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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论文导读:仅以中国文学通史,即《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为考察线索和范围。  中国文学的历史最早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早在1880年,俄国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就出版了汉学家瓦·巴·瓦西里耶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英国人翟里斯在1901年和德国人顾鲁梅在1905年分别出版了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同时,日本人也编写了几部《支那文学

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摘要: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编撰史;《儒林外史》;经典化
  1001-862X(2015)01-0021-006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所谓‘建构’,强调的是积累的过程,不是某个人的一次性决定。”[1]文学经典的建构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在20世纪分科立学的历史语境中,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中国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因为“中国文学史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利彻底联系在一起,而一套经典及经典型阐释的确定,则使它又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2]那么,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等便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鉴于中国文学通史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也为了行文的便利,在此,仅以中国文学通史,即《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为考察线索和范围。
  中国文学的历史最早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早在1880年,俄国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就出版了汉学家瓦·巴·瓦西里耶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英国人翟里斯在1901年和德国人顾鲁梅在1905年分别出版了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同时,日本人也编写了几部《支那文学史》(1),而后者对中国人编撰文学史产生了较大影响。国人首部文学史是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版),林传甲在序中写到:“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大学堂章程》曰:‘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按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3]但是,从林传甲的编著来看,并未出现小说、戏曲的身影,也没有论及《儒林外史》。基于文化心理与批评范式的差异,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难免隔雾看花之嫌,而国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从《中国文学史》编撰的角度看,《儒林外史》经典化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章节目录;二是《中国文学史》将《儒林外史》视为经典之作;三是《中国文学史》以较长篇幅多角度、多层次地批评、阐释《儒林外史》,赋予经典的魅力。
  一、1904—1915:《儒林外史》在
  《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席
  尽管中国古代有《文苑传》、《文章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等关于文学人物与事件、文体与作品的记载,但现代知识学作用上的文学史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结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带来了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文学”成为大学普通的学科,中国文学教育渐趋专门化,出现了文学史、外国语文等新型知识内容。
  在近代中国的新式学堂里,虽有西方新知识的介入,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旧学术的退场,“文学”仍主要是指文献或文章之学。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关于“中国文学门”主课“文学研究法”授课内容[4](包括文字、音韵与训诂的变迁史,文学观念的变异史,作文之法,文体流变史,文学的性质与名家论,文学读法,文学各类文体释义,中西各国文法,文学与他者的关系,文学优劣论等等)的规定来看,“文学”一词仍固守与袭用了其在中国古代的原初作用,即文献或文章之学。(2)诚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言:“文学者,有以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5]这种关于“文学”概念初始作用的延续构成了1915年以前编撰《中国文学史》的根本观念,并形成了以文章或文献知识为主体的知识对象。但同时,梁启超等人关于“小说”功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的大力宣扬,悄悄修正着人们关于“文学”外延的认识,使得“体格卑下”的小说、戏曲、词亦渐渐步入中国文学历史的行列,然着墨甚少,而《儒林外史》则处于缺席状态。
  以此时期的林传甲、黄人、窦警凡、王梦曾、曾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可分为两种情况:
  1.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未将小说列入,遑论《儒林外史》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京师大学堂为“历代文章流别”课程编写的授课报告书,讲义本于1904年印行。该著共计十六篇,内容涵盖了小学、经学等古代文献典籍,未见小说、戏曲、词等俗文学。
  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1906年出版,可算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分“文学原始”、“经”、“史”、“子”、“集”五部分,基本为国学概论,没有出现小说的影迹。[7]
  2.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纳入,但未见《儒林外史》的踪影
  黄人著《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前后出版)首次将先秦古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以及明人章回小说等写入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初步整理与研究,可惜止于明代。1917年,黄人在其编辑的《小说林》杂志第1卷发表《小说小话》一文,其间有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如《水浒传》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之种种人物,并不下一提前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8]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假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延及清代,应该会有《儒林外史》的一席之地。 全文地址:http://www.7ctime.com/yuyongxlw/lw49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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