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文学批评应是真理呈现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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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信，还有王鹏程的第一封信。严先生发表自己的私信，那是他的权利，但连带发表了王鹏程博士的私信，似乎就不太妥当，不说别的，这里毕竟还有一个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理由。当年严家炎批评柳青《创业史》的时候，也是一个青年才俊，与今日的王鹏程年岁不相上下。他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
文学批评是寻求真理的呈现，是去蔽澄明之境的敞开。正是在无蔽中有着遮蔽最深却未曾道出的东西，批评家就是让它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知道，道出真理，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说出真相，也是备受阻挠。很少见到作家不骂批评家的，包括一些大师级的作家，只是有含蓄与否之别而已。当然，批评家不见得每次批评都很到位，偶尔也有脱靶的可能。但脱靶，并不见得就是人身攻击的理由。作家批评评论家，倒可以理解，而批评家反过来无法容忍批评家的批评，却是让人感到奇怪。
我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非理性的民族，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我们的现代化就是从到契约的过程。虽然理性也有很多理由，它应该也有它的边界。但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还没有反思理性的资格。西方哲学的“being”，是我们缺乏的，我们不太在乎“真”“是”“真理”等等，我们在乎的是，是面子，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这种所谓的、血亲、面子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前进，也阻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
但总是有一些真正的批评家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跋涉，风雨无阻，冰霜不惧。王鹏程就是其中之一。王鹏程，陕西咸阳人也，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南京大学博士后，师从著名学者王彬彬先生。王彬彬先生，也是我非常敬仰的当代学人，学养丰厚，眼光犀利。
严谨考据功夫里的真理追求
我与王鹏程素昧平生，至今一次未见，但却已是神交久矣。这是要感谢网络，感谢全球化的。没有网络虚拟世界，我们这样的外省边远学人，哪里有指点江山，结交高人的机会？要说文学批评，更是岂敢。这不，王鹏程连著名的严家炎先生，都开始批评了。我多年一直订阅《粤海风》，2012年初看到第1期的一篇文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批评》，洋洋洒洒，颇见功力，于是记住了作者王鹏程。要知道，这年头，批评是见不得人的，被批评的人不高兴，没被批评的人，也不高兴，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你好他好大家都好，所谓乡愿是也。更何况他批评的是北京大学著名的资深学者严家炎。我还真佩服他的胆量。如今的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圈子，而圈子里讲究圈子利益。后来，偶尔的机会，从网络上认识了王鹏程先生，才知道是一位青年才俊，刚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他敢讲真话，敢讲实话，不为尊者讳，不为名家讳。这是当下中国学界极其罕见的高贵品质。
新世纪以来，高校急速地市场化、商品化，资本大幅度地介入，学者绝大多数都耐不住了寂寞，更耐不住清贫，纷纷抢课题。就中文系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编写文学史、作品选，既扬名，也赚钱。于是，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学史教材、作品选了。至于质量如何，鬼知道。我就翻过某高校的一部文学史，还有历代作品选，错误百出，忍无可忍，但依然一直在做着教材。我曾撰文批评过这种误人子弟的行为，可谓为师无道。而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也被各种势力裹挟挂名主编了很多教材，但其实真正的撰稿者都是那些研究生，而且都是短期速成，其中错误百出，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严家炎先生主编的，应该说不会有多少错误的，毕竟是北京大学。但王鹏程经过认真阅读，发现错误依然很多，于是他就撰写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一文，刊发于《粤海风》2012年第1期。在文章一开篇，他就说：
就此书的“史学”即关于研究对象的了解掌握程度而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文学史”（下册）中的错讹、疏漏如同过江之鲫，不胜枚举，已经不是“史识”的理由，而是知识性的错误和学风的理由，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国内学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编写的国家级规划教材。
然后，王鹏程分三个方面：知识性的疏漏及错误，复制、拼贴他人著述出现的错误，表述存在的理由及错误，列举大量的证据论述之，证明之。看来，他是下了功夫的。
