
近代沿海大中城市作为区域性中心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散播新思想、新文化的策源地，而中原腹地在新的文化格局中逐渐被边缘化。清廷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通商口岸和租界大都集中在广州、宁波、厦门、上海、青岛、天津、武汉、重庆等沿海沿江诸地，客观上促使这些地区发展成为我国较早一批现代作用上的开放市场和大都市，成为当时国外技术、资金、商品、思想进入中国的前哨。与之相对，河南位于内陆腹地，远离通商口岸和当时的政治中心，地域的劣势成为制约它发展的桎梏。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河南都没能培育起一个像样的近代工业城市，搭建起与外域文化讨论交流的平台，这直接导致河南在近现代文化运动中丧失了话语权。
以近代报刊为例，当时河南本土的报纸无论是创刊时间、种类数量，还是思想内容的时代性和社会影响程度都远远落后于思潮活跃的沿海诸报。近代报纸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主要集中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由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创办，较为著名的有1868年创刊的《万国公报》和1872年的《申报》。后来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些报纸成为新旧党派论政的工具，对于推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河南最早的近代报纸是1904年以官媒形式出现的《河南官报》，特殊的出身使它沿袭了旧时报纸的封闭保守，设置“圣训、谕旨、奏议、文牍、本省记闻、本省议案、省抄、各省记闻、论说、图表、译书等栏目”，①依旧充当清廷宣扬上德的工具，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显得格格不入。
此外，旧有社会结构的瓦解和近代城市的发展加速河南文化精英的流失，严重削弱了河南自觉进行文化改革的内驱力。一千多年来，乡村学塾一直是科举取士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担负着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但是近代学堂的建立，尤其是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除切断了传统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才培养模式，给河南农村基础教育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例如“内黄县境，清末有学校105所，1915年时只剩12所”，②导致农村文盲人数激增。在现代高等教育方面，据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当时全国共有本科院校76所，大多集中在北京和沿海沿江省份，河南仅有2所。彼时的河南根本无力传承传统文化，更不用说传播发展新思想，昔日的文化大省日渐没落。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沿海沿江新兴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的优势日益突出，吸引着全国的人才。内地旧有的乡绅阶层和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城市，被改造为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客观上加剧了内陆地区社会精英的流失。这对于城市发展缓慢的河南而言，不啻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近代历史上，文化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性改造。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清末较为温和的“体用之辩”发展为五四期间的猛烈抨击。在这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河南由于上述理由长期失声，渐渐淡出主流文化的视野。
2 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语言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由于各国实力存在差异，语言的地位并不平等。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为代表的外来强势语言有史以来第一次猛烈冲击着汉语统治下的封闭王国，最终引发了中国近代一场自下而上的语言革命。这场文人运动打着反对旧文化的口号，倡导书写通俗明了、简单易懂的文字，彻底颠覆了文言文用于“载道”的御用身份，大大提高了方言口语在社交活动中的地位。一直被人瞧不上眼的白话摆脱市井生活语言的限制，进入大雅之堂成为政治语言、文学语言、媒体语言……越来越多的俗语出现在书面文字当中，渐渐为大众熟悉和接受。这降低了文化准入的门槛，为传播各种思潮提供了宽松的语言环境。这一时期的汉语作为弱国文化发出的声音蜷缩一角，被动地适应着外界的变化，对于地处内陆的河南方言来说更是如此。
外语的流入带动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方言的发展，冲击了包括河南方言在内的社会传统主流语言。随着清末外国殖民者大肆涌入通商口岸和租界，中西语言的交锋最早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当地官商率先自觉地选择英语作为对外交流的“语言”，创造用土音为英语发音注释的方式，形成了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广东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一时间当地方言被推到了中西交流的前沿，成为国人学习西语的桥梁，大大提高粤语和上海话的知名度，至今英语中仍保留着Cantonese（广东话）一词。大量新鲜词汇由粤语和上海话进入汉语，使它们从国内诸多方言中脱颖而出。然而同时期的河南却在地域限制、长期兵患和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无法与外部世界开展直接对话，外界信息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辗转获得，加速了河南社会的边缘化。
全球化挑战着河南传统文化的根基，给近代中国带来文化变革。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为河南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外来文化的侵入打破了一直以来封闭的文化环境，威胁着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由于中西文化地位的不均衡，20世纪初国内学者对显学的认识发生论文导读：暂行办法》，积极倡导西式教育模式，明确禁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奖励出身。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试图革新中国文化，在疾呼的同时，极力反对以儒教为代表的旧的社会制度，后者正是河南文化长期以来赖以骄傲的资本。面对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河南文人的心理优越感极大受挫，在旧文化行将没落之
根本的变化。传统的儒家文化遭到摒弃，而由西方传入的、科学思想备受世人推崇，这直接反映在当时的文件中。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伊始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积极倡导西式教育模式，明确禁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奖励出身。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试图革新中国文化，在疾呼的同时，极力反对以儒教为代表的旧的社会制度，后者正是河南文化长期以来赖以骄傲的资本。面对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河南文人的心理优越感极大受挫，在旧文化行将没落之时，他们根本无力移植新文化，当地文明程度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