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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解冻文学”影响下“百花文学”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1301 浏览:94613
论文导读:
作者简介:张计连,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基督教文化研究。
摘要:本文对兴起时间和因果联系方面有对应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解冻文学”与“百花文学”在背景方面具有相似性,在文学思潮和艺术手法上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具体文学作品的构思上有某些同构性和差异性。通过对这些同与异的考察,可以揭示“解冻文学”走向进一步繁荣而“百花文学”过早中断的理由。
关键词:解冻文学;百花文学;影响
1006-723X(2014)11-0120-04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策略,其具体操作需在充分可比的基础上注重实证研究。无论是从文学史料还是从历史史实来看,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对中国的“百花文学”都有重大的影响。“百花文学”是1956年到1957年初,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产生的突破禁区的文学思潮。“解冻文学”是指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中期的苏联文学。解冻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大致从1953年到1957年初,是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第二阶段大致从1957年到60年代中期,在苏共二十二大前后。”[1](P5)因此,“解冻文学”对“百花文学”的影响,只可能是“解冻文学”的第一阶段的思潮、作品对“百花文学”的影响。某些相关论文[2~3]没有区分清楚时间段,把1957年之后的解冻作品拿来与百花作品比较,这样的比较得出的结论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本文在上述关于“百花文学”和“解冻文学”的界定的基础上,对在兴起时间和因果联系方面有对应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

一、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解冻文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与“百花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犹如红色苍穹下的两场及时雨。在这两场及时雨到来之前中苏有着相似的文化语境:否定矛盾和冲突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与之相呼应,文学作品中粉饰和美化现实的现象逐渐抬头,掩盖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将现实写成一派和平,充满节日喜庆的景象。由于忽视文学的特点、艺术个性、艺术多样化等理由,作家的风格、手法等变得单一化。在文学理论方面教条主义倾向严重:由于片面强调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出现许多图解政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因过分强调作家政治思想和艺术策略的一致性,造成艺术风格和创作策略的单一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是歌功颂德,粉饰现实,回避尖锐、复杂的现实理由,以至题材狭窄、形式单调、手法陈旧。在文艺政策方面简单粗暴,动辄批判作家、作品。
针对战后初期文学“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盛行等弊端,苏联文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写真实”,“积极干预生活”等口号。这类口号适应了形势的要求,对于打开文坛新局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苏联在思想界开始批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与此同时,文学界掀起了一股“解冻”的思潮,随着中篇小说《解冻》(1954)的发表,苏联产生了一大批突破禁区的文学,这些作品着力恢复人性、人道主义,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揭露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抒写爱情、关注个人的命运。“‘解冻’出现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是上层采取‘解冻’措施和下层涌动‘解冻’潮流互动的结果。”[1](P9)因此,解冻文学的兴起和成功,已经成为阐释文艺和政治关系的重要范例。
不可否认,最初是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批判的,“解冻文学”思潮一在苏联崭露头角,中国文艺界便出现了巨大的反响。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双百方针”的提出一度被中国知识分子看成他们的“福音”。它的公开提出,使许多知识分子顿时有了一种“如沾化雨,如坐春风”之感。人们觉得舒了一大口气,纷纷欢呼“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到来。于是文学界出现了突破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类似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思潮。
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于1956年1月21日开会讨论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奥维奇金的特写集《区里的日常生活》以及肖洛霍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等作品《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草婴译,1955年12月第一版,1956年2月成都第一次印刷;《区里的日常生》,尹强、冰夷 译,1955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和第二部的一些篇章从1955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于1960年完成全书,并获得1960年度列宁奖金。,马烽、康濯、刘白羽等与会者从“干预生活”的角度解读苏联作家作品。同时,他们联系中国文艺界的实际,批判创作中存在“粉饰生活,回避斗争”的现象,提倡“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刘宾雁的写作风格与苏联“解冻文学”完全相符[4](P105~106)。刘宾雁时任《文艺报》编辑。他的小说主要仿效苏联纪实作家瓦连京·奥维奇金创作风格。奥维奇金于1952年以极大的勇气发表了猛烈批评官僚主义的作品——《区里的日常生活》,以特写的方式揭露外省的农村生活矛盾。1954年,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刘宾雁担任代表团的俄文翻译。奥维奇金在《谈特写》作家访问中国时的讲演稿,载《文艺报》1955年,第7、8期。中说:“特写,是文学的一种战斗题材”,“特写的这样一种机动性和敏捷性,就使它可以帮助党做另外一件事,即跑到很远的生活深处起侦察兵的作用。”[4](P96) 刘宾雁积极地接受了奥维奇金的这种影响和启迪。他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1956)、《本报内部消息》(1957)揭开了“百花”文学的序幕。此外,秦兆阳提倡的“‘侦察兵’式的特写”,也是直接受到奥维奇金观点的影响。

二、千树万树梨花开

解冻思潮在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之后,开始给整饬的苏联文坛带来人性化春风。解冻作品经由草婴等俄语专家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催生了新思潮。百花作家们吸取解冻思潮涌动的革新精神,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但是,解冻文学对百花文学的影响是有限的,是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现实相契合的。百花作家,“论文导读:在短短的时间里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解冻”作品和“百花”作品相较于此前的俄苏文学和中国革命文学更具生活气息。上一页12
他们的批判现实并不出自对一个普遍理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本怀疑,也不是怀疑他们献身的通过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他们怀疑的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的虚幻许诺,以及对理想社会已经或即将降临的描述。”[4](P103)尽管如此,解冻思潮和双百方针影响下的苏联“解冻文学”和中国“百花文学”,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短短的时间里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解冻”作品和“百花”作品相较于此前的俄苏文学和中国革命文学更具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