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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文学批评应是真理的呈现

论文导读:信,还有王鹏程的第一封信。严先生发表自己的私信,那是他的权利,但连带发表了王鹏程博士的私信,似乎就不太妥当,不说别的,这里毕竟还有一个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理由。  当年严家炎批评柳青《创业史》的时候,也是一个青年才俊,与今日的王鹏程年岁不相上下。他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

文学批评应是真理的呈现文学批评是寻求真理的呈现,是去蔽澄明之境的敞开。正是在无蔽中有着遮蔽最深却未曾道出的东西,批评家就是让它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知道,道出真理,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说出真相,也是备受阻挠。很少见到作家不骂批评家的,包括一些大师级的作家,只是有含蓄与否之别而已。当然,批评家不见得每次批评都很到位,偶尔也有脱靶的可能。但脱靶,并不见得就是人身攻击的理由。作家批评评论家,倒可以理解,而批评家反过来无法容忍批评家的批评,却是让人感到奇怪。
  我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非理性的民族,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我们的现代化就是从 到契约的过程。虽然理性也有很多理由,它应该也有它的边界。但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还没有反思理性的资格。西方哲学的“being”,是我们缺乏的,我们不太在乎“真”“是”“真理”等等,我们在乎的是 ,是面子,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这种所谓的 、血亲、面子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前进,也阻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成熟。
  但总是有一些真正的批评家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跋涉,风雨无阻,冰霜不惧。王鹏程就是其中之一。王鹏程,陕西咸阳人也,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现为南京大学博士后,师从著名学者王彬彬先生。王彬彬先生,也是我非常敬仰的当代学人,学养丰厚,眼光犀利。
  严谨考据功夫里的真理追求
  我与王鹏程素昧平生,至今一次未见,但却已是神交久矣。这是要感谢网络,感谢全球化的。没有网络虚拟世界,我们这样的外省边远学人,哪里有指点江山,结交高人的机会?要说文学批评,更是岂敢。这不,王鹏程连著名的严家炎先生,都开始批评了。我多年一直订阅《粤海风》,2012年初看到第1期的一篇文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批评》,洋洋洒洒,颇见功力,于是记住了作者王鹏程。要知道,这年头,批评是见不得人的,被批评的人不高兴,没被批评的人,也不高兴,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你好他好大家都好,所谓乡愿是也。更何况他批评的是北京大学著名的资深学者严家炎。我还真佩服他的胆量。如今的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圈子,而圈子里讲究圈子利益。后来,偶尔的机会,从网络上认识了王鹏程先生,才知道是一位青年才俊,刚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他敢讲真话,敢讲实话,不为尊者讳,不为名家讳。这是当下中国学界极其罕见的高贵品质。
  新世纪以来,高校急速地市场化、商品化,资本大幅度地介入,学者绝大多数都耐不住了寂寞,更耐不住清贫,纷纷抢课题。就中文系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编写文学史、作品选,既扬名,也赚钱。于是,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学史教材、作品选了。至于质量如何,鬼知道。我就翻过某高校的一部文学史,还有历代作品选,错误百出,忍无可忍,但依然一直在做着教材。我曾撰文批评过这种误人子弟的行为,可谓为师无道。而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也被各种势力裹挟挂名主编了很多教材,但其实真正的撰稿者都是那些研究生,而且都是短期速成,其中错误百出,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严家炎先生主编的,应该说不会有多少错误的,毕竟是北京大学。但王鹏程经过认真阅读,发现错误依然很多,于是他就撰写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一文,刊发于《粤海风》2012年第1期。在文章一开篇,他就说:
  就此书的“史学”即关于研究对象的了解掌握程度而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文学史”(下册)中的错讹、疏漏如同过江之鲫,不胜枚举,已经不是“史识”的理由,而是知识性的错误和学风的理由,让人难以置信这是“国内学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编写的国家级规划教材。
  然后,王鹏程分三个方面:知识性的疏漏及错误,复制、拼贴他人著述出现的错误,表述存在的理由及错误,列举大量的证据论述之,证明之。看来,他是下了功夫的。
  文章最后,王鹏程写道: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史家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并把“史德”排在第一位。何谓“史德”?章学诚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即是柯林伍德所讲强调的“历史的良知”(historical conscience),无论是“史德”还是“历史的良知”,都蕴含着一个最基本的内容,那就是对研究对象有切实的了解、有认真的态度,所得结论必须是自己认真深思得来的,这是著史的前提和核心。《文学史》(下册)一些章节的著者,没有“史德”、缺乏“史学”,更遑论“史识”和“史才”。如果作为合著的学术著作,倒也罢了,其影响所及毕竟有限,同行也不难看出。然而作为全国大学中文系学生使用的国家规划的权威教材,其流毒所及,难以估量。学生们大都是初次接触这门课程,也难以辨别。而且在现在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下,大多学生没有时间或精力阅读原作,文学史是他们完成文学教育的重要方式。中国有句古话,“误人子弟如杀人之父兄”。这样的教材,“嚼饭与人,徒增呕秽”姑且不说,而且误人子弟,连最基本的知识都弄出差错,这怎一个失望了得!
  话说得很重的。但态度是对的。我对目前高校乱编教材,一直很有看法,深为这些学者所遗憾。集体编著,说到底就是由刚进校门的硕士生、博士生编著,导师挂名而已。作为高校老师,著书必须谨慎,而编写教材更应该慎之又慎,否则贻误学子,何止一代?
  论文发表了,王鹏程出于礼貌,给严家炎先生寄去一封私信,极其客气地解释撰文的缘故,并请严老师批评。严家炎也很快给王鹏程回了一封信,语气颇为不满。王鹏程于是又写了一信解释。不料,该年第3期的《粤海风》在王鹏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刊载了严家炎先生的回信,还有王鹏程的第一封信。严先生发表自己的私信,那是他的权利,但连带发表了王鹏程博士的私信,似乎就不太妥当,不说别的,这里毕竟还有一个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理由。
  当年严家炎批评柳青《创业史》的时候,也是一个青年才俊,与今日的王鹏程年岁不相上下。他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理由》等一组文章,当年反响极大,柳青对他的批评也一直耿耿于怀。在文章中,他肯定了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对梁生宝形象有所保留。虽然是一组严谨的学术文章,可是我们阅读当 全文地址:http://www.7ctime.com/yuyixuelwen/lw48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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