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大众传播下红色文化与选秀节目

论文导读：”，无论对于中老年人，还是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都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因此，“红歌”成为一种爱国精神的载体，成为激发广大观众爱国情结的纽带。这正是“红歌会”的魅力所在。其次，“红歌”满足了电视观众的心理需求。不同于其他的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吸引观众的理由，在于它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它不限年龄，不分性别，只要有
摘 要：“中国红歌会”的成功为红色文化传播树立了典范，红色旋律如同一股红色旋风，催生了民族精神的回归，得到受众的认可。本文从“红歌”的发展历史、走红理由、文化内涵、发展困境等四方面对"中国红歌会"进行探析，力求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红歌”现象；集体无意识理论；文化研究
1007-0125（2014）12-0074-02
2006年至今，“红歌”开始在电视屏幕上流行起来。江西电视台的“中国红歌会”是最成功的案例。央视3套《广场》，《中国音乐电视》等也相继推出了“红歌”的板块。因此，“中国红歌会”获得第四届“中国媒体企划奖”金奖。这不仅使江西卫视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也为地方电视台品牌创新提供了范例。
“红歌”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所谓“文化现象”，是指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它具有个别性和直观性的特点，可直接观察、总结。当“红歌”这种文化现象，多次反复出现，在表象的基础上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归纳、内化，可以上升为红色文化的内涵，成为受众关注的文化活动；媒体热衷的节目类型；舆论推崇的社会现象。

一、“红歌”现象的来龙去脉

2006年，江西电视台将“中国红歌会”作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型电视活动。一经推出，获得了巨大成功。2007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江西电视台推出了第二届“中国红歌会”。在井冈山举办了“中国红歌会，放歌井冈山”电视现场直播活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第三届“中国红歌会”又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红色风”。2009年，“中国红歌会”以受众广泛参与唱红歌为特色，以歌唱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核心，在全国再一次掀起红歌浪潮。
何谓“红歌”？红歌会评委阎肃下的定义是：首先，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诞生的，与我们民族一起成长、贯穿在人们社会生活里的歌曲。其次，建国前后表现主旋律的的歌曲。第

三、健康向上、净化心灵的歌曲。

二、“红歌”现象的大红大紫

“中国红歌会”能够一炮走红，震撼神州，征服亿万人民，理由是多方面的：
首先，“红歌”激发了人民心底的爱国情结。“中国红歌会”能够取得成功，与它激发了观众心中的红国情结密不可分。唱着这些“红歌”，无论对于中老年人，还是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都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因此，“红歌”成为一种爱国精神的载体，成为激发广大观众爱国情结的纽带。这正是“红歌会”的魅力所在。其次，“红歌”满足了电视观众的心理需求。不同于其他的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吸引观众的理由，在于它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它不限年龄，不分性别，只要有、有感觉，外加一点点技巧，不管是谁，都能在“红歌会”上放声歌唱。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红色文化”更是民族文化的根。江西电视台的“中国红歌会”，结合了江西这块革命根据地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红歌会”将江西的红色文化装载在选秀节目的外衣中，注重并发扬地域特色，弘扬革命精神。“红歌会”的举办，不仅担负起红色文化传递的功能。还通过唱响红歌，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三、“红歌”现象的文化研究

（一）“红歌”的文化价值.红歌不仅让我们重温令人难忘的历史，更具有红色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财富。官员表示，“红歌是革命历史的再现。唱响红歌，是对革命历史的怀念，同时也是一种继承和教育”。斯图尔特·霍尔在《文化·媒体·语言》一文中指出：“如果人们不获得任何作用，就不可能消费。如果作用不能和实践相结合，作用也就没有任何作用。”社会学家杜威对作用的解释是：“作用并非私有财产。相反，作用是参与的共性，是行动的策略，是使用事物的方式，并以此实现共享的手段。”红歌会，红在历史中、红在生活里、红在人民的心中。”
“红歌会”的形式是大众化、娱乐化的。它完全打破了年轻人垄断选秀舞台的目前状况，主打经典怀旧歌曲，让观众重温红色记忆，激起群众的广泛参与。无论是形式还是流程，无不使红歌会深深地打上平民化和游戏化的特征。与当下一些粗制滥造、格调低下的选秀节目不同：“红歌会”借用选秀的形式，通过全民共唱铿锵有力的励志歌曲，引领振奋向上的时代旋律，营造了一场“寓教于乐的经典盛宴”。
（二）“红歌”现象的“集体无意识”。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娱乐文化广泛传播。但文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具有一种“制约机制”，对民众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于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指出：“人明显地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制约机制和文化程序来制约自己的行为。”他认为不受文化模式驾驭的人的行动是无作用的。文化“不只是一个人存在的装饰，更是人存在的根本”。就是说，文化对人的约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存在不受文化制约的个体。
电视属于“媒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红色”文化通过电视媒介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观众的审美。这种强大的媒介影响力，满足了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商品泛滥的今天，电视艺术价值取向也毫不例外，更趋于利润的考虑。为了追求高收视率，在节目制作中易走向低俗、媚俗、恶俗。“媚俗表现为大众、商品和社会关注的三位一体。当电视艺术完全屈从于商品经济的规则时，节目就不免会呈现出肤浅和庸俗的模样。”正像总书记在今年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的“文艺作品沾染了铜臭气”。电视节目应该具有多样性，可以是娱乐的、也可以是严肃的；可以是大众艺术、也可以是传统艺术，甚至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的艺术。不应是一成不变、一张面孔，更不应是“泛娱乐”的。
按照荣格的观点，人类精神世界的构成，除了表层的个人无意识，还有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在集体无意识的叙述中，受到了人类过往生活经历的影响。“红歌”是一种历史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激励人心、凝聚力量。它激发了广大人民在战胜困难、征服自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饶的斗志。“红歌”现象恰论文导读：
恰表现了人类共同的“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这种无意识引领着我们观看行动，借助红歌原型而获得的领悟，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四、“红歌”现象的未来走向

“红歌”的火爆，“中国红歌会”究竟能走多远？目前，“中国红歌会”演唱频次较高的歌曲都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红歌”现象也将昙花一现。“红歌”节目应不断创新歌曲的表现形式，加入时尚元素，将娱乐与主旋律相结合，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在“红歌”现象走红的今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就是：“歌曲的版权”理由。歌曲是创作者心血的结晶，创作者对其作品享有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等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六条“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酬劳”。
版权理由一直是选秀节目的忧患，以翻唱为主的“超级女声”曾在06年的全国巡回演唱会上遭遇了版权风波。理由在于大部分翻唱曲目的版权管理者要求主办方在巡演前支付15万元的版权使用费。“中国红歌会”不是原唱作品的比赛，也主要以翻唱红色歌曲为主。从目前来看，单纯的选秀，没有专业的影视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版权理由还不会成为“中国红歌会”发展的障碍。而从未来来看，“中国红歌会”要壮大，要更新，势必要进行必要的商业演出和运作，那么，歌曲版权理由处理的好坏，将成为“红歌”现象持续与否的关键。“红歌”现象象征着一种价值理想；启迪着一种精神动力；代表着一种人格形象；更彰着一种时代精神。它包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永恒主色。
参考文献：
[1]陈光伟.论中国红歌会的发展瓶颈与突破[M].现代视听，2010（1）.
[2]刘爱华.集体无意识下民族精神的狂欢与回归[M].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3）.
作者简介：
林 梅（1983-），女，江西人，陕西科技大学，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