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现代教育：一些碎片化深思

论文导读：
美国教育家马克·鲍尔莱因写了一本书《最愚蠢的一代》，他提出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理由：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一切都在鼠标下，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至少是美国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阅读成绩、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通讯软件和手机短信上了。他认为时至今日，从繁华的美国纽约街头到索马里乡村的树荫下，随处可见惊人的无知与普遍的愚蠢。事实上全球都在进入一个低智商社会，一个“新的黑暗无知的时代”。这就是波普尔所说的那个“开放的时代”吗？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预言过人类的末日时代：古希腊神话的黑铁时代、佛家的末法时代、还有基督教的末日审判。雷声响彻了两千年，而雨点则在两百年前才开始落下，那就是工业现代性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恐慌与希望。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纪末”，神圣消失，“敬畏”之心消退，“技术”的应用便成了新的上帝，它全面制约了人的身心。当这个“后工业时代”真正来临，人类将由精神的漂泊走向“共同毁灭”，重复着极少数幸存者的古老故事。面对“末日”或“末日以后”，人类该怎样应对，这便是自然的话题，也是急迫的理由。人类社会借教育而延伸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然也要由教育来回答这个历史文化的悖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会存活》一书所提出的“为未来社会作准备的教育”，应有什么样的范式或行走的方式？这是全球教育的共同话题。
对于中国的教育界而言，现代学校制度和教育学术的理论不是中国固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是由外国接枝生长出来的。在借鉴中构建中国教育学术阵地，这是应然之理，但倘若放弃文化自觉，“先验地”拿现成的外国理论当标准答案，然后在华人社会套取经验加以印证——这种文化投降主义和囫囵吞枣的照搬，没有任何价值。19世纪德国史学泰斗兰克说：“从特殊性出发，我们可以拾级攀登到普遍性，但从宏大理论出发，我们再也回不去直觉地了解特殊性。”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不迷信西方理论的万能，同时也要摆脱封闭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国的教育学界如何才能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卓有成效地担负起指导当下的教育改革，回应急切的社会现实理由，接受未来社会挑战的历史重任？
教育是一门科学，科学的特征便是不断地接受质疑、自我反思与修正完善。库恩认为，科学理论是一种从“底层”支撑其“范式”的“常规科学”，当这种“常规科学”陷入危机以后，经过不同寻常的“革命的科学”阶段，最终使拥有新范式的新科学得以产生，科学便依靠这种“科学革命”进行演化和发展。教育科学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但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累积过程，而是伴随着革命性的飞跃。所有的教育理论体系和各种教育改革的举措，都自然地包含着内在的否定因素，正惟如此，教育理论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们的教育界缺乏质疑的勇气，没有争鸣的氛围，更鲜见自我批判，这背离了科学的本旨，不利于教育科学的健康发展。
教育是心灵的艺术，艺术是一种审美的趣味和境界，它的本质是精神的追求和道德价值的坚守。台湾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说：“我们实在无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据我所知，道德标准、正义感、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等。二次大战以后，这些可贵的品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但这些心性不曾消失，有些人继续珍惜着它们，这也许是人类希望的幼芽。”教育便是遵循美的规律，推动人的心性不断地向上和向善，这是人类希望之所在。我们今天的教育能自信地称之为“善”和“美”的教育吗？
教育是思想的对话，真理的追求，教师自然地应是一名思想者，也当然地该成为学生的表率。波兰作家《被禁锢的头脑》在我国知识分子圈内流行，但并未能成为知识界热门的话题。因为参与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许多知识人放弃了价值理性，放弃了属于自己的深思，没有坚定的信念，更无神圣的信仰，这是知识人声誉连年下降，为大众失望的理由之一，也是校长与教师唤不起家长与学生崇敬之情的理由之一。吴宓在悼念王国维的《落花诗》中自注说：“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仅中国。”他对举世不古的人心感到哀伤，对无力回天的现实几近失望，唯一能安慰他的是在信仰消失的时代恪守对学术的虔诚信仰，在没有精神的时代追寻“精神之学问”，把终极价值和人生作用物化在自己穷其一生的学术深思和探索之中。今天我们还有多少学者，多少校长与教师有这样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求索？中国当下的教育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xxdylw/lw23263.html上一论文：探索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