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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钱三强核科学事业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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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一页
20世纪初,科学家们为人类揭开了原子的秘密。短短几十年,小小原子核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已经深刻地影响和转变了世界。到上个世纪末,地球上已经进行了两千多次核爆炸试验,与此同时全球陆续建立了400多座核电站,许多发达国家核电已占总发电量的28%以上。
中国的第钱三强核科学事业的引领者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一次核爆试验是1964年,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的国家。时至今日,“核”早已不等同于,在我国它的应用已经渗透到能源、医学、工业、农业、考古等诸多领域。
这一切与一位叫钱三强的科学家息息相关,他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开拓和引领了我国核科学的发展。
曾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37年7月的一天,上海港码头。一位年轻人提着行李,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就在十天前,“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父亲因为忧愤国事,病情加重。国难家患当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呢?
邮轮上的这位年轻人24岁,名叫钱三强。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一件他最珍爱的东西,是一幅4年前父亲送给他的字,上面写着“从牛到爱”,那时他刚刚考入清华大学。
如今的清华大学依然保持着早年的格局,那些最古老的建筑大都保存完好。钱三强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位于大礼堂西侧的科学馆就是当年物理系所在的地方。在时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的主持下,物理系云集了一大批名师,是国内物理学研究的重镇。
那时清华大学的物理系不仅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的大学里头排起来都数得上号。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有一大批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例如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赵忠尧、萨本栋等等。他们在物理实验和理论方面各有所长,构建了一个十分完全的物理系。
二十世纪初是世界物理学,尤其是原子科学发展的巅峰时期,钱三强考入清华物理系的那一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为人工转变原子核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两年后,法国居里实验室的小居里夫妇发现了人工放射性,为察觉原子核的转变提供了灵敏的手段。天才的科学家们不断地更新着人类对物质结构的基本认识。在那个仿佛只有原子核物理才是科学的时代,清华物理系的老师们不断地将国际最前沿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学生。
身在其中的钱三强被原子世界的神奇和奥秘深深地吸引,那时他还不会想到自己未来会置身于国际一流的实验室中,成为世界核物理学家中的一员。
清华四年是钱三强确定人生方向的关键时期,不过清华却不是钱三强最初的选择。
1929年,钱三强中学毕业时,关于考什么大学,他还没拿定主意,父亲一向尊重子女的选择,让他自己做主,学想学的专业。
一天,钱三强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小册子——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建国方略》,书中关于国家建设的六大实业计划让16岁的钱三强激动不已,他立志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专业,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投身国家建设。
投身国家建设是钱三强早已立下的志向。然而当他兴冲冲地将自己的决定告诉父亲时,父亲虽没有反对,但给了他一个重要的提醒:上海交大用的是英文课本,而钱三强中学学的是法文,将来能否跟得上呢?父亲的提醒让钱三强一下子从激动人心的憧憬里回到现实中。怎么办?是坚持自己的选择,还是改换学校和专业?
父亲依然让钱三强自己做决定。钱三强与几个同学商量之后,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先到北大读预科,等英语水平提高后再考上海交大。
不过,人生总有各种偶然的际遇和机缘,尤其在青年时代,不期然的巧合没准就转变了人生的初衷和志趣。
钱三强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时,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名教授经常到北大来兼课,其中有一位老师的课让钱三强最感兴趣。这位老师与众不同,他没有夹着书包来上课,而是拿几张纸,几根绳子和几节废电池,在讲台上给同学们做简单的实验,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如“简谐振动”和“共振现象”讲得非常清楚。这位老师就是日后对钱三强影响极大的吴有训教授。
老师精彩的讲解,让钱三强的兴趣逐渐从电机工程转向物理学,他决定重新报考清华物理系。不过做这个决定对钱三强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他已经在北大读了三年,如果转考清华,那就意味着放弃这三年的学历,从头开始。
对于钱三强的这个决定,父亲依然没有干预。只是在他考取清华物理系不久,父亲专门写了一幅字送给他:“从牛到爱”。一开始钱三强并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父亲解释说:“写这几个字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是要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钱三强明白,崇尚科学与的父亲将他的殷殷期望都写在了这四个字里。从此,这幅字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
1932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入28名学生,在这批优秀的学生中,钱三强的学习成绩并非特别拔尖,但他性格开朗,爱好广泛,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给同班同学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老同学的眼里,钱三强眼界开阔、气宇不凡,而且是学校的运动健将。热爱运动是钱三强从小养成的习惯,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并不叫钱三强,而是钱秉穹。
