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破题”之下医改之路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04
作者：用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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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多年来一直排在热议话题榜单上的医改，在多个地方被媒体称为“已获得突破性进展”。通常，报道中喜欢用“破题”二字来描述这种进展，但实际的情况是：公立医院依然常年人满为患，医患纠纷甚至使暴力伤医案频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在大型公立医院，病人“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并不鲜见。他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医患关系怎么可能改善？”
医生到底有多忙？为什么会这么忙？
龚医生的一天
一名副主任医师的工作日长达十多个小时。大量病患在等他，手术、会诊、门诊、谈话、查病房……应接不暇。
早晨7点40分，整个城市似乎还睡眼惺忪。昆医附一院神经外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龚会军已经进入工作状态，开始查看自己主管的16个住院病人的夜间病情变化。
早8点，夜班和白班医护人员交接班。40分钟后，龚会军和同事们重点讨论了3名重病人的病情。根据讨论结果，龚会军需要修改医嘱、调整治疗方案。
早上9点半，龚会军和组内的同仁开始逐个巡查病房。
查完病房，一个小时又过去了。连轴转了3个小时的龚会军连水都来不及喝，手术室第一台手术的通知又来了。患者是一位66岁的老太太，被诊断为“右侧颞枕部巨大占位胶质瘤可能”。术前，医生要将手术风险、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一一告知患者家属，并签字确认。这种术前谈话一般要花30-40分钟，并全程录像。
治疗组在手术之前对患者的体位和手术切口等再次进行了确认，中午12点半，龚会军正式开始手术。2个半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这对于神经外科的手术来说，已经算得上相当好做了。
按照日程设定，龚会军的专家门诊应该在下午2点半开诊。但因为做手术，他的门诊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期间，龚主任只好请同事代为看诊。好在神经外科门诊并不像其他科室那样就诊量大，十余名等待看病的患者并未追问龚主任迟到的理由。如果在门诊量极大的科室，医患矛盾的隐患也许在此时就被埋下了。“有人可能就是专门来找某个医生的，见不到医生，医生又不可能天天向所有患者解释。”
下午4点半，龚会军接到了医院远程会诊中心的电话，一个保山的病人急需得到专家的支援。又去忙了半个小时后，他再次回到门诊室，继续坐诊。下午5点半，他离开门诊室——得去为一个可能患“椎管内占位病变脊膜瘤”的患者进行手术。
手术非常顺利，走出手术室，已经是晚上7点半。回到病房，当天第一台手术的病人家属已经焦急地等了他很久了。他查看完病人后，把病人手术及手术后复查CT的情况等一一告知家属，家属才露出欣慰的神情。
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医生已经忙碌了一整天。晚上8点，龚会军开始吃盒饭，这是他当天的第一顿饭。30分钟的时间吃饭、喝水，稍作休整之后，后天即将手术的病人家属已经在等待术前谈话了……
晚上10点钟，谈话结束，龚会军带着他的医疗团队继续查看病房。直到晚上10点20分，他一天的忙碌才告一段落。他很庆幸：“我不是最后下班的医生。科室里还有许多医生还在忙碌，像我们科的余化霖主任，估计他第二台手术结束时，要到凌晨1点多。”
一位医生普通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作为医生，连轴转的辛苦始终伴随，天天继续。
体制内外的落差
公立、私立医院的竞争起点不一样，体制构筑起的壁垒，也阻挡了医学界人才的合理流动。
雷鸣，原是昆明一家知名公立医院的眼科医生。来到普瑞眼科医院就任业务院长之后，他感受最明显的是执业心理的变化。“以前在公立医院的时候，就觉得患者是有求于我；到了这边，我就只想着一定要把我最好的技术展现出来。”
