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解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文化脉络

论文导读：
摘 要：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又离不开文化的形塑。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和商业文化在香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互交融的过程，从侧面反映了香港文化的发展历程，又为探讨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成史提供了线索。因此，解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洞察港人观念体系形成的内在规律，有助于内地和香港思想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关 键 词：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文化脉络
1007-8207（2013）12-0078-05
收稿日期：2013-10-20
作者简介：徐海波（1956—），男，安徽嘉山人，深圳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社会学；冯庆想（1987—），男，广东阳江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与内地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机制和途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SH036；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香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YJA710061。
香港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和近代不同寻常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解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和西方现代文化相互渗透的文化形态，表现出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殖民与本土文化、商业与非商业文化并存和交融的状况。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融合岭南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其内涵、特征、功能与这些文化形态密不可分。离开这些传统文化滋养，失去这些文化根基支撑，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就难以发挥其功能。因此，研究香港文化历史演变，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在香港的冲突和交融，可以把握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更好地了解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特征和社会功能。
本文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多维度出发，对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进行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分析，探讨其形成、发展规律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一、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与中西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5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和积淀，在中华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风俗习惯的总和。其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伴有佛家、道家、法家等文化形态。在中国封建统治时期，儒家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主流，“仁义礼法”是其主要内容。在封建社会政治实践中，“仁义礼法”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构建统治权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是支配个体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的观念体系，合法性支持是维系其系统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封建统治集团极力论证人与人之间向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通过道德说教和社会舆论的技术操纵，将君臣责任、忠义孝德、集体至上等绝对道德转化为平民观念的规范，以达到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制约的目的。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即使英殖民者占据香港后，港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都没有脱离本土文化。儒家文化对港人的影响十分深远。香港成为殖民地以后，英殖民者携带炮和西方文化入侵香港，在港人思想观念与中华文化的联系之间凿开了一个文化断层。
西方现代文化的基本逻辑是基于人与自然相对立、主客体相分离的假设前提，通过认识劳动对象的内在规律来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达到满足自我的目的。这种文化的视角是向外的，具有扩张性，西方的殖义与这种文化形态不无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是向内的，强调兼容并蓄，立足于天地、社会、人生的本源及其作用的价值反思，通过内在的修为、感悟、调节来适应外部世界，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香港殖民地时期，中西两股文化力量在港人思想意识领域相互交锋、碰撞、渗透、融合。
殖民地初期，中国传统文化占据了港人群体意识形态高地，西方文化难以入流，我们可以从社会和个人身体两个角度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殖民地初期，港人普遍漠视西方现代法治精神和理念。在传统观念里，港人认为个人良知与天地大道相通相知，是非、黑白和公正的裁判权在人心和上天，审判的标准在宗法和传统。因而祠堂、文武庙在香港民间具有普遍公信力，成为执行大清律例的地方，发挥了类似现代法庭的功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1]这种儒家孝道贯穿于港人的传统观念之中。中医文化是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它侧重从“阴阳五行”宏观层面调理人的机体，使身体恢复平衡状态，这种治疗理念与儒家思想强调内在修为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相融的。因此，以中医为主的东华医院长期受到港人青睐。西医文化侧重从微观层面分解和认识机体，但在港人眼里，这种有损“身体发肤”的“不孝”行为是不可取的。
