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从《新青年》看“新”文化观

论文导读：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利。”这说明李大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以辩证的思维去看待新旧关系理由。但此时李大钊的观点在新文化阵营内部并不被广泛认可，当他呼吁新青年于“新”、“旧”之泾渭分明路线之外“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时，钱玄同就将自己的反驳观点直接附于
摘 要： “新文化”先驱们在《新青年》上以“新”字为核心，通过确定“新青年”的实施主体地位、“新”与“旧”的评判标准和破“旧”立“新”的践行策略，希图创设一套“新”文化观并将其引入具体实践。而实际上，《新青年》在后期转向共产主义之前，一直也没有明确的、惟一的理念形成，因此有必要回归到“新”文化观生成的源头去，探究“新”文化观的内涵及其发展变化。
关键词： 新青年 新文化 新 旧 进化论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它的创刊被认为是“从《新青年》看“新”文化观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而其倡导的“新文化”虽内涵广博但核心正在一个“新”字上。“新”字包含两层涵义：一指“新”的文化，这是相对于“旧”的文化来说的，那么这里所需要的是一种实用有效的能够评判“新”、“旧”的标准；二是使文化“新”，那么需要的就是一种能够使文化焕然一新、改造文化的策略。所以《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要营造的其实是一套“新”的文化观，从这套文化观出发，可以指导主体在面对繁冗复杂的外来文化冲击和本国文化积淀时，快速评判出何者是被新文化的领导建设者们所需要的“新”文化，何者则要被剔除排斥；同时也必定要能够引导主体做出符合倡导者期待的，使文化“新”即建设“新文化”的行为。
然而，《新青年》创刊初期，“新文化运动”仅在启蒙阶段，无论是“新”文化观的评判标准还是实践策略都有待界定和规范，直到《新青年》第七卷时陈独秀仍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因此，对于《新青年》乃至“新文化运动”所主张和推行的这套“新”文化观到底为何，确实是需要仔细探究和辨析的，这就有必要回归到它生成的源头去，也即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之前的第一至七卷《新青年》为切入点，通过追溯起源的方式，探究“新”文化观的内涵，及其发展变化。

一、“新”文化观

创设“新”文化观并不能够一蹴而就，从一开始，倡导者们就不仅仅是希望看到一种新理念的推行，而是希望看到实践者的投入，所以这套“新”文化观又隐含着观念的实施主体、评判标准和践行策略。

1.实施主体：“新”在“新青年”

在《新青年》初期，陈独秀等人已经敏锐地找到了“新”文化的主体力量，这就是“青年”群体。第一卷《青年杂志》开篇即为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而在该刊因重名理由而改名为《新青年》后，同样是陈独秀的一篇《新青年》再一次表示出对青年的关注，且可直观看到无论改名前后该刊的命名都围绕“青年”二字。此外，整个第一卷共6期，在仅有的22篇非翻译的理论论述型文章中，约有10篇文章主要探讨了青年的思想、教育等理由，另外还有约3篇有关国外青年理由的翻译文章，以及约5篇对于国外“青年团”等的翻译介绍文章，由此也可见《新青年》初期确实格外注重青年群体。
在确定青年群体的重要地位之后，“新文化”的提倡者们也对青年提出了要求，力求使他们从“旧青年”转变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就对青年提出了“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这“自主的”等六点正是陈独秀对于“新青年”的要求，反之“奴隶的”等六点则是他对“旧青年”的批判。此外，陈独秀在《一九一六》、易白沙在《战云中之青年》等中也都提到了对青年人的要求，并号召青年人做新时代的“新青年”。
但从发展变化来看，综观《新青年》第一到七卷，可以发现在初期逐渐明确了“新青年”的“新”文化观实施主体地位后，提及青年理由的文章比例明显降低，《新青年》的关注重点也逐渐转移，但不能否认的是青年理由仍是《新青年》探讨的主要理由之

一、“新青年”的主体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2.评判标准：对文化“新”、“旧”的判断

在推广“新”文化观并促使主体将其付诸实践之前，必定要迎来对于“新”文化的界说，即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评判标准，使得人们能够有效地对“新”、“旧”文化做出判断，并对两者关系形成一定的认识，而为适应这一要求评判标准必须简洁明晰便于掌握。
（1）何谓“新”、“旧”
《新青年》首先明确提出“新”、“旧”理由的是第一卷第1号上汪叔潜的《新旧理由》，他为“新”、“旧”界说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这一论说看似未经细心思量，其实不然。汪叔潜已然认识到了：“夫有是非而无新旧，本天下之至言也。”但考虑到“新旧之争”导致了国法朝更夕改、人心涣散不宁等种种理由，这才最终使他迫切地想要厘清“新”、“旧”之概念。但是，这一僵化单一的对“新”、“旧”的划分对之后的《新青年》仍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
（2）对“新”、“旧”之态度
至于对“新”、“旧”两者的态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就决绝表示：应“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这之后陈独秀依然秉承这一观点，认为“新旧两种法子，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
这一要对“新”“旧”决然划分的观念一直占据《新青年》的主导言论地位，影响亦十分广泛，但也并非是一言堂。例如李大钊就在《新青年》第四卷上发表《新的！旧的！》一文，提出新与旧“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利。”这说明李大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以辩证的思维去看待新旧关系理由。但此时李大钊的观点在新文化阵营内部并不被广泛认可，当他呼吁新青年于“新”、“旧”之泾渭分明路线之外“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时，钱玄同就将自己的反驳观点直接附于李大钊的文尾，明确表示拒绝这种中庸调和的策略。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新青年》同人们的思想分化情况。
以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指代新、旧文化，并将两者决然切分、绝不相容的观点，虽存偏颇也有其优势，即十分便于人们判断和遵循，也为之后《新青年》对于“新”、“旧”文化的论文导读：
认识起到了一定的指向作用。从以上材料还可以看出，《新青年》对于文化“新”、“旧”的认识大致存在一个从简单的泾渭分明，到逐步理性思辨的过程，这可能得益于马克思唯物辩证史观的影响，但也不免有调和中庸的倾向。

