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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张炜文学创作理由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7609 浏览:31167
论文导读:
摘 要:张炜文学创作的诗学是建立在热爱自然、颂扬生命的基础上的,早期作品中,张炜主要运用“野地”的意象集中于对传统道德的弘扬;新世纪以来,张炜的创作发生了某些转变,他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从小说的角度出发充分尊重人物的个性,体现生命自由意识的人物渐趋主导。然而,由于生命与道德的抗衡,导致张炜作品中代表生命与道德的两种人物最终都走向失败的境地。
关键词:野地;道德;生命自由;生命与道德的抗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炜的文学创作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创作思想的核心就在于对自然的热爱与赞美,而大自然中的各种意象则为他的作品形象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正是由于这种难能可贵的自然意识,使张炜在面对新世纪理想主义失落的文化局面时一直保持着对真善美的坚守,无论是早期的道德理想,还是新世纪以来对生命自由意识的宣扬,张炜始终固守着文学的使命,坚持不懈地探寻着人类的精神家园。

一、野地:传统道德的意象

张炜在二十世纪十年代的创作中更多地流露出对道德理由的审视与深思,他期望通过作品展现自己的道德态度和道德立场来正面引导读者,实现他的精神拯救,而“野地”意象则是他创作精神的寄托物。
张炜的童年生活在传统文化浓郁的胶东半岛,他对自然的热爱深受儒道文化的影响,这表现在他文学创作中对纯美自然的追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野地”情怀,尤以其巅峰之作《九月寓言》为标志,展现了他“融入野地”的生命哲学。《九月寓言》是一首充满灵魂和活力的生命之歌,全篇以火红的“地瓜”作为中心意象将大地与人连接起来,赋予人物鲜活的生命力。全篇借助大地的意象运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通过一群奔走的人们来赞美生命中传统的相濡之情和激越之爱。
张炜在追寻“大地”的同时,常常难以用单纯的语言来表达他对野地的坚守,于是他在创作的时候选择了用“意象”这个诗学的闪光点来点缀出他坚守的梦。象征与隐喻是张炜小说惯用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大地”与“海洋”的意象,大地隐喻着归属,海洋则象征着流浪,而鲈鱼、海鸥等则直白地象征着自由。《一潭清泉》中的水潭,《九月寓言》中的地瓜和瓜干,《外省书》中的鲈鱼、真鲷,《能不忆蜀葵》中的蜀葵、海鸥等都被赋予了各自的象征作用,而所有这些意象都能真实形象地反映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张炜借着这些融于自然的事物来亲近大自然,继续追求自然中自由自在的生命,继续他的“野地”梦。
从《我的田园》中对野地的现实描写和追求到《丑行或浪漫》中转为心灵中精神的坚守,张炜作品中的“大地”正在离场,他的“野地情怀”已经不再着眼于乌托邦的乡村,而是转向了城市中心的一些人的“心中”,他把“大地”精神植根于创作主体,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塑造成自然状态下的“本我”,赋予他们大地的“真善美”。虽然他的创作中心发生了转移,但张炜所追求的“野地”是永存心中,不断展现于作品的。张炜对生命的热爱,注定造就其作品中鲜活的生命力。

