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延安文学”与“左翼文学”差异

论文导读：化运动是一种“文化大众化”或形式主义大众化。在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认为“在现在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层次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郭沫若强调了“
摘要：提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历史作用的文学思潮来说，“延安文学”与“左翼文学”是人们不能忽视得两大重要存在，但在文学史得撰写和评论领域里，人们往往对两者有比较多得误解，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延安文学”是“左翼文学”得一部分，尽管两者在时间上有着继承性，但是两者再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得差异，本文就是以此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简单的进行一下梳理，希望能为正确理解这两大重要文学思潮带来启发。
关键词：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差异
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纪元，在此前后的解放区的文学被称为“延安文学”。而中国的“左翼文学”应特指上海左翼十年的文学。但在一些论者的文章中，认为“延安文学”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尤其是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学是中国“左翼文学”的极端发展，这是不对的，是对“左翼文学”的曲解。实际上，延安时期的文学确实对“左翼文学”有些承传，比如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上，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等，但仅凭这一点上并不能构成“延安文学”就是“左翼文学”的说法。应该说，“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本文就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个理由。
首先，两者并不是在同一政治形态下存活和发展的。“左翼文学”之所以被称为“左翼”，是因为它是在当时国民党文化政策下一种激进的文学观念，已上升为主导内容的反帝、反封建和宣扬阶级斗争的文学创作，是现政权所不允许的，因此“左翼文学”是强权压迫下的文学。这与国民党以及一些文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敌视有关，他们对“左翼文学”进行了围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左翼作家进行迫害。为躲避迫害，鲁迅、茅盾、瞿秋白等一些左翼著名人物得经常变换居住地，经常隐匿到某处，而“左联五烈士”就是这种迫害的最严重的后果；其二，查封具有激进倾向的报刊、杂志。比如《大众文艺》、《十字街头》、《文艺研究》等诸多刊物，随出随禁，“左翼文学”创作只能是秘密进行。这样我们看到“左翼文学”缺少从容，而更多的是悲壮。现今有人指责“左翼文学”没有创作实绩，这是不公平的。而在延安则大为不同。虽然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所领导的边区政府并没有取得全国的政权，仅作为在国民党统辖下的一种异己力量而存在，但延安这个地区已经取得了局部的人民政权，所以以反帝反封建和宣传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文学创作成为受鼓励、受保护的主流文化活动，作家们的创作更直接、更从容。由于此前在南方根据地期间常年征战并没有多少文化积累，所以“延安文学”的创作成果并不十分丰富。但是延安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十分活跃，这与作家的澎湃的生活和惬意的政治环境有关。比如喜欢沉湎于“个人天地”的抒情诗人何其芳就走出了“梦中的天地”，抛弃了“夜歌”而唱起了“我们的生活多么广阔”。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政治形态，造成了作家不同的创作心态，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意识。在一个高压的政治环境下，需要作家对生活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观察和理解，并往往将其淀化在艺术表现中，所以在“延安文学”中较少有作品能超过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林家铺子》、《春蚕》、《子夜》等。
其次，在“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中，文学大众化运动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应该说，大众化运动起源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天赋人权”的思想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起来推翻了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为自己争得做人的权利。在“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大众化运动是一种 “文化大众化”或形式主义大众化。在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认为“在现在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层次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1]郭沫若强调了“大众”和“通俗”是文艺大众化的精神，由于过分强调了 “通俗”而出现了忽略艺术性的倾向；瞿秋白在否定了“文言”和“白话”的同时，主张建立一种“大众语”等。由上述简短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左翼文学”时期的大众化讨论，基本上是着眼于如何用民间形式让大众获得新的文化，所以我们说这是“文化的大众化”。
“延安文学”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思想大众化，也称“革命主义大众化”。延安根据地建立之后，大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带去了先进文化，也带去了一些为当时的环境所不容的思想，因此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了当务之急。在延安的文艺整风中，为文艺知识分子确定了思想改造的起点，这就是：“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2]，而这思想改造的终点则是“为工农兵服务”。他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实际是要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大众化。这比前一时期的“文化大众化”更深刻、更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所以大众化理由在“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形态，不宜混为一谈。
再次，与上述不同的大众化形态相关，“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也呈现着不同的“文学主题”意识。李泽厚曾认为，“五四”运动演绎着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5]，这同样也适用于“左翼文学”。“左联”虽然是在领导下的一个左翼文学组织，但由于身居国民党统治和西方文化大肆传播的腹地，所以文学创作就在启蒙主义的关照下执行着社会批判的功能。这时市民成为最大多数的读者，让他们对社会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一时期，文学与社会是不合作，同时在这种文艺运动中，知识分子仍占在主导的立场，扮演着启蒙社会的精英角色。尽管“左联”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但不同文艺理念间的论争毕竟也存在着，这对文艺的发展是有裨益的。
但“延安文学”经过抗战的洗礼，已由“救亡”上升为“翻身”，“启蒙”在这里已失去了市场。此前到达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带去了一些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意识，这就是在 《讲话》所列举的那些：“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等等，论文导读：明的同时也要揭露黑暗面”的思想影响下，出现了这样一批文章，对延安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王实味的文章甚至被国民党作为攻击延安的材料。代之而起的是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前线，歌颂抗日英雄，歌颂根据地。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歌颂在领导下穷人的“翻身”运动成为了创作的主题。上面所述三点是“左翼文学
说这是是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要受到限制。在延安曾发起过一次小规模的启蒙运动，在丁玲的 “歌颂光明的同时也要揭露黑暗面”的思想影响下，出现了这样一批文章，对延安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王实味的文章甚至被国民党作为攻击延安的材料。代之而起的是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前线，歌颂抗日英雄，歌颂根据地。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歌颂在领导下穷人的 “翻身”运动成为了创作的主题。
上面所述三点是“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本质性差别，也正是基于此点，使两者之间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而且各有其独立性，所以说“延安文学”并非“左翼文学”。认识此点，对正确理解和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是大有帮助的。
注释：
[1]鲁迅；《文艺的大众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
[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