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文景之治”社会治理三个维度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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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罪的人逍遥法外，感到痛心疾首，下令严肃吏治。文景父子考量民情、体恤民意，宽刑博爱，及时废除一些严刑峻法，拨乱反正，扭转了秦时暴政给民众投下的阴影，再现了“古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的局面，把社会犯罪率降到最低点。“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维度二：诤臣之治文景“大治”局面的出现，与“臣”的作为有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有世界眼光，更要从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盛世之一，汉文帝、汉景帝在不到40年时间里将一个战乱后民生凋敝的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文景之治”留给后世诸多治国理政的深刻启迪，对于当前调控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着诸多裨益。
[关键词]社会治理；文景之治；治政遗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6-0029-03
历史中的灿烂一页：“文景之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理由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并把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以世界眼光汲取现代各国的治理经验，更要善于从本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今年“”期间，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五千年文明是世界文化的河流中唯一没有干涸断流的文明……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去找我们的精气神。”[1]包括“文景之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提升“精气神”、完善治国理政应当研究、汲取的政治智慧。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历史上西汉时期文帝、景帝父子在位统治（公元前180-前141）时期的社会治理。秦失其鹿，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汉初政府为结束纷乱的战争而力图建设和平安定的社会，为缓和社会矛盾、修复战争的创伤而一直施行不扰民的休养生息政策。然而现实却在经济、政治、边防、社会等各方面考验着这个新生的政权。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文帝刘恒继位约40多年时间里，很多时候，国库虚空、民生凋敝。社会治理上因“汉承秦制”沿用了许多酷刑和峻法，人民苦不堪言，当时犯罪率居高不下。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文景两代用短短的三十八年化腐朽为神奇，使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一个矛盾丛生、破败不堪的社会变为“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2]，“移风易俗，黎民醇厚”[3]的治世。
今年上，总书记在谈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时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4]在这些方面，“文景之治”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启迪。
“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维度一：仁君之治
“仁”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孟子认为“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5]，也就是人民依附于仁德犹如水向低处流一样，文景两帝实行的是一种“仁君”之治。他们的总体思路是“与民休息”、养民蓄富，鼓励农业生产。文帝“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6]；“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7]；亲身从事“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集盛祭服”[8]。
皇权既成，大兴土木，皇宫巍峨，是历朝历代惯象，但文景父子没这样做。文景两朝几乎无大兴土木的工程，克己爱民，真正把“仁”具体到治理国策上。文帝规定，自己陵墓建造“皆以瓦器”，不准许用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9]历朝历代，民众最不堪的是各种名目的税赋，文帝将赋税从汉高祖的“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再到后来甚至免税。深受文帝影响的景帝也规定“不受献，减太官”“省徭役”[10]。这绝不是作秀，完全是出于对民生不易的考量。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11]春天万物萌发，草木生物自由生长，汉文帝由此联想到，在这万物化育的时候有的民众可能正遭受痛苦，怜悯之情萦绕心头。无论文帝还是景帝，在“治民”上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宽容，认为犯了错的人犹如犯了错的孩子，要尽可能给予改正的机会。他们多次大赦天下，如“夏四月，赦天下”、“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六月甲戌，赦天下……”[12]。面对这样的仁治，民众还有什么理由不勤恳劳作、不遵纪守法呢？
“仁”的另一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毁先王之法，灭礼仪之官，专任刑罚，人民苦不堪言；汉初法律规制不完备，承袭秦制，保留了许多秦时法度和严刑峻法。文帝认为，民众对于“仁政”的期盼犹如久旱逢甘霖；严刑峻法并不能真正有效，强行实施与秦皇又有什么区别？他认为“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13]法律是为了惩罚坏人，维护好人的利益，达到醒戒规劝的作用，株连这样的刑罚，虽然惩治了坏人，但却连累了更多无辜好人，完全成了一种恶法！所以废之。同样，汉景帝认为“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比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14]汉景帝看到吏治腐败，使无辜人获刑甚至失去生命，却使犯罪的人逍遥法外，感到痛心疾首，下令严肃吏治。
文景父子考量民情、体恤民意，宽刑博爱，及时废除一些严刑峻法，拨乱反正，扭转了秦时暴政给民众投下的阴影，再现了“古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1“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的三个维度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5]的局面，把社会犯罪率降到最低点。
