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论“重写文学史”之后余秋雨之“文化散文”

论文导读：
本文论文得到“广西民族大学2013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gxun-chx2013037”。
【文章摘要】
余秋雨“文化散文”在八十年代进入人们的视野随后在众声宣讨声中落幕，但是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与“重写文学史”的反思潮流存在着相呼应的联系。本文试图梳理这其中的关系，并结合“重写文学史”思潮对散文的研究规范对散文文体的发展目前状况作介绍。
【关键词】
重写文学史；文化散文；去政治化；文学性；叙事模式
1 “重写文学史”的发端以及对于散文的研究
对于“重写文学史”的起始点，文艺理论家们众说纷纭。有的文艺理论家把“重写文学史”追溯到1978年前后对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路线的否定，正如陈思和提出“‘重写文学史’……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1985年4月在北京西郊的万寿寺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会上介绍了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人共同提出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这次座谈会召开后几个月，《文学评论》的第5期便发表了三人署名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为“重写文学史”拉开了序幕。直到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由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的提出，给予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正式命名。《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讨论到1989年第6期结束，仅持续了一年半，专栏文章40余篇，但是“重写文学史”思潮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下，对于散文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并且逐渐树立了新的散文观。钱理群、王得后的《论鲁迅的散文》研究中，明显看出“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去政治化”倾向。“大致说来，他（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偏于‘为别人’与‘为敌人’，而他的散文（特别是其中的散文诗）是更偏于‘为自己’的”，而这样“为自己”的散文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赞赏，散文得以区别于其他的文体，也就是说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地位与价值”，比之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它更多地、也更直接地‘说出’鲁迅真正所想，显示只属于鲁迅的‘黑暗’思想，‘冷酷’的人生体验，露出‘灵魂’的‘深’和‘真’。也就是说，恰恰是鲁迅的散文，相对真实，深入地揭示了鲁迅的‘个人存在’——一个人生命的存在，与文学个人话语的存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下的文学研究，注重作者的个人体验和生命的感悟，呼唤人们“个体意识”的自觉，这也就为什么《野草》论“重写文学史”之后的余秋雨之“文化散文”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能在这个时候得以重视的理由。
陈平原在1997年的《中国文化》第15、16期发表了《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这篇长文可以说是对中国散文的变迁史作了一个概括和总结。“‘传统’之浮出海面，很大程度得益于新文学家之‘重写文学史’”。文章由魏晋时期的政论文，谈到桐城派和六朝散文，再联系现代散文的写作。周作人指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 ，它的兴盛必须在与王纲解纽的时代”。现代作家对于六朝的散文选择性的接纳，如章太炎对六朝文的选择经过周氏兄弟的发扬光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六朝文作为传统的资源，滋养着现代中国散文。
然而，陈平原开始反思“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时候，当代散文却在思潮的余波中出现了另一种形式。从周作人“言志派”散文到林语堂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再到当代的刘白羽的报告文学式的散文、冰心、杨朔、秦牧、吴伯萧的“诗化”和“温暖系”的散文。散文的内容开始丰富多彩并走向大众消费化，而由“重写文学史”思潮所建构的散文规范，在此时的写作过程中有了一定的消解，人们反思并怀念着思潮提倡“纯文学”的散文模式，又在担忧中注视着散文文体的发展。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突入，在散文史的天空划下了一道闪电。
2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突入
80年代时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突入了学者们的视线。这部散文集是余秋雨的代表作，他利用在全国各地考察、讲学之机，对中国文化进行梳理而创作的散文。并在继《文化苦旅》后，又创作了《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寻觅中华》、《何谓文化》等散文集。这些散文集不仅在国内，也在国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掀起了一时的“秋雨热”，其中《文化苦旅》在台湾一年之内重印达十一次，并多次获奖。余秋雨一时名声大噪。余秋雨系列的散文，都以评判历史人物、历史文物、历史事件为内容基点的，正如他在一次演讲所说“……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他试图与历史对话，在对话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他的散文中充满了文化的气息，所以他的散文被称为“文化散文”。