作为普瑞眼科的行政院长，叶文祥对体制的壁垒，亦深有感触。公立医院常年人满为患、医生分身乏术，就诊时，患者多问几句话，都可能导致医生难以完成当天的挂号门诊。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已经在无形中被赋予权力——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被当成了无可质疑的真理，患者只能按照医生开出的诊断意见，跟着就诊程序一步步走。
刚刚结束的全国“”上，有委员、代表就医疗体制改革提出“引进民营资本”的倡议，但这个倡议并不是首次提出，目前可以查到最早的方案是在2009年的新医改政策中就有提及。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一家可以与公立医院抗衡的私立医院出现。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私立医院如履薄冰的局面照旧。
民营医院的经营者要面对的职能部门甚多：省、市、区卫生、工商、食药监、质监、环保、人社、医保中心部门以及国税、地税和。而公立医院，则未必需要面对那么多的部门。
在医生圈里，40岁是公认的能够做出业绩的年龄。雷鸣坦言，在现有体制下，他若40岁，是不会离开公立医院到私立医院上班的，“如果没到退休年龄，根本不可能到民营医院来上班”。技术精湛的医生不敢到民营医院上班，主要理由就在于体制内外有别。他举例说，中华医学会会给各家医院几个委员的名额，私立医院则没有这个名额。如果在年富力强时放弃公立医院的医生职位到私立医院上班，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我边缘化。“公立医院的业务提升机会远比私立医院多，更容易融入主流学术圈。”
体制构筑起的壁垒，阻挡了医务人才的合理流动。在叶文祥看来，要消除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格局，首先就是要让人才流动起来。“一个偏远山区的基层医生和身处闹市的坐诊医生，他们的技术应该大致差不多。只有这样，才不会让四面八方的病人都涌到几家屈指可数的公立医院去看病。”
体制外抱怨竞争环境的不公平，体制内也有很多苦水。“一半是医生，一半是会计”，这是龚会军对体制内医生状态的描述，由于医保报销比例有限制，医生在用药过程中得算算账。一旦医生的用药超出了报销额度，超出部分就得由医生个人负担。龚会军所在的科室里，一位同事最多的一次倒贴了2万元钱。
“多点执业”只是看上去很美
“申报多点执业需得到所在单位同意”，这一条规定给众多医生泼了冷水。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yyypgllw/lw24671.html上一论文：对于姜凯：不因医小而不为
多年来一直排在热议话题榜单上的医改，在多个地方被媒体称为“已获得突破性进展”。通常，报道中喜欢用“破题”二字来描述这种进展，但实际的情况是：公立医院依然常年人满为患，医患纠纷甚至使暴力伤医案频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在大型公立医院，病人“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并不鲜见。他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医患关系怎么可能改善？”
医生到底有多忙？为什么会这么忙？
龚医生的一天
一名副主任医师的工作日长达十多个小时。大量病患在等他，手术、会诊、门诊、谈话、查病房……应接不暇。
早晨7点40分，整个城市似乎还睡眼惺忪。昆医附一院神经外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龚会军已经进入工作状态，开始查看自己主管的16个住院病人的夜间病情变化。
早8点，夜班和白班医护人员交接班。40分钟后，龚会军和同事们重点讨论了3名重病人的病情。根据讨论结果，龚会军需要修改医嘱、调整治疗方案。
早上9点半，龚会军和组内的同仁开始逐个巡查病房。
查完病房，一个小时又过去了。连轴转了3个小时的龚会军连水都来不及喝，手术室第一台手术的通知又来了。患者是一位66岁的老太太，被诊断为“右侧颞枕部巨大占位胶质瘤可能”。术前，医生要将手术风险、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一一告知患者家属，并签字确认。这种术前谈话一般要花30-40分钟，并全程录像。
治疗组在手术之前对患者的体位和手术切口等再次进行了确认，中午12点半，龚会军正式开始手术。2个半小时后，手术顺利结束。这对于神经外科的手术来说，已经算得上相当好做了。