钱三强的父亲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给子女取名时,他按古音韵中的“东”字韵,为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秉雄、秉穹、秉充。钱三强排行老

二、名为钱秉穹。

1913年出生的钱秉穹,生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转型的时代。在他四五岁时,身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大教授的父亲钱玄同,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胡适等一起出任《新青年》杂志的轮流编辑。在那个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钱玄同坚持语文改革,提倡白话文,崇尚科学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家庭氛围中,钱秉穹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大街的北京市第27中学(前身孔德学校)是一所规模不大的中学,也正是钱三强的母校,它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至今已经有96年的历史了。论文导读:

钱秉穹从小喜欢运动,在孔德学校,他不仅是乒乓球队的主力,而且是“山猫”篮球队的主力后卫,防守和进攻都非常出色。在球队中,他与担任中锋的好友周丰一配合默契,多次在校际比赛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身体强壮,好友周丰一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三强”。
有一天,一位同学给钱秉穹写信,抬头称呼用的就是“三强”。不巧,这封信被父亲钱玄同看到了,他思索再三,认为自己虽然倡导新文化,反对复古,但给子女取的名字却有悖于此,叫起来并不上口。于是,他将秉穹叫到书房,对他说:“依我看,‘三强’意思不错,可解释为德智体三方面都争取进步。你是否愿意把名字改为‘三强’?”钱秉穹本来就觉得名字中的穹字,写起来不好看,既然父亲同意他改名,他马上就认同了父亲的意见。
从此, 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
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物理系的学生经过逐级淘汰,最后只剩下十人。除钱三强之外,还包括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光学家的王大珩、核物理学家何泽慧,经济学家于光远等。
清华园内的生活是安宁平静的,但在校园外,日军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北平岌岌可危,国家已在风雨飘摇之中。
那时,钱三强的同班同学有的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的被老师推荐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署,参与军工研制。当时钱三强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南京的兵工署,另一个是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
一向不干预子女人生选择的钱玄同,此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钱玄同认为,人的志趣不能因一时的高薪待遇和升迁机会而转变。钱三强听从了父亲的倡议,选择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老师吴有训为此专门写信,将他推荐给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
正是父亲钱玄同这一次主动的引导,为23岁的钱三强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位于北京市东皇城根的科学出版社,就是当年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在地。
钱三强工作后做的第一个课题是带状光谱的分析和测量,他在清华训练出的扎实的实验动手能力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所长严济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济慈先生找到钱三强,问他是否学过法文。钱三强谦逊地回答,中学时学过,后来都忘了。严先生顺手拿来一本法文文献,让钱三强念念,之后叮嘱他要把法文再提高一步,多看法文文献,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此时钱三强并没想到,这位早年留学法国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为他的下一步深造做打算。
没过多久,严济慈就告诉了钱三强一个好消息:“我倡议你去参加赴法考试,考镭学名额。”
镭学是当时物理学研究最前沿的领域,如果能通过中法教育基金会的考试,将有机会赴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准备,钱三强终于不负老师的期望,考取了当年唯一的一名镭学名额。
就在钱三强整理行装准备启程出国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个时候,到底该不该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受苦受难的父母兄弟呢?一向果断执着的钱三强开始动摇出国留学的念头。
就在钱三强犹豫的时候,家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本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因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深受刺激,一夜之间病情加重,血压急剧升高。家国罹难,钱三强准备放弃这个留学的机会。
知子莫若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父亲钱玄同觉察到了儿子的心思,他忍着病痛,劝导钱三强不要放弃。父亲对他谈到,一个男子汉,近忧是应该的,但还必须要有远虑,试想,像日本这样一个弹丸之地,都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不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不就是我们中国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现在你去法国学的镭学,这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所以你千万不要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病中的父亲对钱三强说的这番话,终于坚定了他出国留学的决心。临行前,钱三强将父亲送给他的那幅字“从牛到爱”,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随身携带的行李箱。
裂变之光
莫东是法国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钱三强离开法国之前,一直住在那里。
2013年的夏天,钱三强的儿子钱思进带着子女来到了父亲曾居住过的那栋房子。这栋房子不仅外观没有变,而且房子的主人也一直住在这里。他们的到来让房东一家非常高兴,房东太太还在家里找到了当年钱三强签的租房合同。
对钱三强来说,莫东是个难忘的地方,68年前,正是在这里,他的人生展开了新的一页。
193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终于来到了他向往的巴黎。
