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2年前后延安文学主题流变背后实质

论文导读：
摘 要：传统作用上，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将延安文学划分为前后两期，《讲话》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讲话》之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异常地凸显出来，文学新规范的确立对延安文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文艺方向、形式及创作主题、文艺理念等均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本文试图通过简单梳理延安文学前后期文学主题的流变，来挖掘特殊时代背景下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及转变背后的实质指向。
关键词：延安文学；《讲话》；启蒙；解放；党的文学
1673-2596（2014）07-0143-02
延安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支重要的流脉，开端于1936年11月22日陕北保安的由刚奔赴延安的左联作家丁玲和原苏区作家李伯钊等人共同创立的“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下限大体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以1942年夏季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为界，延安文学分为前后两期。

一、五四“启蒙”文学主题的继承

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序幕，应运而生的五四启蒙文学思潮对整个20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依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心概念：人类之苦难、不义、压迫，主因在人无知与愚妄。”[1]五四知识者以“启蒙”为武器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中的弊端进行猛烈地抨击，自由、人权、博爱、平等、个性等现代价值得到关注。鲁迅始终将“立人”作为他早年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根本，大声疾呼：“东方既白，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2]
无论是早期的女性文学、乡土文学，还是“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浪漫的创造社，抑或“语丝派”等，20世纪初的文学，类型丰富多样，却始终未离开“启蒙”这一中心主题。此后，启蒙这一主题也在30年代一些左翼作家的身上得以继承。正是带着这样的创作意识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怀揣着革命的浪漫理想和对光明的热情渴望，大批的左翼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如丁玲、周立波、周扬等人。然而，闭塞落后、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延安，与现代文明近乎全部隔绝，文化气息薄弱，民众思想依然保守封闭，即使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些领导和受到一定教育的人，意识中尚有很多未开化的成分，缺乏平等、尊重人性、自由的观念、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反差，使来到延安的新派知识分子既自发了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又产生了试图以“启蒙”来改造延安的使命感。
纵观延安文学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发表《讲话》之前，文人的“启蒙”意识深深存在于作家的创作历程中，启蒙话语也支配和充斥着整个早期延安文学创作中，早期延安文学洋溢的“唤醒民众”、“批判与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潮的气息也对延安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比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严文井的《一家人》《一个钉子》，周立波的《牛》《麻雀》，曹明的《陈念慈》，刘白羽的《在旅部里》等。
自五四以来，“启蒙”便成为新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奔赴延安的新知识文人试图将启蒙的种子洒播在这片净土，实现民众的启迪。因此此时的作品惯于深入人性、触及人的内在灵魂和骨髓，着眼点是人的内心世界和个性。

二、“启蒙”主题的隐退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国内革命大潮的风起云涌，文学的救亡主题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形式的需要，救亡与启蒙的主题不断融合。“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3]左翼文学思潮开始提倡文学的“阶级性”和“大众性”。左翼文学思潮的核心是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从发轫之初就强调文学的革命性、阶级性以及宣传性，这就为以后“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奠定了基础。
产生于战争纷扰的特殊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思潮，战争的紧迫性以及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文化形态和新的文学氛围，启蒙的精神主题也日渐退出人们的欣赏之列。“启蒙”主题隐退的同时，代之的必定是新主题的崛起——“解放”的主题，及与之相关的一套新的话语系统，诸如农民翻身当家作主、新社会里忆苦思甜、红旗下歌颂光明等。
在“启蒙”话语逻辑里，人的悲剧来自于人自身内部的精神痼疾，解决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开发民智来改造国民性弱点。而在“解放”主题的话语逻辑里面，将所有社会悲剧归根于社会压迫与现实疾苦上，只要有新的权力出现，来实现劳苦大众的解放，人民就会通向自由幸福之路。启蒙民众还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孰轻孰重，在积贫积弱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历史和人民显然选择了后者。于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荷花淀》《芦花荡》《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名作纷纷出现。
尤其是“赵树理方向”的出现，似乎变成了文艺界的行业标杆，当时赵树理被抬高到这样的地位，显然是自身因素与社会政治因素双重契合的结果。《小二黑结婚》里不再将着重点放在人的精神根源上，两个旧式家长——二诸葛与三仙姑自始至终也未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精神困境，小二黑和小芹婚姻的结合也是归功于区领导和政府的认可，金旺、兴旺代表的恶势力最终受到了惩处，幸福大团圆的结局下，一切显得如此的圆满和完美。
“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理由。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4]在党的意识形态召唤下，延安文学最终走进了颂歌时代，歌颂党的正确领导、歌颂工农兵、歌颂伟大的解放事业，也变成了应有之意。
袁盛勇说：“其实，后期延安文学并没有完全斩断‘五四’文学传统……‘五四’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新的变异。”[5]或许，在特殊历史环境背景下，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其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变得格外的复杂和隐蔽，这应该引起人们更认真的梳理和更深层的思索。

三、转变背后的深层本质

20世纪末20年代末，当马克思文学观和左翼文学成为主潮的时候，文学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基本功能便被救国兴亡的主题所替代。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意识形态日趋单一状态，党性文学为其核心性质，其历程和缘由是复杂的，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传统，也跟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文艺和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承论文导读：子的有机化，完成思想和精神的统一，确立足够强大的权威；进而又就这种威权未来中国的运转给出范式，包括意识形态原则、基本策略、组织的结构和方式、理论框架等。”虽然一般作用上，延安文学的总体评价并不高，延安文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存在于文学的层面上，而是分布体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在一定作用上，正
继关系。《讲话》作为延安整风的产物，对延安文人思想、创作转变和延安文艺道路方向的确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期延安文学在整风运动的语境中逐渐构型了依附于特定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学类型，其形成过程是复杂多面的。
文学不再是只关乎个人的事业，而是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文学地位和功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摆放到一个与政治、政权、国家政党兴旺相关的高度，其话语的专一性、艺术形式的特殊性，使其带有了政治性和目的性，此时的文学俨然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属品。“整个延安文学的最高作用，即体现在如何通过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完成思想和精神的统一，确立足够强大的权威；进而又就这种威权未来中国的运转给出范式，包括意识形态原则、基本策略、组织的结构和方式、理论框架等。”[6]
虽然一般作用上，延安文学的总体评价并不高，延安文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是单纯地存在于文学的层面上，而是分布体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在一定作用上，正是由于某种更为内在的权力机制和权利意识的规训，延安文学在其形成过程中承担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那些文学作品本身。也正因为如此，单纯从审美角度并不能揭示延安文学的丰富历史。纯文学视角与延安文学本是格格不入的。”[7]作为特定时代、特定历史时期和民族危机关键时期的产物，本身纯文学的成就评价标准就有失偏颇。当我们跳出单一、封闭的文学话语，采取一种更广阔、宏观的研究视角时，或许才会真正发现延安文学内部的深层作用和思想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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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M].译文出版社，2001.101.
〔2〕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397.
〔3〕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J].太阳月刊，1928（2）.
〔4〕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

1.848.

〔5〕〔7〕袁盛勇.通向现代文学的本来[M].中国文艺出版社，200

7.77，78.

〔6〕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M].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4.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