文章最后，王鹏程写道：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史家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并把“史德”排在第一位。何谓“史德”？章学诚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即是柯林伍德所讲强调的“历史的良知”（historical conscience），无论是“史德”还是“历史的良知”，都蕴含着一个最基本的内容，那就是对研究对象有切实的了解、有认真的态度，所得结论必须是自己认真深思得来的，这是著史的前提和核心。《文学史》（下册）一些章节的著者，没有“史德”、缺乏“史学”，更遑论“史识”和“史才”。如果作为合著的学术著作，倒也罢了，其影响所及毕竟有限，同行也不难看出。然而作为全国大学中文系学生使用的国家规划的权威教材，其流毒所及，难以估量。学生们大都是初次接触这门课程，也难以辨别。而且在现在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下，大多学生没有时间或精力阅读原作，文学史是他们完成文学教育的重要方式。中国有句古话，“误人子弟如杀人之父兄”。这样的教材，“嚼饭与人，徒增呕秽”姑且不说，而且误人子弟，连最基本的知识都弄出差错，这怎一个失望了得！
话说得很重的。但态度是对的。我对目前高校乱编教材，一直很有看法，深为这些学者所遗憾。集体编著，说到底就是由刚进校门的硕士生、博士生编著，导师挂名而已。作为高校老师，著书必须谨慎，而编写教材更应该慎之又慎，否则贻误学子，何止一代？
论文发表了，王鹏程出于礼貌，给严家炎先生寄去一封私信，极其客气地解释撰文的缘故，并请严老师批评。严家炎也很快给王鹏程回了一封信，语气颇为不满。王鹏程于是又写了一信解释。不料，该年第3期的《粤海风》在王鹏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刊载了严家炎先生的回信，还有王鹏程的第一封信。严先生发表自己的私信，那是他的权利，但连带发表了王鹏程博士的私信，似乎就不太妥当，不说别的，这里毕竟还有一个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理由。
当年严家炎批评柳青《创业史》的时候，也是一个青年才俊，与今日的王鹏程年岁不相上下。他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理由》等一组文章，当年反响极大，柳青对他的批评也一直耿耿于怀。在文章中，他肯定了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对梁生宝形象有所保留。虽然是一组严谨的学术文章，可是我们阅读当论文导读：章放到现在都还是很有价值。“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高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这些当时非常叛
时的批评文章，硝烟味还是很浓的，不少人上纲上线。但尘埃落定，严家炎先生无疑是对的，他的眼光是犀利而尖锐的，他的那几篇文章放到现在都还是很有价值。“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高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这些当时非常叛逆的观点，如今看来，是那么具有见识。
文学批评是寻求真理的呈现，是去蔽澄明之境的敞开。正是在无蔽中有着遮蔽最深却未曾道出的东西，批评家就是让它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知道，道出真理，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说出真相，也是备受阻挠。很少见到作家不骂批评家的，包括一些大师级的作家，只是有含蓄与否之别而已。当然，批评家不见得每次批评都很到位，偶尔也有脱靶的可能。但脱靶，并不见得就是人身攻击的理由。作家批评评论家，倒可以理解，而批评家反过来无法容忍批评家的批评，却是让人感到奇怪。
我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非理性的民族，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我们的现代化就是从到契约的过程。虽然理性也有很多理由，它应该也有它的边界。但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还没有反思理性的资格。西方哲学的“being”，是我们缺乏的，我们不太在乎“真”“是”“真理”等等，我们在乎的是，是面子，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这种所谓的、血亲、面子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前进，也阻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
但总是有一些真正的批评家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跋涉，风雨无阻，冰霜不惧。王鹏程就是其中之一。王鹏程，陕西咸阳人也，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南京大学博士后，师从著名学者王彬彬先生。王彬彬先生，也是我非常敬仰的当代学人，学养丰厚，眼光犀利。
严谨考据功夫里的真理追求