老师严济慈当时正好在巴黎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师生二人在巴黎见面后,严先生就告诉了钱三强一个好消息,他的论文将由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亲自指导。不久,他带着钱三强一起去拜访著名的小居里夫人。
皮埃尔·玛丽·居里街位于巴黎市中心,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就在这条以居里夫妇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上。
居里实验室的第一层如今已变为居里博物馆,这些展品向游客展示着这个实验室辉煌的科学成就和光荣历史。钱三强来到这里时,实验室由居里夫钱三强核科学事业的引领者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共同主持,人们习惯叫他们“小居里夫妇”。这间办公室如今依然保持着原样,1937年9月钱三强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导师小居里夫人。
居里博物馆现在仍珍藏着与钱三强有关的各种资料,既有他在这里学习和工作的成果,也有他回国后寄给导师的信件和照片。钱三强进入居里实验室时,小居里夫妇因为发现人工放射性而刚刚获得诺贝尔奖。那里的工作氛围,与小居里夫人的气质一样,简朴而严谨。虽然当时钱三强只是一位刚进入核科学研究大门的青年学生,但很快他就得到了导师小居里夫人的赏识。钱三强的勤奋和认真,加上他在清华大学练就的高超的动手能力,让他成为实验室里非常受欢迎的人。小居里夫人还特别将钱三强介绍给正在法兰西学院筹建核化学实验室的约里奥先生,并说明,钱三强的博士论文将破例由她和约里奥先生共同指导。
1938年的一天,小居里夫人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个特别的报告。她说:“今天我讲的东西,开始你们都能懂得,但后来可能大家都不懂,报告结束时,论文导读:
你们大概和我一样糊涂。照道理讲应该是什么元素,可实际上就不是。”此时,小居里夫人刚做完用中子轰击铀的实验,实验结果让她非常困惑。
这个报告让讲台下的钱三强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事实上,此时小居里夫人距离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只有一步之遥了。
小居里夫人的实验报告发表之后不久,身在瑞典的德国女物理学家梅特纳,和助手弗立许讨论后,终于对实验结果给出了正确的解释:原来用中子轰击铀之后,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他们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将这个新现象称为“原子核裂变”。
原子核裂变的发现,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意味着人类让小小原子核瞬间释放巨大能量成为可能。
在这段原子科学沸腾的岁月里,身在居里实验室的钱三强不仅见证了核裂变发现的全过程,而且他还与导师小居里夫人一起合作,进一步验证了核裂变现象。
在这段充实而又充满挑战的日子里,导师小居里夫妇不仅带领钱三强进入了核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而且工作之余,他们让孤身一人在异国求学的钱三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每周日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的聚会是钱三强倍感温馨和快乐的时光。不过,这短暂的温馨时光却让钱三强更加思念身在战火中的父母兄弟。1939年父亲钱玄同因为忧愤国事而去世,悲痛之余,钱三强更加紧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进度,他想尽快完成学业,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回到家人身边。
1940年4月,在完成了所有工作之后,钱三强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然而就在他为回国做着最后的准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军开始疯狂进攻法国,眼看巴黎就要沦陷,此时回国已经不可能了,钱三强只好在老师约里奥的帮助下,留在实验室工作,共度难关。
在二战阴云的笼罩下,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导师小居里夫妇都给了钱三强极大的支持。转眼钱三强已在法国呆了六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成长为能独立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
可是除了工作之外,一个人在异乡的生活难免孤独寂寞。
1943年,钱三强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短信,发信人是清华物理系的老同学何泽慧。
这封信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因为当时二战尚未结束,德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不仅不能封口,而且不能超过25个单词。在德国无法直接给中国写信,何泽慧就只能写给在巴黎的钱三强,希望他有机会给国内写信的时候也替她给家里报个平安。这封短信是自清华毕业后,何泽慧第一次与钱三强通信联系,而两人之间美好的姻缘也正是从这封信开始的。
写这封信时,何泽慧身处德国一座古老的小城海德堡,在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师从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波特教授。随着二战渐近尾声,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通信更加频繁,互相之间的了解和感情也逐渐加深。
1945年,二战终于结束,世界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钱三强与何泽慧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也开花结果。
1945年9月10日,钱三强在给何泽慧的姐姐何怡贞女士的信上写道:
“因为工作范围相同及互相认识的清楚,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代向堂上报告。”
很快,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
194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钱三强住所的门铃声突然响起。开门后,他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九年未见的何泽慧。当年清华一别,钱三强来到巴黎,何泽慧则去了德国柏林,印象中清秀羞涩的何泽慧如今已出落得大方成熟。她的到来,让钱三强感到意外而惊喜,多年未见的他们终于能坐下来,一起聊聊这些年在国外的生活。
因为事先没有告知,何泽慧的到来给了钱三强一个莫大的惊喜。
他带着何泽慧游览古老的巴黎城,虽然战后的巴黎依然伤痕累累,但在两个年轻人的眼里,它处处蕴含着新生的希望。
何泽慧的这次巴黎之行只有短短的几天,回到海德堡后,她辞去在那里的工作,于第二年春天来到巴黎。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注册结婚,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双双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并送上美好的祝福。