战争后，港英政府希望在思想文化领域转变其弱势地位。随着经济、政治力量的介入，西方文化在香港各个领域开始拓展领地。中西文化中的同质和异质的成分各自寻求发展空间，它们既摩擦冲击，又协调共生，在双向互动过程中渐渐消解了对抗力量。西方的科学、理性、人权与中方的儒学、天人合一、忠、孝在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格局。出现这种情况与港英政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暧昧”态度有关。港英政府既希望通过英国文化来改造港人的意识和思维，争取港人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同，获得其在香港统治的合法性；又不得不承认港人观念里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并默许儒家文化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因此，殖民地之后，在很长时间里，香港一直靠大清律例及各种有关家庭、婚姻、财产继承等方面的习俗维持社会秩序。
近代历史的进程深刻影响了港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时期香港经济起飞，儒家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相背离，儒家思想面对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冲击。为了应对挑战，儒家文化在香港也因地制宜地进行了转型，我们可以在香港的企业文化中看到这一点。儒家文化在香港华人企业运作中展现了其新的价值。“用人唯亲”理念似乎与西方现代企业所强调的效率、竞争、科学背道而驰，但将亲属之间团结、信任、和谐的关系转论文导读：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先锋力量。“取古今优秀传统而继承之，汇中西文化精理而融贯之，建构超越一切文化传统之上的、完美的新文化，是近代岭南文化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内在精神。”香港自古以来隶属岭南地区，大部分港人的“根”分布在珠江流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岭南文化在香港民间扮演着塑造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角色
化为文化资本，应用在香港企业管理上却有助于增强其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家庭观念是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香港历经现代化进程，港人家庭增添了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因素。但其内部亲属成员的关系网络编织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张力作用，这种关系以服从秩序权威、忠于家庭渗透在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中。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香港社会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导向，这种社会存在的特点反映在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上。香港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双重性关系，一层是个人本身，以获取外部物质资料为手段；另外一层是个人所附带血缘关系的他人，以回馈家庭和实现家庭幸福为目的。即是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利他价值的影响，香港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他律的压缩，与西方式不断填充、扩张的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但香港个人主义又不可避开地受到西方文化的“训示”。经过既分裂又胶着的文化较量，香港个人主义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利他价值与西方利己观念，既注重家庭利益，又注重个人物质满足，成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领域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
可见，传统的“仁义礼法”经过香港不同寻常的历史变迁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遮蔽了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本质，并转化成一种表达群体秩序、构建人脉关系的合理化规则，渗透到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成为港人自觉自发的行为规范。

二、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与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越文化、中原文化、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共同作用下，岭南文化具有成熟的文化性格和独立的文化形态。岭南地区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酝酿出重商远儒、超越传统、务实进取的精神特质。岭南地区靠山面海，深受海洋文化浸润；域外文化随海上丝绸之路流入，塑造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的性格。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统治制度走向没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面对挑战。岭南文化在儒家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夹缝中求得存活并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先锋力量。“取古今优秀传统而继承之， 汇中西文化精理而融贯之， 建构超越一切文化传统之上的、完美的新文化， 是近代岭南文化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内在精神。”[2]香港自古以来隶属岭南地区，大部分港人的“根”分布在珠江流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岭南文化在香港民间扮演着塑造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角色，深刻影响了港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英殖民者占领香港后，在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香港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各种政治、文化思潮在岭南文化网络里交错相织。岭南文化塑造了港人思想开放、务实、革新进取的群体意识形态。近代“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思潮在香港风起云涌。“香港拥有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比拟的现代化社会、法治、西方教育和。也正因为如此，香港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各种派别都非常关注的地方，也是各种政治力量都想利用的一个空间。”[3]（p35）从支持同盟会到省港大罢工，再到抗日期间掩护游击队，港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爱国主义和理性成为这个时期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香港成为从边缘辐射到内陆的桥头堡，成为推动政治、文化、思想革命的重要力量。
