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文学与治国互动

论文导读：韩愈辞职离开另谋发展。甫一离开，徐州就爆发兵变，韩愈又躲过一难。漫长坎坷的入仕经历和社会磨炼，使韩愈对人性理由和社会理由有了更切身的观察和更深刻的深思，写出了《原道》等文，奠定了其管理思想的根基。按照唐代规矩，初仕官员和离任官员，均须经过吏部铨选方可任职。韩愈离开徐州，到长安参加铨选又遭黜落，次年二度铨选
唐代文学之发达，举世闻名。初唐、盛唐的诗篇，气势磅礴，直抒情怀。读李白的诗，犹如观看壶口瀑布，豪迈之气扑面而来。读王维的诗，则像参观农家小院，清新之风若有若无。但这些文学杰作并未与国家治理形成直接关联。即便到了杜甫，那份厚重沉痛和家国情怀，交织了万千思绪，却依然没有管理思想的踪影。这并不是诗人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时势使其然。从贞观之治到开天盛世，社会不失康乐之相，国家自有能人治理，文人大可不必为此操心。而进入中唐就不一样了。安史之乱的动荡时期，诗人们还来不及静下心来深思，激愤大于理性。待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王朝能否中兴，国家如何治理，人心应该怎样收拾，社会究竟走向何方，则成为诗人们难以释怀的心结。与此伴随，中唐的文人，在写诗作文的同时，阐发自己的治国理念，其中包含了对管理思想的探索。很有意思的是，中唐文坛在管理思想上形成贡献的人物都是双子星座，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韩愈和李翱、柳宗元和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等人。本文以韩愈和柳宗元二人为主，考察中唐文学所孕育的管理思想。
韩愈（768—824）的一生格外不顺，他稚龄丧父，由兄长抚养。“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少年时兄长辞世，由寡嫂呵护长大。成年后的韩愈以文才自负，然而在科场却一再受挫，“四举于礼部乃一得”，连续三次落榜，终于在第四次才遇上了慧眼识才的陆贽主考，得以登第。但唐代进士不能直接任官，还需要参加吏部铨选，结果又“三试于吏部卒无成”。为此，韩愈曾三次上书宰相，发出不平之鸣，但时人视其上书为不甘清贫的躁进干谒，无人理睬，只得“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十年求仕，黯然离京。直到董晋出任东都留守主持洛阳政务，韩愈才在董晋门下作为幕僚踏上仕途。到董晋出任宣武军（治汴州）节度使时，韩愈被辟为节度使掌书记。在朝廷没有正式任命前，他只能以“摄节度使掌书记前进士”署名（唐代称没有的进士为前进士），直到一年后，才得到正式委任，头衔为唐朝文官系统最低级的“节度使观察推官守秘书省校书郎”（从九品下）。董晋死后，汴州兵变。韩愈因护送董晋灵柩离汴而逃过一难。此后，他又投奔武宁军（治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出任节度推官。但幕府生活并不如意，在徐州一年，韩愈辞职离开另谋发展。甫一离开，徐州就爆发兵变，韩愈又躲过一难。漫长坎坷的入仕经历和社会磨炼，使韩愈对人性理由和社会理由有了更切身的观察和更深刻的深思，写出了《原道》等文，奠定了其管理思想的根基。
按照唐代规矩，初仕官员和离任官员，均须经过吏部铨选方可任职。韩愈离开徐州，到长安参加铨选又遭黜落，次年二度铨选，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引荐，才被授予四门博士之职。四门博士任满后，韩愈文名渐高，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但在御史任上，他目睹京畿地区旱灾深重饿殍遍地的惨状，对京兆尹李实声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欺哄德宗的行径不满，上疏陈说天旱人饥之状，奏请停征京兆租税，得罪当局，被贬职连州阳山县令。德宗去世后顺宗即位，李实被贬，然而并未将韩愈赦免召回，而是令他移居郴州待命，后来才被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在等待、观望、郁闷之中，韩愈写了《五箴》（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以警醒自己，终于等来了权知国子监博士的新任命，回到长安传道授业。坐不暖席，又遭到官场谗言，于是自请分司东都以避祸，在洛阳国子监任教三年，期间升职为都官员外郎分司判祠部，后改任河南县令。河南县为京县，政务繁剧，韩愈惩治藩镇私邸的不法军士，“军士莫敢犯禁”。不久，被召回长安改任职方员外郎，回到中枢。但又因给华州刺史柳涧辩护不实而被贬为国子监博士，再回到教职原点。
经过多年磨炼。曲曲折折，韩愈终于离开国子监，改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在此任上，他撰写过《顺宗实录》，官衔也升为考功郎中，不久以考功郎中衔知制诰，两年后拜中书舍人，进入权力中心。此时，平卢、魏博、承德、彰义（淮西）四镇时叛时降，抗命朝廷，以淮西吴元济最为嚣张，平卢李师道甚至遣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韩愈力主征讨，却被朝廷找了个理由改任太子右庶子，边缘化为闲职。到裴度主兵出征淮西，奏请韩愈以右庶子兼任御史中丞，充彰义行军司马，参谋军机，率军东征。获得蔡州大捷凯旋归来后，韩愈也以军功升迁为刑部侍郎。
然而，平定淮西之功并未给韩愈带来多少好处，反而造成麻烦。回长安后，韩愈奉命撰写《平淮西碑》，赞扬裴度，而大将李愬与裴度争功，纪功碑被人，朝廷和稀泥，令磨去韩愈碑文由段文昌另撰，从而留下了苏轼所记录的无名氏诗句“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宪宗迎法门寺佛骨到长安宫内供奉，闹得沸沸扬扬。韩愈上奏《论佛骨表》切谏，引得宪宗大怒，放言非杀韩愈不可，在宰相们的劝解下，贬韩愈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自身的苦难，为他留下了反佛的千古声名。
在潮州，韩愈去害除弊，劝课农耕，兴办学校，以文化民，赎免债务奴婢，修建防涝堤坝，祭神祈晴，祭灵驱鳄。一篇《祭鳄鱼文》，成为神道设教的典范。两年以后，终于等来朝廷“量移袁州”之令（量移是唐代流贬官员按照里程移近京师的成规），到达宜春。等到穆宗即位，韩愈由袁州刺史改任国子监祭酒，又回到京师。此后，他转任兵部侍郎、宣慰镇州（原恒州，承德节度使驻地），解了叛军的深州之围。回京后转任吏部侍郎，又转任京兆尹，再由京兆尹复转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再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此时，韩愈又陷入朝廷的人事纠葛，最终转任吏部侍郎。至此，韩愈可能已经看透了政坛的真相，请病假离职，假满后即告休居家，与友人诗书往来，直到57岁病逝。
在韩门弟子中，最有名的要数李翱（772—841）。韩愈字退之，李翱则字习之。在贞元年间应举过程中，李翱结识了韩愈，后又娶了韩愈的堂侄女为妻。在韩愈之后，李翱担任过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应聘过岭南节度使幕职，任掌书记，后又转幕浙东观察使等职。经过多年磨练，曾担任过职方员外郎、郎州刺史、舒州刺史、礼部郎中、庐州刺史、谏议大夫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曾受他人牵连而左降郑州刺史，转任桂州刺史、潭州刺史等职，又升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检校礼部尚书充山南东道节度使，最终亡于任上。相比之下，李翱的宦海经历没有韩愈那样多灾多难，比较平稳，但也以为官刚正率直著称。所以，他更多地深思个人品行修养，以《复性论》与韩愈的道统说相得益彰。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yuyixuelwen/lw49137.html上一论文：分析现当代文学的现实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