结婚后,生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活上展开新篇章的钱三强,很快就迎来了他研究生涯的巅峰时期。
1946年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一起来到英国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和低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钱三强很大的兴趣。
两个正在研究核裂变的英国学生在会议上放映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纪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径迹,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核裂变是一分为

二、为什么照片上会出现三叉形状呢?这两位学生并没做进一步的说明。

但这个理由却引起了钱三强的特别关注,因为就在一年前,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整个世界都被巨大的杀伤力震惊了。而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了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很显然,核裂变已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理由。钱三强决定对这个新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回到巴黎后,他立即安排两位法国助手开始做实验,那时研究方向已转向核物理的何泽慧也加入了研究小组。经过几个星期连续的实验,他们竟然找到了数量众多的三叉形径迹。
学界很快就开始讨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到底是阿尔法粒子还是轻核。如果是轻核,那就说明核裂变除了一分为二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裂变方式。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钱三强终于得出结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是轻核而不是阿尔法粒子,他马上发表论文《论铀三分裂的机制》,论证了三分裂这一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除三分裂之外,1946年底,何泽慧还发现了四分裂现象。
钱三强小组的研究结果全部公布后,约里奥先生评价它是二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作用的工作。不久法国国家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用以奖励他杰出的工作,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晋升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
然而,让同事们没想到的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钱三强此时决定离开居里实验室,回到中国。
学有所成,回国服务是钱三强一直铭记于心的志向,回国前,他特地论文导读:的研制分为甲乙两种,任务分别交给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钱三强将原子能所的相关人员分散到这两家单位,两种任务同时进行。四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扩散分离膜。对于我国的研制来说,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攻关,二机
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向老师道别。老师虽然很惋惜,但仍然支持他的决定。那天,约里奥先生把一些重要的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居里夫人则拿出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
告别当天,钱三强还曾与导师小居里夫妇合影留念,导师小居里夫妇共同写下了对钱三强在法国工作期间的评语: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
1948年5月,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半岁的女儿,登船回国。此时距离他出国留学已经整整11年了。
两弹功勋
1949年12月3日,钱三强给老师约里奥·居里写了一封信:
写这封信时,钱三强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负责调查和统筹规划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繁忙的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让他无暇兼顾他热爱的科学研究,在个人的科学追求与国家需要的科学组织工作之间他必须做出选择。
从此以后,在国际物理学的学术刊物上,再也没有一篇署名钱三强的文章,但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在他的谋划和组织下开始起步。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也是钱三强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地方。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1951年起,钱三强开始担任这里的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核科学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钱三强首先做的工作是“招兵买马”。他最先招来的是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和彭桓武。王淦昌曾留学德国,导师是核裂变的发现者德国科学家梅特纳,当时他正在浙江大学任教,在收到钱三强写给他的亲笔信之后,王淦昌立刻来到北京。与此同时,钱三强到清华大学去邀请好友彭桓武。彭桓武是留学爱丁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师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思玻恩,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钱三强知道这两位科学家,一位从事实验物理,一位研究理论物理,有了他们,近代物理所就有了两大坚实的支柱。
上个世纪50年代,人类已经跨入原子时代,原子核物理几乎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很快,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向近代物理所聚集,比如赵忠尧、邓稼先、汪德昭、杨承宗等,与此同时,钱三强还从高校招入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比如黄祖洽、于敏等。短短5年时间,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人,增加到一百多人。而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研制的中坚力量。
