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孙犁与性灵文学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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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 要：性灵文学主要以晚明时期的派和清中期的袁枚为代表，他们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孙犁则是现当代的作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写出了诸如《荷花淀》《芦花荡》这样优秀的作品，是“荷花淀派”的代表性人物。性灵文学与孙犁的创作隔了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他们之间似乎并未完全隔绝，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丝丝缕缕的联系。本文将从内容、形式以及精神内核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期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孙犁；性灵文学；内容；形式；精神内核
作者简介：
曾祥金（1990-），江西吉安人，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吴明（1987-），山东潍坊人，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3-0-01
1
在内容上，二者都把目光投射到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兴趣爱好中，在这个基础上去抒情写景、构思文章，表现的多是个性化的事物与思绪。同时，二者都将笔触放到风俗民情里，善于描写一地的风土人情，使得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晚明的“派”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突出个人化思绪和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不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在诗歌艺术形式上也走向了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对立面。在袁宏道看来，“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派作家不喜欢在作品中铺陈雕琢，或者单纯地讲道理，他们往往从个人的生活感受和兴趣爱好入手，描写景物，抒发感情。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家孙犁也善于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他的小说的主角一般是他所闻所见的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孙犁与性灵文学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他通过挖掘农民内在的灵魂美、人物美，来歌颂美的新时代、新农村的诞生。孙犁笔下的客观人物形象和风景民情的描绘都倾注了作家的主观情感，他擅长刻画的是在广袤而优美的冀中平原上生活劳作的温婉美丽的女性形象，而这跟他的“恋母情结”“女性情结”是分不开的。
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轻易就感知到作家本人的存在，孙犁成为了他的创作的显著标志。孙犁是革命队伍中谦谦君子型的人物，个性中充满了矛盾，既有知识分子的对于独立自由的要求，也承袭了浓厚的“传统儒风”，谨小慎微、谦虚温良。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一方面“紧跟”着时代潮流，写的是农村题材，歌颂的是革命与光明；另一方面又不能摆脱知识分子身份，在阶级论制约一切的时候暗地里坚守着自己的人道主义关怀。
2
在形式或者说艺术风格上，孙犁的创作与性灵文学都显得灵动而生气十足，有感而发、不受约束，形成一种有别于板滞凝重的清新轻逸的风格。二者也都注重直抒胸臆，因为作品的抒情特征较为明显。
以袁宏道、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追求的都是直抒胸臆的抒情表征，比如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袁宏道在京候选时，曾作《为官苦》一诗，里面有四句“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直接表现了诗人的厌官情绪。同时，他们也追求一种清新飘逸、逸兴旁出的表达效果，在他们随意而出的吟咏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清凉的气息。
孙犁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诗化小说，他精通的是以淡淡的笔调描摹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卷。他的小说往往没有太过完整的情节，而是用诸多的生活画面，或者生活中的细节串联起来。这就消解了作品的板滞与凝结，转而为一种淡淡的情绪。他的语言是从生活出发的，因而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却又精巧而不露痕迹地进行了艺术加工，既行云流水，又状物传神，形成了清新、明快的风格。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灵动而生气十足，以至于以他为首，后来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
3
在精神内核上，孙犁的创作与性灵文学都具有一种反叛或者说不同流俗的气质。
性灵文学针对的是明朝中期前七子、后七子的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当时这样的拟古风气已经蔓延到整个文坛。这时候派挺身而出，提出“性灵说”，反对“粉饰蹈袭”，提倡个性化的抒情表达。这样的文学改革，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也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袁枚则颇有离经叛道、反叛传统的色彩，他生活豁达放荡，个性独立不羁。他强调情是其诗论的核心，公开赞颂诗歌中的男女情爱因素，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效应。
孙犁因其出身于工农兵、成长于解放区，表面上看是主流文学的“正宗”一派，因而他的命运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似乎更为平顺。然而无论是孙犁本人的深思方式还是他对主流文化的态度，我们都能明确地感受到他与主流文化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主流文学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致力于表现斗争和阶级性；孙犁的创作更愿意表现的是政治背后的人情美、人性美。实际上他的作品经常表现出的温情，恰是主流政治一贯排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某种作用上，他是以革命文学“多余人”的身份存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体现出了一定的“边缘性”特征。这种“边缘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身的性格所致，不能勉强。这也能够用来解释他晚年的时候为什么会由疏远政治进而退隐书斋，最后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凉与感伤情绪中。
参考文献：
[1]杨联芬：《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3]钱理群等：《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
[4]张学正：《说不尽的孙犁——孙犁研究的回顾与期待》，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期。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zgmjwxlw/lw36857.html上一论文：对于刘持生与古代文学
