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马克思主义我国化、大众化与我国近代乡村社会变迁

论文导读：从实践层面更具体、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及其特征，有助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的新视野。本文对此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一、近代乡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最主要的社会实践场域和历史语境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由最初的知识分子书斋式
摘要：中国乡村是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主要社会实践场域，中国化、大众化与近代乡村变迁处于复杂的互动关系之中，领导群体自上而下的理论建构和动员以及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影响，共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正是这一双向的互动过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主要特征，深刻影响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样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逐渐展开的，只有通过对实际历史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释，才可能形成新的分析概念，拓展新的研究内容，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近代乡村社会变迁
1000-2731（2014）04-0005-06
20世纪上半期，中国领导的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权更替的政治革命，更是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使之不断中国化、大众化，由此对中国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学术界有关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但大多数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政党意志、革命意识形态在政治、理论层面的需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当作一个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贯彻实现过程。本文以为，这种研究视角抽离了中国化、大众化所产生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忽视对大众化的对象——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必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失去生命力而蜕变成空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过程，其理论与实践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逐渐展开的，近年来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关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虽然在表述概念上没有使用“中国化”“大众化”，但相关研究对中国农村社会、农民革命、农民日常生活状态、农民意识变迁的深入探讨，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许多重要的面向和规律，这些内容与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许多方面高度重合。事实上，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变迁同处一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它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更具体、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及其特征，有助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的新视野。本文对此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近代乡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最主要的社会实践场域和历史语境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由最初的知识分子书斋式的研究应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就开始了其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近代乡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最主要的社会实践场域，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乡村革命和改造的具体实践，既是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变迁本身的主要内容。从理论形态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必定体现了创新性和民族性。革命时期中国有关农民、农村理由的认识和实践即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分散的小农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异常脆弱，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小农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然而，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农民在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政党，本该以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作为自己的主导力量，但中国社会阶级构成的实际状况，却迫使党将自己的根基放在乡村社会。在明确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同时，又将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是在广阔的农村进行的，党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具有浓厚宗法意识的农民。长期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实践，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其基本理论都是围绕着农民革命、农民理由形成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是领导农民理由；武装斗争的实质是农民战争；建党的理由是努力消除农民意识的消极影响；革命军队建设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化的新型军队；极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教育农民；创立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归根到底，如何得到农民大众的认同和支持，使农民发挥“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始终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首要理由。农民、农村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语境，关于农民理由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农民中国孕育的思想不同于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主要对象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大众，因此，熟悉中国乡村、中国农民，深入了解农民文化，最终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革命，始终围绕着与农民的关系来探讨成功的理由，揭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因，不能不说他们确实抓住了理由的关键。如美国学者查尔莫斯·约翰逊（马克思主义我国化、大众化与我国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ChalmersJohnson）认为，日本人的侵略、奴役和迫害所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才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得以发生并最终获胜的关键所在。中国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农民民族主义运动。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认为中国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动员了广大农民，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策略，从而创造出独特的“延安道路”。撒克斯顿（Ralph Thaxton）则认为中国迎合了农民提出的要求，是对农民传统道德、存活经济的回归。日本学者片冈认为的成功主要在于对农民的有效组织，即把传统的农村自卫力量甚至土匪这些地方势力加以改造，用现代化的组织把它们联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论文导读：
义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深入乡村社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具体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化。比如，中国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对于被动员的农民群体来说可能会太抽象、太陌生，怎样才能使广大农民接受它呢？一批乡村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由于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一大批贫寒家庭出身的乡村青少年进入乡村师范学校学习，对自身出路的挫折感以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使他们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大批师范毕业生成为基层党员干部，他们既理解的斗争目标和政策，又了解农民的想法和习惯。正是他们将发源于西方的共产主义理想、先进知识分子对公正社会的追求、现代民族主义观念转化为普通农民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成为在乡村动员组织农民的骨干力量。广大的农村场域和农民的文化传统使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充满了复杂性和艰难性。由于乡村的封闭性，农民的交际圈普遍很小，视野狭窄，加之长期与政治隔膜，大部分农民最初对革命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开口共产主义，闭口阶级斗争，一句反对资本主义，二句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的说宣传这些，完全是笑话。”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且整天忙于自己的温饱生活，根本不可能懂得那些革命的大道理。因此，当向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注意从农村斗争的环境出发，从农民思想水平出发。比如，为了赢得更多农民的支持，制定符合农民实际的加入中国的条件：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不。即是创造性地将列宁建党原则运用于中国农村社会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必须是帮助老百姓解决理由，只有解决农民的实际生活，革命才能成为农民的自觉认识和自觉行动。“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具体运用，并且把这个原则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表现出是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并且采取符合农民习惯的地区主义习惯的方式而行事的话，农民是不会情愿，更不会坚定地为红军提供人力物力的。”马克思主义我国化、大众化与我国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马克思主义我国化、大众化与我国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GetFullDomain}提供,转载请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