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关键在施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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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不优秀，是相对的概念
将传统文化分为精华与糟粕，精华的叫“民族性精华”，糟粕的叫“封建性糟粕”，这个定义很明确。但接触到实践，就很复杂了。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批判的东西都叫“封建性糟粕”，但现在看来并不都是这样。比方说“孝道”，过去都说它是“封建性糟粕”，包括鲁迅在内很多人都批判过。但现在社会上都提倡它，认为“孝道”非常重要，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基础。孙中山曾经说，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优点和特点。
这里隐含一个理由，孔孟讲的“孝道”和宋明时期是不一样的。元代编的《二十四孝》和孔子讲的“孝道”差别太大了，它不人性，讲绝对服从，只有子女的不是，没有父母的不是。而孔子的儒学从来都是讲对应关系，比如父慈子孝。《孝经》上讲“几谏”，子女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提出来，特别是父母做的不义的事情要进行劝告。“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都是把“道义”放在最高的位置，把道义看得比君、父都高。宋明以来，很多学者违背了孔孟的思想。从中国历史上看，“孝道”起的作用是比较好的，当然也有坏的作用，坏作用是因为使用不当，这里有一个能不能真正理解儒家“孝道”的理由。
儒家在历史上也有僵化的毛病。过去批评的“陋儒”、“迂儒”，就是僵化的意思。孔子提出是君子治儒，还是小人治儒，二者是不一样的。
在传统文化中，怎样区分优秀不优秀，是相对的概念。我认为，关键在于施行者——有水平的施行者，可以传承好的东西，便是优秀的；水平更高的，可以把不好的经过改造加以利用，按庄子的说法是“化腐朽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关键在施行者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为神奇”。但是施行得不好、水平很差、专门传承坏的，好的也能变成坏的，这就麻烦了。所以，不是传统文化优秀不优秀，而是传承的人怎样去施行的理由。而且，并没有人提倡传承坏的东西。比如，中国历史上有段时间妇女裹脚，现在没人提倡，不管哪个权威人物去提倡，也不会有人去听。所以，传统文化前用不着加一个“优秀”。西方的文艺复兴，没有人说优秀文艺复兴，古希腊也有不好的东西，复兴的是过去实行、现在还能用的；是过去实行，经过加工还可以用的。
中华文明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从没有中断，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文化消失了，古印度、古埃及文化也都中断了。
第二个特点是尽管地域大、人口多、民族复杂，但还能够长期维持大国的政治局面，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欧洲，地域上和我们差不多，人口不到一半，欧盟也统一不起来。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两项成就，其中重要的理由归功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具有政治智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没有政治智慧不行，比如秦朝建立郡县制，能够维持到清朝，2000多年了，这个要政治智慧。还有科举考试，西方说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人说，西方有平等，我说中国也有。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身份平等、机会平等，不是社会平等，社会平等到现在西方也做不到。科举制度下，宰相的儿子科举考不上，也不能当举人、进士，贫苦农民能考上也能，中国传统社会因此有了上下交流的流动性。
有人还提出，元朝之后中国就不是中国了，认为汉族才是中国。我认为，应该是汉族是中国的主体，蒙古族、满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元朝并没有把中国消灭，元朝修了宋史，明朝修元史，清朝修明史，二十四史连下来，就说明中华文化没有中断。古印度、古埃及、古罗马都没有这种续写。所以，我认为“二十四史”是世界文化瑰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这些都说明中华文化有它的特殊性，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很大的包容性，用不着提“优秀”，提中华传统文化就可以了。
为什么讲复兴中华传统文化？首先是因为过去辉煌过，后来衰败了，才有复兴理由。如果不辉煌，那叫崛起；一直辉煌，叫传承。
我认为，是时候提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了。
这里有历史的经验在里面。我们看汉代的历史。刘邦刚打下天下，要巩固政权，要把一些危险因素去掉。这是第一个阶段。汉文帝、汉景帝做的事情是让人民富裕起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因为富民政策才能巩固政权。这是第二个阶段。富了以后怎么办呢？到了汉武帝，很多儒家提倡议，要发展教育。最突出的就是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在董仲舒所提的三个策略里，重点讲的就是文化教育，最后还提到教育的教材应该以孔子儒家为主要教材。富了以后要进行文化教育，所谓“富而后教”，这是孔子的思想，孟子也强调了这个，他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是第三个阶段。
汉初经过三个阶段，总共六七十年就出现了盛世。因此，我认为盛世大都具备三个阶段：巩固政权、让人民富起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这应该是中国历史的规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我们也到了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的阶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传统文化中，能为今用的都要正确使用，不为今用的，改造一下也能使用。有人说，“三纲”一个都不能要，“五常”一个都不能丢。经过改造，今天也可以用，实际上，这里面讲的是纲与目的关系，比如企业里，老板就是“纲”。过去我们理解“纲”有点绝对化，真正的儒家都没有提倡绝对听命君主的，都强调个人的独立性。
再比如，“仁义礼智信”也可以用，但要用得对。现代社会强调信用，但儒家对信是有所保留的。齐桓公时，管仲本来支持公子纠，后来公子纠败了，被齐桓公杀了，管仲又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朱熹以后有些人就说，管仲是背叛了主人，不守信用。其实先秦时是不存在这个理由的。孔子在《论语》上有两个地方说管仲做得对。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公子纠还没有当国君，是争权时被杀的，何必为他去死。他帮齐国成就霸业，那是社稷理由，对人民也有好处。孔子说，没有管仲的话，我们现在还披发左衽。他为民做了，为社稷做了，不应该为公子纠。但是宋代以后的儒家就缺乏历史眼光，缺乏政治智慧。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关键在施行者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xywhlw/lw36229.html上一论文：研讨生态恢复\美学和地域文化相结合的河流再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