“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维度二：诤臣之治
文景“大治”局面的出现，与“臣”的作为有很大关系。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一直都奉行君为臣纲的信条，君臣关系即为主仆关系。文景父子要求身为人臣，须敢于进谏，助君完善自身；其次深思良方，建言献策，助君治理。汉代正是因为有着许多以天下为公的诤臣，以其风骨和智慧给社会治理提供了“正能量”。
张释之，汉文帝时的法官。有一次汉文帝出行中，有行人来不及回避皇帝驾队，又怕犯跸，因此躲在桥下，过了一会那人以为皇帝车驾走了，便从桥下走出来，不想使汉文帝的车马论文导读：
受惊而奔。张释之依法判处此人“当罚金”。[16]汉文帝认为这个处罚太轻，要求重新重治。张释之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民安所措其手足？”[17]指出法律是为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轻易去转变它，就会使人们不再信任法律。天子当如何再管理人民呢？汉文帝听了，觉得有理，就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次有人偷盗了高祖庙前的玉环，文帝大怒，认为小偷大胆妄为须处极刑，但张释之按律法作出相应判决，理由是“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18]最终说服文帝，维护了法律权威。这种不畏皇权捍卫律法的气魄和刚正不阿，不仅仅是秉公办案，更是一种“兼济天下”的士子精神。当时的大臣都是很敢说话的。有一次文帝与窦皇后及慎夫人同游上林苑，上林安排了皇帝和皇后的座席。文帝进去后就与窦皇后分坐左右。慎夫人则准备坐到皇后的身边去，大臣袁盎抢步上前，制止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19]并把她引到席位右侧，侍坐于一旁。汉文帝觉得极是——法律规制人人都得遵守，宗室岂可无视法度？
文帝治理23年、景帝治理16年，移风易俗，开辟盛世，离不开一批良臣擘划方略、进言献策，将才能用到社会治理上。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河南太守吴公颇为赏识其才华，向朝廷举荐，文帝召为博士。贾谊“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悉更秦之法”，[20]为富国强兵提供了许多良策。他气势磅礴的《过秦论》，向汉文帝晓以秦亡缘由，提醒规避亡秦的危险。对于诸侯势力大增、无所顾忌叫板政府，他提出“治安策”以应对，削藩以弱诸侯。消减了地方对的威胁。针对经济和社会的治理困境，贾谊提出著名的“论积贮疏”、“论铸钱疏”等治国良方。贾谊死时33岁，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他许多治国之策不仅在汉时，在汉后历代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晁错继承了贾谊的削藩思想，在景帝还为太子时就“数上书，言削诸侯事”[21]，后景帝“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悉所更定”。[22]有一次，晁错的父亲问晁错，为什么要这样大力削藩？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还上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许多治国良策。在后来爆发的“七国之乱”中，晁错成为牺牲品，但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批以国是为重的诤臣，使得“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性”，实现了国泰民安。
“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维度三：淳民之治
“文景之治”所以大成，除了仁君、诤臣两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淳民”“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的三个维度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这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社会基础。文景父子两代的治民之道颇可玩味，那是一种大象无形之治，放宽刑罚，涵养民品，以孝道和重礼之风为核心的民风构筑了汉初文化别具一格的社会风貌，整个社会非常淳朴厚道。
文景时期，天下安定，人民专注生产，各安其业。整个社会不重机巧，上下同德，邻里相敬，“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这种“淳民”之品，既是文景之治的条件，又是文景之治的社会治理之果。汉初，民风离乱，偷盗时有发生，正如《史记·晁错传》中描述的“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而转变民风的基础是加快物质生产，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说把天下治好，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23]正是重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粮仓溢满，才为优良民风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治国方略上的宽刑谨罚，也有利于民众习养醇厚民风。正如贾谊主张的“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24]。文景既强调法律的作用，也重视道德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富”。朝廷劝农，百姓勤于耕作，人们感于教化，人人自食其力，当时连好吃懒做的人，也积极参与农业生产，社会上洋溢着务实勤劳之风。
民众对于国是的参与，对文景社会治理面貌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史记》记载：齐地有个人犯了法，要到长安受一种残酷的“肉刑”，“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他的小女儿缇縈十分悲伤，跟随父亲到了长安，并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人民来信”。信中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都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25]表示“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汉文帝读信后深有感触地说：“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其除肉刑。”审时度势废除了这项法律。文帝时置孝经博士，《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6]这种孝道构成了西汉社会的主线。当时人们看重孝道，纲常、社会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侧记[N].解放日报，2014-3-6（1）.
[2]班固.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3]班固.汉书·景帝纪卷五[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51.
[4]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百舸争流奋楫者先[EB/OL].新华网，http：///shanghai/zw-543538.html.