就在钱三强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发展而四处奔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抗美援朝,虽然经过三年苦战,抗美援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挥舞着核大棒,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尽管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呼吁反对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但是很显然已经成为政治家们手中的重要砝码。
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核战威胁,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1955年1月15日,钱三强应邀来到中南海,参加由主席主持的书记处扩大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说:“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
这一天,对于中国核工业建设来说,是具有历史作用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钱三强核科学事业的引领者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中国的研制正式提上日程。正如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先生所说,中国要反对,就必须掌握。
不久,中苏双方签署协定书,前苏联将对中国原子能事业进行全面援助。
1956年11月,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正式成立,钱三强任副部长。
1958年9月27日,由前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在房山坨里正式移交中国使用,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同时原近代物理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和设备都搬迁至此,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代号“401所”。
“一堆一器”建成交接的庆祝典礼非常隆重,前苏联专门派来了中型工业部副部长叶甫莱莫夫前来参加。而这一天,所长钱三强想到的是,我们不可能永远靠别人的支援,核科学要在中国扎根,就必须自己掌握核心技术,于是他邀请前苏联的专家叶甫莱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钱三强问叶甫莱莫夫能不能帮助建立一个分离膜工厂。但苏联专家很严肃地告诉他:“分离膜是有关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理由。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
被前苏联专家称为“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理由”的扩散分离膜,是研制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

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前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

钱三强当然知道,扩散分离膜在研制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叶甫莱莫夫那里碰钉子之后,他并没有放弃。
1960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在中国工作的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
此时钱三强开始抓紧部署扩散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了保密,对外称作“真空阀门小组”。
当时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分为甲乙两种,任务分别交给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钱三强将原子能所的相关人员分散到这两家单位,两种任务同时进行。四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扩散分离膜。对于我国的研制来说,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
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攻关,二机部成立了研究所,代号为“九所”。
面对前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残局,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前苏联专家的位置,这个调兵遣将的重任落在了钱三强的身上。
在整个研究开始时期,最重要的理由是启动人才,而人才启动的关键便在于钱三强。
钱三强最先向研究所推荐的是年仅34岁的邓稼先,负责的理论设计钱三强核科学事业的引领者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1960年他又将原子能研究所中子物理论文导读:
研究室副主任朱光亚推荐去担任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最后的产品设计。接着他又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
除了原子能所的业务骨干之外,在钱三强的调配下,周光召、吕敏、何祚庥、胡仁宇等在前苏联工作和留学的科研人员陆续回国,并加入研究所。
从1959年到1965年,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14人,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7位是由钱三强直接推荐到研制第一线的——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郭永怀、周光召、于敏。钱三强在不断地给所推荐人才的同时,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依然承担着研制所需要的各项任务。
王方定是在所成立之初,就被钱三强推荐到那里的,那时他还只是一位三十岁的助理研究员。1960年,研究所将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任务交给他,让他回到原子能所完成这项任务。
对于来说,点火中子源就相当于点燃炸弹的。当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方案设计了三条路径,为了保证进度,钱三强让王方定负责其中之

一、同时调动其他实验室的人研制另外两条路径。

可是正式开始工作后,王方定又遇到了理由,做实验要有放射源,而且需要的量不小。找不到,怎么办?他只好再去找钱三强。
钱三强从他办公室的铁皮柜里面拿出了十几个瓶子,对王方定说,这就是你想的东西。钱三强交给王方定的放射源正是他回国前,导师小居里夫妇送给他的。存放在办公室12年之后,他交给了王方定。王方定没有辜负钱三强对他的信任,两年时间,他终于做出了符合要求的点火中子源。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中国第一次核爆试验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起爆的那一刻。