摘 要：性灵文学主要以晚明时期的派和清中期的袁枚为代表，他们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孙犁则是现当代的作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写出了诸如《荷花淀》《芦花荡》这样优秀的作品，是“荷花淀派”的代表性人物。性灵文学与孙犁的创作隔了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他们之间似乎并未完全隔绝，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丝丝缕缕的联系。本文将从内容、形式以及精神内核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期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孙犁；性灵文学；内容；形式；精神内核
作者简介：
曾祥金（1990-），江西吉安人，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吴明（1987-），山东潍坊人，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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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二者都把目光投射到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兴趣爱好中，在这个基础上去抒情写景、构思文章，表现的多是个性化的事物与思绪。同时，二者都将笔触放到风俗民情里，善于描写一地的风土人情，使得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晚明的“派”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突出个人化思绪和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不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在诗歌艺术形式上也走向了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对立面。在袁宏道看来，“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派作家不喜欢在作品中铺陈雕琢，或者单纯地讲道理，他们往往从个人的生活感受和兴趣爱好入手，描写景物，抒发感情。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家孙犁也善于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他的小说的主角一般是他所闻所见的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孙犁与性灵文学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他通过挖掘农民内在的灵魂美、人物美，来歌颂美的新时代、新农村的诞生。孙犁笔下的客观人物形象和风景民情的描绘都倾注了作家的主观情感，他擅长刻画的是在广袤而优美的冀中平原上生活劳作的温婉美丽的女性形象，而这跟他的“恋母情结”“女性情结”是分不开的。
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轻易就感知到作家本人的存在，孙犁成为了他的创作的显著标志。孙犁是革命队伍中谦谦君子型的人物，个性中充满了矛盾，既有知识分子的对于独立自由的要求，也承袭了浓厚的“传统儒风”，谨小慎微、谦虚温良。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一方面“紧跟”着时代潮流，写的是农村题材，歌颂的是革命与光明；另一方面又不能摆脱知识分子身份，在阶级论制约一切的时候暗地里坚守着自己的人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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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或者说艺术风格上，孙犁的创作与性灵文学都显得灵动而生气十足，有感而发、不受约束，形成一种有别于板滞凝重的清新轻逸的风格。二者也都注重直抒胸臆，因为作品的抒情特征较为明显。
以袁宏道、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追求的都是直抒胸臆的抒情表征，比如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袁宏道在京候选时，曾作《为官苦》一诗，里面有四句“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直接表现了诗人的厌官情绪。同时，他们也追求一种清新飘逸、逸兴旁出的表达效果，在他们随意而出的吟咏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清凉的气息。
孙犁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诗化小说，他精通的是以淡淡的笔调描摹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卷。他的小说往往没有太过完整的情节，而是用诸多的生活画面，或者生活中的细节串联起来。这就消解了作品的板滞与凝结，转而为一种淡淡的情绪。他的语言是从生活出发的，因而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却又精巧而不露痕迹地进行了艺术加工，既行云流水，又状物传神，形成了清新、明快的风格。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灵动而生气十足，以至于以他为首，后来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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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内核上，孙犁的创作与性灵文学都具有一种反叛或者说不同流俗的气质。
性灵文学针对的是明朝中期前七子、后七子的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当时这样的拟古风气已经蔓延到整个文坛。这时候派挺身而出，提出“性灵说”，反对“粉饰蹈袭”，提倡个性化的抒情表达。这样的文学改革，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也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袁枚则颇有离经叛道、反叛传统的色彩，他生活豁达放荡，个性独立不羁。他强调情是其诗论的核心，公开赞颂诗歌中的男女情爱因素，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效应。
孙犁因其出身于工农兵、成长于解放区，表面上看是主流文学的“正宗”一派，因而他的命运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似乎更为平顺。然而无论是孙犁本人的深思方式还是他对主流文化的态度，我们都能明确地感受到他与主流文化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主流文学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致力于表现斗争和阶级性；孙犁的创作更愿意表现的是政治背后的人情美、人性美。实际上他的作品经常表现出的温情，恰是主流政治一贯排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在某种作用上，他是以革命文学“多余人”的身份存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体现出了一定的“边缘性”特征。这种“边缘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身的性格所致，不能勉强。这也能够用来解释他晚年的时候为什么会由疏远政治进而退隐书斋，最后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凉与感伤情绪中。
参考文献：
[1]杨联芬：《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3]钱理群等：《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
[4]张学正：《说不尽的孙犁——孙犁研究的回顾与期待》，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期。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zgmjwxlw/lw36857.html上一论文：对于刘持生与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