绕过内地主流文化的壁垒，岭南文化从西方现代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不断拓展其发展空间。20世纪70-80年代，香港经济腾解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飞，增强了岭南文化的辐射力，又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注入了商业元素。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岭南文化的实用性功能与香港商业文化相互作用，使得效率、公平、自由、效益成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显性坐标。
“九七”回归以来，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在岭南文化对外开放、对内兼容特性的滋养下，成为能兼容一切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思想意识形态。多元的思想观念、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价值取向在高度自由的商业环境中生产、竞争、传播，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了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和思想，呈现出“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香港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建设成果成为港人引以为傲的社会建设成就。
粤语与普通话同属于汉语体系，但二者在发音系统、表达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深刻影响使用者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习惯。粤语保存古汉语的原貌，在字词作用构造上又与岭南人的生产实践、世俗生活、集体记忆紧密联系。一个粤语单元在表达一个字面意思时，能够传达出一个“作用群”；岭南本土受众除了能够解读等同于普通话传达的信息及其具象化语景之外，还能转译粤语语意、语音深层的本土文化想象、情感烙印和心理印迹。这种普通话能指与粤语所指的非对称性成为港人在两地交往中区分内地“他者”身份的脚注。“自我身份的认同，往往在与他人的交往或对比中，才能获得有作用的辨识。”[4]（p36）从港人基于粤语与普通话的差异对个人身份进行类别化分类的思维逻辑我们可以知道，粤语不仅是港人日常交流的工具，还隐含着心理上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即是说，粤语在香港超越了语言工具本身的功能，具备了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作用。
粤语作为“岭南地区影响最广的方言，不仅蕴藏着广府乃至岭南地区的传统文化，而且保存着大量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5]粤语既是岭南文化的载体，又是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粤语认同、身份建构和岭南文化认同相互关联，成为港人建构“香港共同体”的基质。在香港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环境下，港人通过对岭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粤剧、粤语流行歌曲、粤语电影等岭南文化符号进行拆分、组合、打包，成功地将附带在文化产品里的香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群体意识形态符码“推销”到内地、东南亚和部分欧美地区。粤语和岭南文化这种强势地位深化了港人的地域意识和文化优越感，使得普通话在香港的普及在一段时期举步维艰，长期的历史和政治因素致使两地的对话与交流产生了一定的隔阂。
在岭南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融进程中，崇尚中西结合的生活方式，普遍认同以理性为标志的西方现代性构建，成为港人价值观念万花筒的一景。“当代的香港论文导读：等都是香港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和商业文化在香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互交融的过程，既从侧面反映了香港文化萌芽、裂变、成熟、扩散的历程，又为探讨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成史提供了线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香港文化和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遵循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其
，既是保有强大的广东家庭传统的世俗社会——因此要‘番屋企’饮汤；也是公民社会意识日益成熟的理性社会，因此会‘唔番屋企’上街发声去。”[6]（p19）“‘番屋企’饮汤”是富有岭南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也是港人维系岭南传统家庭关系的缩影。不同社会阶层、生活背景、年龄层次的港人群体都看重家庭的核心价值，他们的家庭观念、亲属关系、世俗生活都深受岭南文化形塑。经过集体记忆和文化底蕴的积沉，“回家喝汤”文化观念已经内化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里富有亲和力的一部分。“‘唔番屋企’上街发声去”是港人政治主体意识提高的表征，公民政治普遍参与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过去港英政府极力遏制港人的政治诉求意识，如今港人已脱去殖民地子民外衣，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翁，政治自由和权利得到了充分尊重。大部分港人在参与香港现代文明秩序构建过程中，基于理性精神进行表达诉求；但也有部分港人以革新进取的烟雾弹挑动民粹主义，在理性的边缘越走越远。因此，香港的现代性构建应该批判地看待西方现代性，盲目模仿、崇拜和脱离实际只会在工具理性中迷失；回归到岭南务实文化精神，寻求适合香港历史和目前状况的现代性表达方式，才是公民意识成熟的表现。三、香港群解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体意识形态与香港文化