这一天,钱三强并不在试验现场,而是如往常一样,去二机部的办公室上班。
随着蘑菇云的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举国欢腾,举世瞩目。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的国家。
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很有心地安排了一个巧合,爆炸成功的这一天正好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
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地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钱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爆炸成功了,钱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转变。
在成功爆炸后的第三天,钱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去农村参加劳动,并改名为“徐进”。从此他不再担任与研究相关的任何工作。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而更让全世界感到惊讶的是,从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研制出氢弹,这是国外科学家们难以理解的一个谜。
氢弹爆炸成功的这一天,钱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听到新闻后,他急切地向门卫提出,想看看当天的《光明日报》。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和无人能猜透的谜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1960年,还在艰苦攻关时,钱三强就想到,为将来的氢弹研制做准备。他找来了两位科学家黄祖洽和于敏。钱三强这样对黄祖洽说,快成功了,我们还应该未雨绸缪,先走一步,对氢弹的原理进行一个探索。1961年1月,钱三强又将于敏调往轻核理论组,参与对氢弹的预先研究。
轻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的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了时间。在爆炸成功后,轻核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研究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如此快地研制出氢弹的重要理由。
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一直被隔离审查的钱三强得到通知,去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此时钱三强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希望妻子何泽慧能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应。
静好岁月
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国后一直住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一个居民小区。其中一栋房子,如今还住着钱三强和何泽慧的后代。
其中钱三强的二女儿钱民协,在退休前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她出生于1949年9月,那时钱三强正好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是取名为民协。她和姐姐钱祖玄、弟弟钱思进都是在那栋房子里长大的。
在钱民协的童年记忆里,他们姐弟三人常年住校,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并不多,知道他们从事科研,但具体做什么并不清楚,印象深的是父母很忙,而且经常出差。以至于当时送钱民协和另外几个孩子们去托儿所的都是一个叫杨妈的老阿姨。等到钱民协的孩子出生,钱三强还说,都没见过钱民协他们怎么长大的,现在可以看看他们的小孩怎么长大的了。
钱民协的弟弟钱思进从小学习成绩很好,对于他来说,童年印象深的是父亲从来不让他有特殊的优越感。每当钱思进要填表,钱三强就不让他在任何表上填写自己二机部副部长的职位,而是写原子能所的研究员。
孩子们小时候,钱家有一个惯例,每年全家人都要去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这些照片记录着当时一家人的宁静和幸福。但是钱家的这个惯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就中断了。
在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去干校之前,他们找孩子们谈了一次话。主要跟孩子们讲的是希望以后他们能走自己的路,而不要对钱三强和何泽慧有任何依赖的想法。开始后,钱三强与何泽慧陆续被下放到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三个孩子分别到陕西和山西的农村插队。钱思进现在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教授,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他一直放着当年在农村插队时父亲写给他的信。这一百多封信都是期间钱三强与何泽慧写给儿子钱思进的,这段时间虽然一家人天各一方,但通过书信往来,反而成了他们交流最多的时期。
在其中一封对钱思进最重要也是指导他一生的信上,钱三强对儿子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好好去做,就算一生也无其他长处,但只有这一条,做什么就好好去做。
到农村之后钱思进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书信的内容大多是钱三强对儿子的悉心开导。除了教他安心劳动钱三强核科学事业的引领者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之外,还教他如何学习,如何做人。这些信中最长的有十一页,短的也有三四页。钱思进能想到父亲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还要受批判,然后给他写论文导读:个干校。在干校的那些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已经无奈地远离了科学,时光被淹没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但是即使在那样特殊的年代和环境中,他们对于未知的好奇,对于发现的兴趣却始终如一。这是何泽慧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在农村观测彗星》。“……1970年3月20日前后的一天凌晨……我无意中在东方发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彗尾
那么长的信,一夜可能都没法休息。
在干校,年近花甲的钱三强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养猪、摘棉花、施肥、打麦场等,虽然农活并不熟练,但不论干什么,他都跟做科研一样,认认真真。夫人何泽慧身体较弱,在干校她负责敲钟,不过她敲钟也与做科学实验一样,分毫不差。何泽慧每次敲钟时,都会一边看表一边开着一个收音机,每当收音机传出最后一声钟声,何泽慧的鼓槌也会同时迅速地砸在铜锣上,“嘣”的一声传遍整个干校。