我与王鹏程素昧平生，至今一次未见，但却已是神交久矣。这是要感谢网络，感谢全球化的。没有网络虚拟世界，我们这样的外省边远学人，哪里有指点江山，结交高人的机会？要说文学批评，更是岂敢。这不，王鹏程连著名的严家炎先生，都开始批评了。我多年一直订阅《粤海风》，2012年初看到第1期的一篇文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批评》，洋洋洒洒，颇见功力，于是记住了作者王鹏程。要知道，这年头，批评是见不得人的，被批评的人不高兴，没被批评的人，也不高兴，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你好他好大家都好，所谓乡愿是也。更何况他批评的是北京大学著名的资深学者严家炎。我还真佩服他的胆量。如今的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圈子，而圈子里讲究圈子利益。后来，偶尔的机会，从网络上认识了王鹏程先生，才知道是一位青年才俊，刚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他敢讲真话，敢讲实话，不为尊者讳，不为名家讳。这是当下中国学界极其罕见的高贵品质。
新世纪以来，高校急速地市场化、商品化，资本大幅度地介入，学者绝大多数都耐不住了寂寞，更耐不住清贫，纷纷抢课题。就中文系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编写文学史、作品选，既扬名，也赚钱。于是，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学史教材、作品选了。至于质量如何，鬼知道。我就翻过某高校的一部文学史，还有历代作品选，错误百出，忍无可忍，但依然一直在做着教材。我曾撰文批评过这种误人子弟的行为，可谓为师无道。而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也被各种势力裹挟挂名主编了很多教材，但其实真正的撰稿者都是那些研究生，而且都是短期速成，其中错误百出，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严家炎先生主编的，应该说不会有多少错误的，毕竟是北京大学。但王鹏程经过认真阅读，发现错误依然很多，于是他就撰写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一文，刊发于《粤海风》2012年第1期。在文章一开篇，他就说：
就此书的“史学”即关于研究对象的了解掌握程度而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文学史”（下册）中的错讹、疏漏如同过江之鲫，不胜枚举，已经不是“史识”的理由，而是知识性的错误和学风的理由，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国内学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编写的国家级规划教材。
然后，王鹏程分三个方面：知识性的疏漏及错误，复制、拼贴他人著述出现的错误，表述存在的理由及错误，列举大量的证据论述之，证明之。看来，他是下了功夫的。
文章最后，王鹏程写道：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史家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并把“史德”排在第一位。何谓“史德”？章学诚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即是柯林伍德所讲强调的“历史的良知”（historical conscience），无论是“史德”还是“历史的良知”，都蕴含着一个最基本的内容，那就是对研究对象有切实的了解、有认真的态度，所得结论必须是自己认真深思得来的，这是著史的前提和核心。《文学史》（下册）一些章节的著者，没有“史德”、缺乏“史学”，更遑论“史识”和“史才”。如果作为合著的学术著作，倒也罢了，其影响所及毕竟有限，同行也不难看出。然而作为全国大学中文系学生使用的国家规划的权威教材，其流毒所及，难以估量。学生们大都是初次接触这门课程，也难以辨别。而且在现在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下，大多学生没有时间或精力阅读原作，文学史是他们完成文学教育的重要方式。中国有句古话，“误人子弟如杀人之父兄”。这样的教材，“嚼饭与人，徒增呕秽”姑且不说，而且误人子弟，连最基本的知识都弄出差错，这怎一个失望了得！
话说得很重的。但态度是对的。我对目前高校乱编教材，一直很有看法，深为这些学者所遗憾。集体编著，说到底就是由刚进校门的硕士生、博士生编著，导师挂名而已。作为高校老师，著书必须谨慎，而编写教材更应该慎之又慎，否则贻误学子，何止一代？
论文发表了，王鹏程出于礼貌，给严家炎先生寄去一封私信，极其客气地解释撰文的缘故，并请严老师批评。严家炎也很快给王鹏程回了一封信，语气颇为不满。王鹏程于是又写了一信解释。不料，该年第3期的《粤海风》在王鹏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刊载了严家炎先生的回信，还有王鹏程的第一封信。严先生发表自己的私信，那是他的权利，但连带发表了王鹏程博士的私信，似乎就不太妥当，不说别的，这里毕竟还有一个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理由。
当年严家炎批评柳青《创业史》的时候，也是一个青年才俊，与今日的王鹏程年岁不相上下。他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理由》等一组文章，当年反响极大，柳青对他的批评也一直耿耿于怀。在文章中，他肯定了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对梁生宝形象有所保留。虽然是一组严谨的学术文章，可是我们阅读当论文导读：章放到现在都还是很有价值。“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高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这些当时非常叛
时的批评文章，硝烟味还是很浓的，不少人上纲上线。但尘埃落定，严家炎先生无疑是对的，他的眼光是犀利而尖锐的，他的那几篇文章放到现在都还是很有价值。“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高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这些当时非常叛逆的观点，如今看来，是那么具有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