[5]孟子《离娄章句上》。
[6][7][11]班固.汉书·文帝纪卷四[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六[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
[26]许嘉璐.孝经·开宗明义章[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作者系东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姚 东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有世界眼光，更要从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盛世之一，汉文帝、汉景帝在不到40年时间里将一个战乱后民生凋敝的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文景之治”留给后世诸多治国理政的深刻启迪，对于当前调控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着诸多裨益。
[关键词]社会治理；文景之治；治政遗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6-0029-03
历史中的灿烂一页：“文景之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理由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并把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要以世界眼光汲取现代各国的治理经验，更要善于从本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今年“”期间，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五千年文明是世界文化的河流中唯一没有干涸断流的文明……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去找我们的精气神。”[1]包括“文景之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提升“精气神”、完善治国理政应当研究、汲取的政治智慧。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历史上西汉时期文帝、景帝父子在位统治（公元前180-前141）时期的社会治理。秦失其鹿，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汉初政府为结束纷乱的战争而力图建设和平安定的社会，为缓和社会矛盾、修复战争的创伤而一直施行不扰民的休养生息政策。然而现实却在经济、政治、边防、社会等各方面考验着这个新生的政权。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文帝刘恒继位约40多年时间里，很多时候，国库虚空、民生凋敝。社会治理上因“汉承秦制”沿用了许多酷刑和峻法，人民苦不堪言，当时犯罪率居高不下。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文景两代用短短的三十八年化腐朽为神奇，使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一个矛盾丛生、破败不堪的社会变为“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2]，“移风易俗，黎民醇厚”[3]的治世。
今年上，总书记在谈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时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4]在这些方面，“文景之治”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启迪。
“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维度一：仁君之治
“仁”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孟子认为“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5]，也就是人民依附于仁德犹如水向低处流一样，文景两帝实行的是一种“仁君”之治。他们的总体思路是“与民休息”、养民蓄富，鼓励农业生产。文帝“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6]；“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7]；亲身从事“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集盛祭服”[8]。
皇权既成，大兴土木，皇宫巍峨，是历朝历代惯象，但文景父子没这样做。文景两朝几乎无大兴土木的工程，克己爱民，真正把“仁”具体到治理国策上。文帝规定，自己陵墓建造“皆以瓦器”，不准许用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9]历朝历代，民众最不堪的是各种名目的税赋，文帝将赋税从汉高祖的“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再到后来甚至免税。深受文帝影响的景帝也规定“不受献，减太官”“省徭役”[10]。这绝不是作秀，完全是出于对民生不易的考量。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11]春天万物萌发，草木生物自由生长，汉文帝由此联想到，在这万物化育的时候有的民众可能正遭受痛苦，怜悯之情萦绕心头。无论文帝还是景帝，在“治民”上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宽容，认为犯了错的人犹如犯了错的孩子，要尽可能给予改正的机会。他们多次大赦天下，如“夏四月，赦天下”、“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六月甲戌，赦天下……”[12]。面对这样的仁治，民众还有什么理由不勤恳劳作、不遵纪守法呢？
“仁”的另一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毁先王之法，灭礼仪之官，专任刑罚，人民苦不堪言；汉初法律规制不完备，承袭秦制，保留了许多秦时法度和严刑峻法。文帝认为，民众对于“仁政”的期盼犹如久旱逢甘霖；严刑峻法并不能真正有效，强行实施与秦皇又有什么区别？他认为“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13]法律是为了惩罚坏人，维护好人的利益，达到醒戒规劝的作用，株连这样的刑罚，虽然惩治了坏人，但却连累了更多无辜好人，完全成了一种恶法！所以废之。同样，汉景帝认为“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比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14]汉景帝看到吏治腐败，使无辜人获刑甚至失去生命，却使犯罪的人逍遥法外，感到痛心疾首，下令严肃吏治。
文景父子考量民情、体恤民意，宽刑博爱，及时废除一些严刑峻法，拨乱反正，扭转了秦时暴政给民众投下的阴影，再现了“古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1“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的三个维度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5]的局面，把社会犯罪率降到最低点。
“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维度二：诤臣之治
文景“大治”局面的出现，与“臣”的作为有很大关系。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一直都奉行君为臣纲的信条，君臣关系即为主仆关系。文景父子要求身为人臣，须敢于进谏，助君完善自身；其次深思良方，建言献策，助君治理。汉代正是因为有着许多以天下为公的诤臣，以其风骨和智慧给社会治理提供了“正能量”。
张释之，汉文帝时的法官。有一次汉文帝出行中，有行人来不及回避皇帝驾队，又怕犯跸，因此躲在桥下，过了一会那人以为皇帝车驾走了，便从桥下走出来，不想使汉文帝的车马论文导读：