3.践行策略：破“旧”立“新”

明确“新”文化观的实施主体及评判标准之后，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将“新”文化观付诸实践。陈独秀说“想求社会进化”，就“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胡适也同样明确指出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可以看出新文化先驱们提出的正是破“旧”立“新”的法子。
（1）文化革新方面。陈独秀在《抵抗力》一文中称造成国人抵抗力薄弱的三点理由之第一点即为“学说之为害也”，这学说正是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旧”文化之源头，因此前期《新青年》在破“旧”立“新”这一理由上更多关注的是打破“旧”文化即传统文化，而瞄准的主要目标则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如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就对孔子的思想等进行了仔细分析，并指出孔子之所以被野心家所利用，不能不归咎于孔子自身的理由。此后《新青年》更有《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理由》、《复辟与尊孔》等多篇谈论孔子的批判文章。
（2）文学革命方面。自《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刊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紧接着在第6号的卷首即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呼应，有关文学革命的讨论也渐渐在《新青年》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文学方面，胡适提倡白话文，提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重申新文学的“八不主义”。傅斯年也提出文学革命是“时会所演”，属于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要求破坏以往的文学，建设新文学。而针对文学创作的革新，周作人推崇的是日本“创造的模拟”，他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称：“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这些都可以说是文学上的立“新”思想与实践指导。
而在文字方面，钱玄同《论注音字母》一文介绍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公议的三十九个注音字母时，肯定了当时的国情和实际从《新青年》看“新”文化观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给中国文字用中国固有的字作字母代表字来注音，并认为“取罗马字母来标中国音，这是极正当的办法”，甚至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全用罗马文字。而陈独秀的观点也颇为激进，在与钱玄同、吴稚晖的讨论信中，他称“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
综合来看，《新青年》上围绕孔子来阐发革新“旧”文化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第一至三卷，第三卷的1、2、3、5号的“通信”栏还集中讨论了孔子理由，但第三卷之后，孔子理由则基本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文学革命为核心的讨论，这逐渐成为了《新青年》关注的主要理由。虽然同样显现出破“旧”立“新”的宏大气势，努力引导民众接受和践行“新”文化观，但不可忽视的还有其理论倡导和实践指导不断细化的变化趋势，不仅是从文化这个庞大的概念过渡到文学这个相对较小的领域，更是从大而化之地谈文学理念过渡到具体地讨论新文字、新语言、新文学的创设和运用上，这也是新文化先驱们不断摸索的结果，逐渐将空泛的“新”文化观过渡到实践层面，为具体的可实施的“新”文化行为给出明确的指引。

二、“新”文化观之反思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进化论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来，对于中国人思想变革的影响可谓最深刻最长远，而《新青年》在倡导“新”文化观的过程中，其实也一直是以进化论作为根本的思想指导。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就提出：“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目前状况之理……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而“青年之於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这受进化论影响产生的“新”必胜于“旧”的观点也从第一卷开始延传下去，乃至内化为《新青年》同人们纷纭的理论主张中仅有的共同核心理念之一，形成“新”的等于“进化”的，“进化”的等于“正确”的这一理论逻辑，并以之严厉打击批判“旧”文化。
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旧”二元对立观点进行反思，或肯定或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而实际上，“夫新旧乃比较之词，本无标准”，“旧”的存在理由并不能反证“新”即是正确的，“新”与“旧”即使形成二元对立，也不能因此推导出“新”是而“旧”非的结论，因此不应简单地对“新”、“旧”二元对立观点持认可或批判态度，而应该从其逻辑源头上去找理由。
其实，汪叔潜在《新旧理由》中就表明是因“天下之是非，方演进而无定律”，才“不得不假新旧之名以标其帜”。这说明《新青年》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了唯“进化”为是、唯“新”为是所存在的理由。夏目漱石在反思日本文学发展时也提到：“虽然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在直线发展的科学中，新的就是正确的，然而既然发展的道路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那么西洋的新对日本人未必就是正确的。”这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考虑当时国情，利用“进化论”来推广“新”文化观无可厚非。我们要做的并非是批判或者肯定《新青年》同人们在当时所提倡这一观点，而是在如今再去回顾二十世纪初的“新”、“旧”文化冲突，重新反思《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观时，不应该忽略“进化论”的影响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务必要将其仅作为一种仍待推敲的观点带入考虑，而不是将之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凌驾于一切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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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