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一个北方人在南方文学转身

论文导读：
我在南方建立的写作习惯：包里装着笔记本
我是从2010年10月之后，才有了第一个笔记本。是在深圳，我迫切地感觉到需要一个笔记本。急匆匆地，我从包里掏出本子，快速将公交车外的场景，某条广告语，某个人物的特征记下来。这些日常生活的流水被笔记本截取后，慢慢熬煮，最终，成为某部作品的经典细节。我喜欢细节甚于概括，喜欢意象甚于理念，喜欢模糊的事实甚于清晰的象征。2013年秋的某次文学聚会，我和《南方都市报》女记者同住一屋，她对张爱玲很熟悉。她说她见过《异乡记》的手稿，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字迹圆头圆脑。张爱玲还会画线勾圈，整个笔记本充满勾勾画画，标注出要修改的部分。之后，我忘记了那次聚会的主题，我遇到了哪些人，但关于张爱玲的笔记本，却让我深刻铭记。也许每个人都应该有个笔记本。如果是作家，应该有多个笔记本。
总有那样一个瞬间，让我们怦然心动，仿佛悟到了什么，但又一时说不清楚——这个时候，需要笔记本。这些被贮存的细节，将是某个场景的蝴蝶效应。逐渐地，我拥有了多个笔记本。我总会处于垃圾时间中：或者坐车，或者等候，或者开会。这个时候，拿出笔记本来重读，是最佳时机。在我的笔记本中，记录最多的是读书笔记。每次读书，我都会记下有意思的句子，搭配奇妙的词语。这种行为对我文学趣味的培育是潜移默化的。我心中的标尺，便是靠这些东西建立的。它们似乎看不见，但一闻便能感知。
我携带笔记本的习惯并非在新疆养成。那时，我包里的本子叫“采访本”。而我现在所说的“笔记本”，是具有非功利性，随机性的，既不同于采访本，也不同于日记本——笔记本更驳杂。笔记本不必天天记录，但记录下的片段和细节，必要有意思。只有“有意思”，日后，才能成为宏大作品的素材。好像每时每刻，我都处于收集之中。我眯着眼，到处寻找那种隐约的、游离的、闪烁的细节微光。当时我目睹到的、感受到的，因时间和环境所困，来不及细细打量，那就先记下来，日后再品咂，终而汇聚成独属于我的语言盛宴。
记忆本身就是一个工具，是作家所使用的许多工具之一。你越爱某段记忆，那段记忆便越牢固。但仅靠大脑记忆是有限的，笔记本帮助作家将记忆固定下来。笔记本是写作之前的物理准备，像电影里的所谓前期制作。如果没有笔记本，我肯定会思维瘫痪，无从下笔。笔记本是收集资料的第一步。之后的艺术提炼，才能有的放矢。在笔记本中累积起已知的材料，然后让它们为未知的结构服务。等我意识到，我要开始写这个主题时，那些笔记本上的词语碎片便变得熠熠生辉。我打开笔记本，感到事件就在脑中，正不慌不忙地生长出来，细节就在那里，机器知道如何运转到下一步。
对我来说，笔记本上的一段文字或一个词语，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有着自身的意象、自身的咒语、自身的繁盛。这些有机体珍贵而脆弱，缺乏诗意和过于理性的人都会视而不见，但它们又不是生活皮肤上的琐屑，而是鲜活的片段和情感的回音。当我重新目睹笔记本上貌似破碎的字句时，往往会勾起往昔的经验场面。慢慢地，我不再害怕面对这个场面，甚而有了描述它的勇气。我希望我所使用的词语干净利落，而我的洞察点都能落在实处。
2014年10月6日，当我返回樟木头的居所后，发现《散文选刊》寄来2014年10月的样刊。此前，并没有编辑通知我有散文被选，所以打开杂志时，我怀着一种惊诧的心态，将自己在2013年1月写的散文《我曾居住在亚洲中心》重读了一遍。我写到了乌鲁木齐。我如何描述这个我生活了17年的城市？我选择了住在这个城市最初时的回忆。我写到了宿舍，宿友，人与人的关系，个体和命运的抗衡。在这些文字背后，我还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自己的悲伤。我曾把悲伤的回忆封存起来，放在心中最偏僻的角落。直到有一天，当我在笔记本上攒足了勇气，我开始重新打量这段生活，并将它描述出来。我渐渐明白，原来，那些被压抑的回忆，正是故事中所有残酷的终极源头。
好的文学便是某段生活的标本。现实生活是漂浮的，像被一种巨大的力爆破后，人和事都呈碎片状浮游状。但写作是全封闭的，所有的人物、故事和情感，都是有限定的，像一截被密封起来的时间剖面，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写作充满暴力。在安静的灯下，你打量自己或别人的某一场景，那场景被放大到纹理清晰时，你不仅看到了场景，更看到了场景背后隐藏的不安和心悸。那些看不见却强烈在场的情绪，让那个场景变成了琥珀，变成了标本。
写作从来不是简单的事，它具有欺骗性和复杂性，而它的创作过程又妙不可言。当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创作时，会在某些领域增强，而在另一些领域省略，这全靠我的个性支撑。我是个记忆力腐朽了但却热衷记忆的人。我对风景、动作、语调等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但对名字、数字、称谓又格外模糊。我喜欢从细节出发，追问蛋糕中的葡萄干是如何从最初的葡萄变成的。初稿、二稿、三稿。有时，我会感到乏力，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然而，突如其来的陡峭组合，又让我感到快乐。我感谢我的笔记本里存储了那么多古怪字词，我亦感谢我的大脑存储了那么神奇的力量，将那么多词语重新编织，并且，这种编织还能令读者满意。
我在南方的第一本书：从“我”开始的《工厂女孩》
《工厂女孩》出版后，很少有人质疑这部作品的文字，倒是有知识分子质疑这本书的动机：你到了岭南，想去了解女工，你就去了工厂，写了女工，这个理由太别扭了！画外音是：你的目的性太强了，你太功利了。2014年9月听到这种质疑时，我吃了一惊。如果再重复那些理由——因为我要写东莞女性，了解到东莞女性比例中大多数是女工，便不得不去进入——已是老调重弹。现在，我陷入对2011年我之行为的回忆和反思。
我发现，我所有深思的源头，都基于我对自身处境的梳理。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贸然进入工厂的行为确实有些唐突。然而，那个理由一直深深地困惑着我：为何我以如此绝然的方式脱离开故乡，为何偏偏是我到达异乡，成为迁徙者？而当我在故乡的既定身份在异乡遭到质疑和模糊时，我又如何费力，通过各种途径，试图获得新的身份？这个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巨变，是让我得以理解女工的情感基石。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ydlwxlw/lw48256.html上一论文：有关于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高校英美文学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