“文化散文”出世后，很快被卷入了一场场的争论和质疑中。单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上看，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成功的，“我认为《文化苦旅》成功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低徊与感伤的历史氛围、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现和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写。”余秋雨散文中所塑造的意境是孤独、悲凉、寂静的，这种悲剧效果，给全文营造了历史的苍凉感。不仅如此，余秋雨擅长戏剧的写作，他的文字内容的安排也具有戏剧性的开场和冲突，如《道士塔》安排王道士的出场，故事性的连贯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外，余秋雨的文字的流畅和雅致，自然平铺不显雕琢，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向阅读者娓娓叙事，蕴涵着抒情意味。然而，既然是历史，就必须具有历史的严肃性与真实性，既然是文化，就必须具有文化的严谨性和可考性。那么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否经得起拷问呢？在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学者们将被湮没和被边缘化的文学作品视如珍宝的打捞起来，却意外的忽视当时声名远扬的余秋雨之“文化散文”，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只用寥寥一段提及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这是为什么呢？
一本名为《“审判”余秋雨》的著述在2000年的6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名为聂作平。书中以论文导读：1）臆想和猜测谋杀了散文的严谨和庄重。如《道士塔》中对道士的描写，被批判为对历史的“臆想”。“任性随意的虚构代替了严密的考证，几十年后的臆想猜度取代了历史的真实存在，说它既无文化也无学术，只有粗浅的学生作文式的场景描摹并不过分。”（2）装腔作势谋杀了散文的真实与平易。如《废墟》的一段描写“老就老了吧，安详
开庭审判的方式列出了余秋雨散文案的十大罪状，其中前六条是关于“文化散文”的写作。（1）臆想和猜测谋杀了散文的严谨和庄重。如《道士塔》中对道士的描写，被批判为对历史的“臆想”。“任性随意的虚构代替了严密的考证，几十年后的臆想猜度取代了历史的真实存在，说它既无文化也无学术，只有粗浅的学生作文式的场景描摹并不过分。”
（2）装腔作势谋杀了散文的真实与平易。如《废墟》的一段描写“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类似于“废墟文化”的描述立刻遭到了学者的炮轰：“余秋雨认定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理由何在？人生又怎样才有废墟？……原来余秋雨自己也没搞懂，就把它当又一个惊人之语抛给了读者”。
（3）余式矫情谋杀了散文的真诚与深刻。余式散文的一大特点是借用历史文物抒发自身的体验和感情，然而这样感情的宣泄逐渐走向了模式化，大多变成了“无病”的矫情。
（4）信手乱贴文化标签谋杀了散文的文化品质。余秋雨所谓的“文化”遭到了质疑，在他那些浮夸的辞藻下的“文化”经不起推敲。“在所谓的‘艺术体验’的幌子下，余秋雨对人类的理性思维大肆践踏，把学术研究变成了三流诗人的呓语。为追求戏剧性修辞效果，余秋雨经常把历史与想象混为一谈，信口开河，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
（5）日益明显的模式化谋杀了散文的独特性。
（6）余秋雨散文中硬伤累累。关于余秋雨散文的模式化以上有所分析便不再赘述，对于他散文的硬伤却是“文化散文”遭到批判的直接理由。李书磊在《余秋雨评点》中谈到余秋雨的《笔墨祭》，余秋雨谈论林琴南与“五四”新文化工作者的争论时，写道：“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做争辩。……”李书磊指出：“当时的‘双簧’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保守派的口吻攻击《新青年》杂志，刘半农以记者的名义作答的，刘半农既没有‘假冒’王敬轩，也压根与林纾无涉。”胡晓明在《知识、学养与文化意识》一文中，揭穿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更多错误，如《都江堰》写道：“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胡晓明揭露这个提法缺乏知识性，因为较新的成果表明，“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并非李冰任蜀守时期全部完成的，应早于李冰280年……”类似于这样的硬伤可谓俯拾皆是，由于余秋雨散文中涉及了太多的学科知识，包括文化学、诗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等，诸如此类的“文化散文”必须经得起来自各个学科的考证，然而，显然他并没有通过这一场场的考试。
3 余秋雨文化散文与“重写文学史”规范的相悖性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出现或许不是一个偶然。散文理由在八十年代的主要热点是散文文体模式的理由，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去政治化”影响下的文学时代，文学在寻求着自身的独立话语权，而散文文体也在这个大洪流中寻找属于自身的文体模式，“诗化散文”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之后，巴金、杨绛、孙犁等老作家和贾平凹、张洁等中青年作家开辟了散文的另一种模式，即“体验式”的抒写。然而这样的“体验式”抒写也因为受到“诗化”模式的影响而受到束缚，散文创作出现“滞后”，“散文解体论”在当时也被提出。然而散文并没有因此就消失，反而在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散文热”。而此时的散文模式已经与80年代之前的散文规范大为不同，直至“文化散文”的出现，已经早已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散文规范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和理由有以下几点：