二、生命自由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

文学是人学,是对生命体验的自由宣泄,因此“作家既不能根据自己随意的想像或简单的理解来役使人物,使他沦为作家话语暴政的奴隶和牺牲品,也不能根据抽象的教条和偏见来塑造人物,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写出有个性、有尊严、有生命的人。”[1]因此,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必须充分尊重人物的性格特点,充分展现他的自然性。
新世纪以来,张炜创作了《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等等高质量长篇小说,这些新作比之以前发生了某些转变,其中体现道德理想的人物逐步隐退,代表生命自由意识的人物渐趋主导。张炜作品中的人物设计已经逐渐倾向自然状态下的“本我”,而非道德理想下的“超我”,作者借着这些具有自然力量美的人和事来宣扬着自由的生命意志。
早在张炜的早期作品《古船》和《家族》中就开始出现了诠释生命的形象,隋不召和许予明。他们的野性与自由无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当时的书写中心显然倾向于对道德理想人格的建构,因此,虽然具有鲜明个性的隋不召和许予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却并未成为文本书写的重心;而在《外省书》中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体现生命自由意识的鲈鱼和狒狒变得举足轻重,几乎可以和代表道德理想的史珂、师辉平分秋色;到了《能不忆蜀葵》,这种情况就彻底颠覆了,充满生命的淳于阳立取代了道德理想的代表桤明占据了文本的中心位置;及至《丑行或浪漫》,体现生命的刘蜜蜡在文本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中心的地位,而代表道德理想的赵一伦则沦为完全的陪衬。刘蜜蜡在文本中的另一个名字是“刘自然”,她的自然性不仅让她在“”中敢于抵抗权贵的高压,即使面对今天汹涌而至的商品大潮,她也依然能够珍藏住内心的那份洁净。她的宝贵品质加上她敢于反抗,勇于追求自由幸福,不拘泥于虚伪声名和面子观的勇气使她能够摆脱一切束缚,尽情地挥洒天性,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富有率真个性的女子。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张炜近几年的创作中,写作主体的精神内涵已经发生转变,体现道德人格理想的人物逐步退至幕后,而充满生命,体现自由生命意志,充满行动力的人物则渐次成为文本中心。

三、生命自由与道德理想的冲撞

古往今来,道德与生命的冲突一直存在,“道德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个体行为的神圣使命,但它又极力压抑着人旺盛的生命力,使人在极度抑郁中讨着生活。” [2] 在张炜笔下同样如此,道德理想和生命是互相对立的,他在给创作主体赋予生命自由意志的同时,又难免受道德的制约,这就使得小说的主体进退两难,最终都陷入失败的境地。
《外省书》中,同以往对道德的大加礼赞不同,相反作者对道德产生了怀疑。当恶的势力充斥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道德”这一武器不仅力不从心,而且自身的不完善更可能伤害持有者本人,如作品中被道德深深束缚的“小刺猬”肖紫薇,由于背叛在怨恨与自责中死去就是印证,而史珂和师辉一生的不幸福也是明证。《能不忆蜀葵》中的桤明同样如此。对爱的渴望使他毫无反抗的沉入了与“小天使”的爱情之中,然而“道德”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这是一场被社会舆论文导读:明,都由于道德的压制而选择了自我伤害。如果说作为道德的代表肖紫薇、史珂和师辉由于道德的制约而走向了失败的人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生命自由意识代表的师鳞(《外省书》)和淳于阳立(《能不忆蜀葵》)在道德的制约下,他们的人生也同样走向了失败。师麟曾经是位革命的功臣,但他的“情种”本色使他不得不由英雄沦为囚犯
论所唾弃的感情,“道德”使桤明背叛了爱情。为了道德上的好名声,不论是肖紫薇、史珂、师辉还是桤明,都由于道德的压制而选择了自我伤害。
如果说作为道德的代表肖紫薇、史珂和师辉由于道德的制约而走向了失败的人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生命自由意识代表的师鳞(《外省书》)和淳于阳立(《能不忆蜀葵》)在道德的制约下,他们的人生也同样走向了失败。师麟曾经是位革命的功臣,但他的“情种”本色使他不得不由英雄沦为囚犯;虽然师鳞是作品中生命自由的代言人,但他始终逃不过道德的束缚,结果是失败的。而另一个作者着墨甚多的淳于阳立,同样无法令人满意。他痴迷绘画,以天才自居,同桤明相比,虽然淳于更富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但他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他所缺乏的,一是必要的‘才’,二是应有的‘德’……天才地德不足,面对社会的大趋势要么就随波逐流丧失个性,要么就妄自尊大被焦虑、烦躁和愚蠢拖着奔向泥淖。”[3]淳于最终的失败便见证了这一点。
师鳞和淳于的形象与张炜以往作品中那些深具道德责任感的主人公有很大差异,他们对待人和事积极主动的态度与史珂们步步后退,以求内心平静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他们的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敢于尝试的勇气无疑令人难以忘怀。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内部与外部规约的冲突——以《红豆》为例[D].小说评论,2009,(2).
[2]李扬.现代性视野中的曹禺[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 陈思和.:时代与人性的另一面——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J].文学评论,2002,(6)
作者简介:吴小玉,西南科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