香港从偏居一隅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其背后离不开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和香港文化的支撑。何志平认为，“香港的现代文化，是讲求创新与实惠、敬重道义与正气的岭南文化，与强调自由、理性与实用的英美文化，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结合，获得突出的成就”。[7]（p4）有学者基于“文化熔炉论”提出，“香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体”。[8]（p1）但香港文化绝非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商业文化的简单叠加，也非港英政府留下的殖民地文化遗产。不同寻常的历史变迁，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一国两制”的政治实践，在这些背景下，香港文化逐渐形成，并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
从唯物史观来看，香港文化是香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经济结构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中的西方现代政治体制、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等都是香港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和商业文化在香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互交融的过程，既从侧面反映了香港文化萌芽、裂变、成熟、扩散的历程，又为探讨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成史提供了线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香港文化和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遵循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其主要伴随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文化认同的焦虑、个人身份的建构而出现明显表征。“香港回归十余年的政经变易，造就一种新型文化势力的成熟，那就是香港‘后青年’为主导的对本土、香港人身份的重新认识、认同。”[9]（p42）
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是香港文化的核心，香港本土意识是香港群体意识的表征；香港文化认同和港人身份建构的过程离不开对香港本土意识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想象；这种内在联系机制既是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和香港文化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又是香港文化自我建构的独特逻辑。在英殖民期间，港人文化身份的中国性、香港性、民族性、西方性等信息一直被港英政府驾驭的意识形态工具所编码。这个时期，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处于殖义文化思维的制约之下。“九七”回归过渡时期，港英政府释放港人的“香港意识”，港人重新审视历史观，从香港视野寻求本土叙事方式，发掘香港文化的内在价值。“九七”回归后，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环境下，港人掌控文化自主权，从文化被动走向文化自觉。解构港英政府遗留下的旧文化秩序，重构特区政府的新文化秩序，成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
香港与大陆文化的同源性注定了香港不可能脱离大陆母体成为文化“飞地”；独特的殖民统治历史使得香港文化面对剥离后殖义文化思维的挑战。港人作为文化实践的主体，尝试从多层文化结构中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并吸纳进香港文化熔炉；利用意识形态的整合、表达、动员功能，把港人的文化诉求、精神风貌、社会风尚渗透到文化商品的设计中，创造一种新的使用价值，即香港符号价值。这实质是对香港“自我”特质的意识形态化阐述和文化自主话语的重新建构与推广。发达的市场制度、浓郁的商业环境、成熟的大众传媒，这些优越的社会条件加速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商业主义内化；也推动了香港文化的消费主义产业化进程，并渐渐以一种强势、独立的表象进入港人视域。文化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消费香港文化实际上是在强化香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感。香港文化一直尝试脱离边缘文化身份，成为一种“高位文化”。这种文化轮廓经过意识形态勾勒、包装后流通到港人生活中，成为一种作用符号消费行为。香港文化的时尚、高端、个性等象征符号创造了区别他者身份的特性，既符合港人的文化心理和兴趣，又释放着港人在经济、政治生活的负能量。
全面开放、自由宽松的城市环境酝酿了各种香港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符号。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和发达的商业氛围下，先进的、落后的文化和思想都可以在香港土壤里存活。香港文化碎片经过意识形态的形塑和整合，脱离了以纯文化形式存在的方式，呈现一种多元、开放、共生的姿态。“随着香港文化的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使得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认同’。”[10]即是说，全向度的文化态势激发了港人文化认同的需要；旧的文化秩序移位、新的文化形态适应，唤醒了港人对文化身份归属理由的深思。内地和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同心圆，共享同一群体意识形态符号系统；英殖民侵略行径使得香港偏离了原来的圆心坐标，在港人观念体系中产生了“中国人”和“香港人”两种身份的尴尬和差异。随着“香港是我家”的本土意识的膨胀，这种差异被港人群体心理放大，并成为一种合理的、稳定的存在。香港文化担负传译香港本土意识的使命，又为这种“应然”差异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辩护，助长了“香港意识”。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同源异构，如果香港文化“论文导读：必刻意经营国际文化性格。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聚焦于港人的历史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价值阐述和建构是香港文化“长高”的必经阶段。由此看来，香港回归不应只是政治层面的回归，更应是文化和意识层面的回归。香港文化回归到中华文化里寻找根和源，积极吸纳内地先进文化因素，推动国家认同感、民族依附感、香港
只种树不寻根”，就只能停留在高位文化的“乌托邦”想象上。因此，香港文化的养分不能仅从香港本土意识中汲取，港人也不必刻意经营国际文化性格。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聚焦于港人的历史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价值阐述和建构是香港文化“长高”的必经阶段。
由此看来，香港回归不应只是政治层面的回归，更应是文化和意识层面的回归。香港文化回归到中华文化里寻找根和源，积极吸纳内地先进文化因素，推动国家认同感、民族依附感、香港归属感的协调发展，共同建设维护国家和香港繁荣稳定的群体意识形态系统是新时代赋予香港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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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