按照日程设定，龚会军的专家门诊应该在下午2点半开诊。但因为做手术，他的门诊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期间，龚主任只好请同事代为看诊。好在神经外科门诊并不像其他科室那样就诊量大，十余名等待看病的患者并未追问龚主任迟到的理由。如果在门诊量极大的科室，医患矛盾的隐患也许在此时就被埋下了。“有人可能就是专门来找某个医生的，见不到医生，医生又不可能天天向所有患者解释。”
下午4点半，龚会军接到了医院远程会诊中心的电话，一个保山的病人急需得到专家的支援。又去忙了半个小时后，他再次回到门诊室，继续坐诊。下午5点半，他离开门诊室——得去为一个可能患“椎管内占位病变脊膜瘤”的患者进行手术。
手术非常顺利，走出手术室，已经是晚上7点半。回到病房，当天第一台手术的病人家属已经焦急地等了他很久了。他查看完病人后，把病人手术及手术后复查CT的情况等一一告知家属，家属才露出欣慰的神情。
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医生已经忙碌了一整天。晚上8点，龚会军开始吃盒饭，这是他当天的第一顿饭。30分钟的时间吃饭、喝水，稍作休整之后，后天即将手术的病人家属已经在等待术前谈话了……
晚上10点钟，谈话结束，龚会军带着他的医疗团队继续查看病房。直到晚上10点20分，他一天的忙碌才告一段落。他很庆幸：“我不是最后下班的医生。科室里还有许多医生还在忙碌，像我们科的余化霖主任，估计他第二台手术结束时，要到凌晨1点多。”
一位医生普通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作为医生，连轴转的辛苦始终伴随，天天继续。
体制内外的落差
公立、私立医院的竞争起点不一样，体制构筑起的壁垒，也阻挡了医学界人才的合理流动。
雷鸣，原是昆明一家知名公立医院的眼科医生。来到普瑞眼科医院就任业务院长之后，他感受最明显的是执业心理的变化。“以前在公立医院的时候，就觉得患者是有求于我；到了这边，我就只想着一定要把我最好的技术展现出来。”
作为普瑞眼科的行政院长，叶文祥对体制的壁垒，亦深有感触。公立医院常年人满为患、医生分身乏术，就诊时，患者多问几句话，都可能导致医生难以完成当天的挂号门诊。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已经在无形中被赋予权力——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被当成了无可质疑的真理，患者只能按照医生开出的诊断意见，跟着就诊程序一步步走。
刚刚结束的全国“”上，有委员、代表就医疗体制改革提出“引进民营资本”的倡议，但这个倡议并不是首次提出，目前可以查到最早的方案是在2009年的新医改政策中就有提及。时至今日，并没有出现一家可以与公立医院抗衡的私立医院出现。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私立医院如履薄冰的局面照旧。
民营医院的经营者要面对的职能部门甚多：省、市、区卫生、工商、食药监、质监、环保、人社、医保中心部门以及国税、地税和。而公立医院，则未必需要面对那么多的部门。
在医生圈里，40岁是公认的能够做出业绩的年龄。雷鸣坦言，在现有体制下，他若40岁，是不会离开公立医院到私立医院上班的，“如果没到退休年龄，根本不可能到民营医院来上班”。技术精湛的医生不敢到民营医院上班，主要理由就在于体制内外有别。他举例说，中华医学会会给各家医院几个委员的名额，私立医院则没有这个名额。如果在年富力强时放弃公立医院的医生职位到私立医院上班，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我边缘化。“公立医院的业务提升机会远比私立医院多，更容易融入主流学术圈。”
体制构筑起的壁垒，阻挡了医务人才的合理流动。在叶文祥看来，要消除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格局，首先就是要让人才流动起来。“一个偏远山区的基层医生和身处闹市的坐诊医生，他们的技术应该大致差不多。只有这样，才不会让四面八方的病人都涌到几家屈指可数的公立医院去看病。”
体制外抱怨竞争环境的不公平，体制内也有很多苦水。“一半是医生，一半是会计”，这是龚会军对体制内医生状态的描述，由于医保报销比例有限制，医生在用药过程中得算算账。一旦医生的用药超出了报销额度，超出部分就得由医生个人负担。龚会军所在的科室里，一位同事最多的一次倒贴了2万元钱。
“多点执业”只是看上去很美
“申报多点执业需得到所在单位同意”，这一条规定给众多医生泼了冷水。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yyypgllw/lw24671.html上一论文：对于姜凯：不因医小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