3.1与“重写文学史”提倡的“去政治化”原则相背离

结合“重写文学史”思潮发生的背景，80年代的文化环境渴求着“政治化”和“革命化”的消解。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出现在80年代末，其中所谓的“文化”却是政治的代言，《文化苦旅》、《文明碎片》《千年一叹》等等散文集中的作品出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却是“时代强加时代”的感悟，即借历史抒发当下政治环境的深思氛围，包括民族性的深思，文化学者的深思，都是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下打扮出来的历史事件或人物。

3.2与“重写文学史”提倡的“文学性”原则相背离

“纯文学”的提倡是“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个重要议题。当然提出这样议题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的文学写作有关，但学者们更愿意给予“文学性”方面的更多关注。鲁迅的散文在思潮下得到了重读，来自他笔下的“民族性”深思也远远比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民族性”深刻得多也厚重得多，这是来自一个学者精神深处的品德流入而不是类似于“文化散文”以辞藻粉饰下的无病。“虽然他借助大量的文化史知识，但并没有把散文写成简单的‘文化’加‘山水’，而是强调‘人气’，即作者的文化深思和个人体验对面对的景观的渗入，他将之称为“个人与山水的周旋”。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真正所关注的并不是历史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而是个人的体验性文化，缺少了精神层面的深入探寻，模式化之后便具有了矫揉造作的含义。

3.3与“重写文学史”提倡的“反思”原则相背离

早在五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便已经在悄然酝酿，其中包括唐弢、王瑶等人的文学史编纂，他们的身份与所处的文学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深思以来的文学写作。“重写文学史”便是在此应运而生，他们反思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思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反思曾经遭到批判的文艺思想理论，反思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等等。当余秋雨“文化散文”出现的80年代末和90年始，文学的写作已经缺少了学者的反思，文学变得“快餐化”，所追逐的并不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对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和深思，而是名利的获得和经济化的产业。余秋雨“文化散文”之后所面对的批判包括指谪余秋雨对时代的所为的掩盖和隐瞒，对自身散文硬伤的回避和不屑，对文艺批评者所持的尖锐对峙的态度等等，都足以证明余秋雨缺乏作为学者的严谨和宽容的态度。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作为一种现象，带给我们的信息不应该只是一味的指谪和批判，更多的应该是对散文发展的深思，或者对整个文学研究的深思。“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并没有在90年代停止其影响，当学者们的研究更论文导读：
多的偏向反思和解构的同时，恰恰证明了人们需要思潮带给我们的规范和原则。虽然人们在不断的讨论“重写的限度”，但是这样的讨论也具有其作用，任何史学的讨论编纂和书写都是有“限度”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有其“限度”也是在情理之中，它是在政治下产生的话语模式，却在提倡“去政治化”，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但是这却是个彼此利用的关系，矛盾的此消彼长，将会带来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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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韦薇晓，
第二作者：林业锦。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现当代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