在干校的那些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已经无奈地远离了科学,时光被淹没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但是即使在那样特殊的年代和环境中,他们对于未知的好奇,对于发现的兴趣却始终如一。这是何泽慧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在农村观测彗星》。
“……
1970年3月20日前后的一天凌晨……我无意中在东方发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彗尾拖向西南。作为一名科学爱好者,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逐日地跟踪观测……初步判断这是一颗长周期或是不再回归的彗星。我将这个‘发现’告诉了三强,还写信告知当时在陕北和山西插队的孩子们……”
这些“发现”的快乐和与孩子们分享的温馨,是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劳动之余倍感愉悦的时光。
1971年春节,三个子女到陕西合阳干校与父母一起过节并留了影,一家人难得的团聚让钱三强与何泽慧感到格外开心,但孩子们却发现,不到六十岁的父母已经老了,头上的白发多了很多。
这是钱三强一家人在干校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在干校呆了三年之后,1972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到北京,孩子们也陆续离开农村。
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因为尚未结束,钱三强与何泽慧仍然无法正常工作,这段日子是他们回国二十多年来最清闲的时光。在女儿钱民协的记忆中,这段时间钱三强经常在家中阅读历史和小说,或者坐在书房的躺椅上发呆。在她眼里,父亲再也不是儿时印象中那位严厉的父亲了。那时父亲的眼里添了几分忧郁,而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慈爱。在一张全家团聚的照片后面,钱三强写着:孩子们都回来了,我们终于团聚了。
1975年,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秩序,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找钱三强谈话,让他在科学院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了解科研人员的心声。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当天的会场上,62岁的钱三强竟然掩面痛哭。
钱三强将近九年,没有平等地参加过一个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审问。突然1975年的8月27日,要他来组织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座谈会,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结束后,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重新忙碌起来的他,又恢复了以前的工作热情,为推动已经停滞多年的中国科技的发展,以及恢复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的交流而四处奔忙。
1977年组织和筹划同步辐射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北京高能加速器等几大科学工程;
1978年率团访问法国、比利时,考察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1979年担任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中方主席,与美方共同签订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计划;
1979年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恢复了中断26年之久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
1980年1月,组织召开“广州(从化)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是后国内首次举行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1981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推动建立我国学位制度;
1986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90年2月,与李觉、姜圣阶、王淦昌联名上书,就发展我国核电事业提出倡议;
……
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再次来临,然而又繁忙起来的钱三强已经不再年富力强,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1980年在出访美国时,钱三强第一次犯心脏病,回国治疗后,又投入到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那些年,家人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身体。钱三强本来身体就不太好,宴请人家,自己都没怎么吃,饿着肚子回家后吃家里的饭。他总说,还是家里饭好吃。
晚年因为身体理由,钱三强不得不减小工作强度,那时,他最开心的就是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为了准备发言稿,钱三强前一天晚上在书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凌晨,在第二天的发言过程中,他讲起往事激动不已,几度哽咽,发完言之后他又坚持听完所有人的讲话才回家休息。当天晚上,他心脏病复发,住院治疗一个月后,于1992年6月 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1999年,国家召开“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追授钱三强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获奖后,钱三强生前最好的朋友,“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和钱民协一起来到钱三强的墓前,郑重宣读他的获奖证书。
钱三强去世后,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钱氏家族墓地,子女们将祖父钱玄同当年写给父亲的“从牛到爱”刻在了他的墓碑上,这四个字是伴随钱三强一生的座右铭。一百年来,为了科学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钱三强与父亲钱玄同两代人都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树立着钱三强的雕像。在这个他亲手创办的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钱三强担任所长27年,如今这里的人们仍永远地怀念他。
钱三强去世后,夫人何泽慧一直保持着家里的原样,用来记事的黑板五十多年前就一直挂在这里,电灯的开关还是用拉绳,孩子们长个儿时留下的记号还依然留在客厅的墙上,钱三强生前用过的拐杖、皮带等也全都挂在卧室里。
2011年6月20日,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去世。
子女们商量决定,将父母住过的那套房子依然按原样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