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在文学与大众之间：叶芝民族剧院理念

论文导读：如果有合适的音乐家，便能将文字转变为音乐。”（p.75）叶芝的爱尔兰剧院的计划，不仅仅是表现爱尔兰民族，更要重要的是建构爱尔兰民族，“赋予爱尔兰一个坚固而鲜明的民族特点”。（p.76）在叶芝看来，剧院是一个调动大众、培养大众的方式。它也能够使一个具有同质性却又是碎片化的“人群”聚合为一个民族，共享一种统一了的爱尔
摘要：戏剧艺术总是面向群体和民族的。叶芝作为爱尔兰戏剧运动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戏剧家，他将民族剧院的建构视为他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他希望他的剧院既是大众的也是文学的，但这事实上使得剧院处于两者之间的夹缝状态。为了在爱尔兰民族与盎格鲁—爱尔兰文学之间建立沟通，叶芝展开了一些列戏剧实验，包括以象征化的手法重写民间传说与神话，以及仪式化的表演方式。叶芝的民族剧院理念影响了西方现代剧场的发展，对于当下的大众文化也有着参照的作用。
关键词：戏剧艺术；大众文化；叶芝；民族；剧院；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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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Literature and People： Yeats' National Theatre Concept
SHEN Jia-le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Zhejiang 310053）
威廉斯说：“无论从传播方式还是从接受和反应的方式来看，戏剧明显是在某种社会背景中运作的。”[1]（p.260）戏剧并非是一个遗世独立的领域，戏剧的形式、艺术特征也接受了社会变化的影响。而在研究英国戏剧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过程中，威廉斯特别提及了爱尔兰的戏剧运动：“有时候，在单独的一场运动中，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会在短时间内将社会剧的成熟与戏剧的发展与创造统一起来，就像在爱尔兰戏剧运动中那样。……在爱尔兰戏剧运动中，主要由叶芝推动的新戏剧之所以能够很快拥有自己的观众群，并和演出剧院建立联系，就因为它是一场全面展开的民族戏剧运动的一部分。”[1]（p.285-286）
威廉斯所称道的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是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现代英语文学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而诗名远播的叶芝另两个重要的身份则是剧作家和爱尔兰民族剧院的倡导者及实践者。作为剧作家的叶芝，总是将个人生活的文化焦虑与民族身份的宏大叙事结合起来。用作家自己的话来做比喻：“所有属于个人的东西都将很快地腐朽：它必须为冰和盐所包裹。”[2]（p.509）只有通过这种结合，个人的思想能够避开“腐朽”的命运并获取更大的社会能量；同时，宏大叙事也能够通过艺术的方式得以在世俗中展开。而作为戏剧家的叶芝，则希望他的戏剧能够直面他的民族。不仅仅是因为他创建、主持艾贝剧院需要一群在场的观众，更是因为作家所有的文学创作离不开爱尔兰民族的共同体。对于作家来说，“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伟大的文学，而没有文学也就没有民族性”。[3]（p.30）叶芝的戏剧是一种民族戏剧，民族性的建构不仅仅是叶芝戏剧的背景或者内容，更是他戏剧事业的目的。民族共同体与文学生产的关系，对民族剧场理想形态的探索，是贯穿叶芝整个艺术生涯的课题。

一、理想民族与剧院理念

在叶芝1910年的诗集《绿盔及其它》中，有多首诗歌与他的剧院活动有关。在这些诗歌当中，作家强烈地表现了他对于民族剧院的焦虑。例如，《对于困难事情的强烈爱好》：“对困难的事情的强烈爱好，已使我血管中的元气干枯，把自发的欢乐和自然的满足，攫出我的心。……，我诅咒，那些必须以五十种方式排演的戏剧，诅咒整天与每个无赖和白痴进行的争吵，剧院的事务，人员的辖管。我发誓在黎明再次转回之前，我将找到那马厩，把门闩拉掉。”[4]（PP.214-215）
豪斯将《绿盔及其它》看作是用诗歌语言写成的记录叶芝戏剧活动的文献。他发现在这卷文献中，呈现了许多“人群”的意象：“这些‘人群’的主要特征是，他们拒绝与诗人、魔法师或者领袖合作。”[5]（p.97）在《没有第二个特洛伊》中，“人群”是那些狂暴的“无知的人们”；在《对于困难事情的强烈爱好》和《反对无价值的称赞》中，他们是“白痴和无赖”；在《和解》和《听说我们的新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反对不道德文学的骚动》中，他们是隐含的观众；《在艾贝剧院》中，他们是嘲笑艺术的“成百上千人”；《在盖尔威上》中，他们是中产阶级物质主义的“商贾与职员”。因此，可以说叶芝在剧院活动中所感受到的焦虑，其实是源自于他对于“人群”——大众的怀疑与鄙夷。
《绿盔与其他》中的“人群”，在叶芝的戏剧《胡里痕的凯瑟琳》当中就出现过了。从戏剧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匿名的、集体的“喧哗与骚动”飘荡在以爱尔兰的村落为背景的舞台上：“在基拉拉附近的村落间，1789年。……，彼得：‘我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帕特里克：‘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听了一下。]现在我听到了。那好像是欢呼声。[他走到窗边向外张望。]我很好奇他们在为什么而欢呼。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彼得：‘可能是一场曲棍球赛。’ 帕特里克：‘今天可没有球赛。欢呼的声音肯定是从下面镇子里传来的。’”[6]（p.155）而当戏剧的主人公、象征着爱尔兰民族凯瑟琳登场时，这个匿名的集体顿时被赋予了具体的身份。[6]（p.160）
于是，戏剧中的“人群”成为了叶芝理想中的爱尔兰民族表征。在作家看来，一个作为表征的理想民族，是一个接受先知式领袖召唤的共同体——这在戏剧中表现为“人群”受到凯瑟琳的感召而发出欢呼；而一个作为表征对象的理想民族，则是一个接受诗人和剧院召唤的共同体。在剧院的笔记当中，叶芝写到：“一个民族应该像是一个伟大剧院里的观众。”[7]（p.836）
他在自传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我发现，我们的人民不好读书，却擅于耐心地倾听（他们不知听过多少次长篇政治演讲呢），并藉此认为，我们必须开设一个剧院，如果有合适的音乐家，便能将文字转变为音乐。”[8]（p.75）
叶芝的爱尔兰剧院的计划，不仅仅是表现爱尔兰民族，更要重要的是建构爱尔兰民族，“赋予爱尔兰一个坚固而鲜明的民族特点”。[9]（p.76）在叶芝看来，剧院是一个调动大众、培养大众的方式。它也能够使一个具有同质性却又是碎片化的“人群”聚合为一个民族，共享一种统一了的爱尔兰文化。叶芝的理想民族，不仅仅是“伟大剧院”当中的理想观众，更是戏剧表演的“合唱队”：他们接受文学和艺术的召唤；他们是剧场灵氛的制造者，也从这种灵氛当中获得智性与美感。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zggtwxlw/lw43640.html上一论文：简论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