受惊而奔。张释之依法判处此人“当罚金”。[16]汉文帝认为这个处罚太轻，要求重新重治。张释之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民安所措其手足？”[17]指出法律是为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轻易去转变它，就会使人们不再信任法律。天子当如何再管理人民呢？汉文帝听了，觉得有理，就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次有人偷盗了高祖庙前的玉环，文帝大怒，认为小偷大胆妄为须处极刑，但张释之按律法作出相应判决，理由是“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18]最终说服文帝，维护了法律权威。这种不畏皇权捍卫律法的气魄和刚正不阿，不仅仅是秉公办案，更是一种“兼济天下”的士子精神。当时的大臣都是很敢说话的。有一次文帝与窦皇后及慎夫人同游上林苑，上林安排了皇帝和皇后的座席。文帝进去后就与窦皇后分坐左右。慎夫人则准备坐到皇后的身边去，大臣袁盎抢步上前，制止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19]并把她引到席位右侧，侍坐于一旁。汉文帝觉得极是——法律规制人人都得遵守，宗室岂可无视法度？
文帝治理23年、景帝治理16年，移风易俗，开辟盛世，离不开一批良臣擘划方略、进言献策，将才能用到社会治理上。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河南太守吴公颇为赏识其才华，向朝廷举荐，文帝召为博士。贾谊“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悉更秦之法”，[20]为富国强兵提供了许多良策。他气势磅礴的《过秦论》，向汉文帝晓以秦亡缘由，提醒规避亡秦的危险。对于诸侯势力大增、无所顾忌叫板政府，他提出“治安策”以应对，削藩以弱诸侯。消减了地方对的威胁。针对经济和社会的治理困境，贾谊提出著名的“论积贮疏”、“论铸钱疏”等治国良方。贾谊死时33岁，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他许多治国之策不仅在汉时，在汉后历代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晁错继承了贾谊的削藩思想，在景帝还为太子时就“数上书，言削诸侯事”[21]，后景帝“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悉所更定”。[22]有一次，晁错的父亲问晁错，为什么要这样大力削藩？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还上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许多治国良策。在后来爆发的“七国之乱”中，晁错成为牺牲品，但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批以国是为重的诤臣，使得“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性”，实现了国泰民安。
“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维度三：淳民之治
“文景之治”所以大成，除了仁君、诤臣两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淳民”“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的三个维度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这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社会基础。文景父子两代的治民之道颇可玩味，那是一种大象无形之治，放宽刑罚，涵养民品，以孝道和重礼之风为核心的民风构筑了汉初文化别具一格的社会风貌，整个社会非常淳朴厚道。
文景时期，天下安定，人民专注生产，各安其业。整个社会不重机巧，上下同德，邻里相敬，“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这种“淳民”之品，既是文景之治的条件，又是文景之治的社会治理之果。汉初，民风离乱，偷盗时有发生，正如《史记·晁错传》中描述的“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而转变民风的基础是加快物质生产，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说把天下治好，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23]正是重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粮仓溢满，才为优良民风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治国方略上的宽刑谨罚，也有利于民众习养醇厚民风。正如贾谊主张的“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24]。文景既强调法律的作用，也重视道德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富”。朝廷劝农，百姓勤于耕作，人们感于教化，人人自食其力，当时连好吃懒做的人，也积极参与农业生产，社会上洋溢着务实勤劳之风。
民众对于国是的参与，对文景社会治理面貌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史记》记载：齐地有个人犯了法，要到长安受一种残酷的“肉刑”，“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他的小女儿缇縈十分悲伤，跟随父亲到了长安，并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人民来信”。信中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都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25]表示“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汉文帝读信后深有感触地说：“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其除肉刑。”审时度势废除了这项法律。文帝时置孝经博士，《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6]这种孝道构成了西汉社会的主线。当时人们看重孝道，纲常、社会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侧记[N].解放日报，2014-3-6（1）.
[2]班固.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3]班固.汉书·景帝纪卷五[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51.
[4]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百舸争流奋楫者先[EB/OL].新华网，http：///shanghai/zw-543538.html.
[5]孟子《离娄章句上》。
[6][7][11]班固.汉书·文帝纪卷四[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
4.40.41.38.
[8][10][12]司马迁.史记·孝景本纪[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175.175.176.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五[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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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东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姚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