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全球传播重构和“中印一体”崛起

论文导读：nment）领域内的“图景”。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传播和媒体语境下日渐增加的重要性，以及“中印一体”（Chindia）的崛起对于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所带来的挑战。本文采用和倡导的是“去美国化”的主题和思路，从而深入探讨在一个“去美国化”的媒介体系当中“中印一体”崛起的作用。

一、反思媒体领域“美国主导下

摘要 迄今为止，全球媒体业和相关的学术研究仍然深深嵌入了以西方——确切地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重组而导致的“中印一体”的崛起，为重构全球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案例深入探讨了这一变化产生的背景、目前状况和愿景。
关键词 中印一体；去美国化；全球传播；信息娱乐；媒体研究
A
数字化和“解除规制”（deregulation）已经转变了全球媒体的格局，从而促使各大洲之间媒体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有了质的飞跃。全球媒体市场的产生是20世纪90年代体制和技术变革的结果，促成了世界范围内西方一一具体而言则是美国——主导的媒体生产模式得以实现全球化，同时也使得媒体内容形成了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向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方”的“反向流动”。
全球化进程所推崇的是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它促成了媒体和传播产业的大规模开放，并使得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有着严格审查和规制的国家进一步开放。结果，这些国家的崛起所带动的媒体产品的流动创造出了更为复杂的全球信息、娱乐和“娱乐化资讯”（infotainment）领域内的“图景”。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传播和媒体语境下日渐增加的重要性，以及“中印一体”（Chindia）的崛起对于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所带来的挑战。本文采用和倡导的是“去美国化”的主题和思路，从而深入探讨在一个“去美国化”的媒介体系当中“中印一体”崛起的作用。

一、反思媒体领域“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

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媒体和传播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球媒体仍然被好莱坞或者好莱坞化的内容所主导着。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段里，美国是世界娱乐节目和“娱乐化资讯”的最大出口国，也是计算机编程的最大出口国，而计算机编程是上述那些内容在日趋网络化、数字化的背景下进行全球传播的主要渠道。美国媒体凭借多元化的网络和生产设备，全球传播的重构和“中印一体”的崛起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在全球传播领域留下的印迹是显而易见的。2013年进入全球企业500强的企业中，有四家来自娱乐业，三家是美国公司（迪斯尼、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印证了“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pax-Americana）是网络化、数字化时代愈发凸显的一个趋势。这些公司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市场的蓬勃发展中受益。鉴于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强大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美国或美国化的媒体及其内容以英语、译制或者本土化的形式在全球各地传播，并且更容易获得。媒体和文化产业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产业，产值已超过1.3万亿，占全球GDP总额的7%以上。上述几家美国为主的媒体和娱乐公司显然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塑造者（UNCTAD 2008）。
美国的主导地位也体现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语是全球传播的主导语言。此外，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源于美国。该领域绝大多数的教科书和学术期刊都是由美国各家大学的相关学院编写出版的，英国紧随其后。其结果是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采用“美国范式”或称“现代化范式”，主导了媒体和传播领域的课程设置，教学和研究，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美国式自由主义的研究传统推崇量化的策略，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数据。但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和传播时，量化的策略却不能阐明他们所具有的颇为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Sparks 2007）。
这类以量化为主导的‘珩政式”研究的“解毒剂”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性传统。后者侧重于探究媒体和传播产业的所有权和生产的方式，并将其置于跨国的权力结构之中加以考察。然而，许多秉持批判传统的学者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局限，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西方；中心位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阵营。依据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路构建的“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构成了这一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但是，它未能将以下事实考虑在内：中国（中苏分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印度（不结盟运动的奠基者）与上述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格格不入。
随着媒体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学者们开始讨论“去西方化”的媒体研究，这部分地体现了学术界“逐渐纠正过于西方化的媒介研究所具有的自我吸纳的特性和狭隘性”的努力（Curran & Park 2000：3）。自此以后，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在呼吁拓展媒体研究的领域，使其走向真正作用上的国际化。近年来，亚洲这一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媒体和传播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这也使得“去西方化”的媒体研究变得更为必要。随着亚洲一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的崛起，来自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学者也开始质疑：媒体产业和媒体研究的“全球”范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Thussu 2009；Wang 2011）。

二、中国崛起：从愿景到现实

与国际传播的转型及其各种相关形式——包括政治、文化、组织架构、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的转型同时发生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这一现象对世界范围的媒体和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hi2005）。中国在过去的25年里展现出超乎寻常且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2013年7月《财富》公布的最新结果显示，中国（含香港地区）有89家企业跻身全球500强，仅次于美国（132家）。由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跨国调查支持了上述观点。在接受调查的39个国家中，有23个国家的多数民众相信，中国已经或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Pew Center 2012 & 2013）。
在文化创意产业和媒体与传播产业领域，中国同样展现了惊人的增长，同时出口硬件和软件。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最多的博客用户以及最多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总量（M0ntgomery 2010）。中国生产和出口的媒体和通讯设备——包括移动电话、电视机、电脑、游戏机、视频设备、CD/DVD播放机和刻录机——出现在世界市场上的各个角落（UNESC论文导读：“流散”海外的印度富人日渐增加，其身家总计超过3000亿美元。他们主要通过印度的卫星电视新闻频道和在线新闻门户网站来获知祖国和世界发展的信息（Kapur2010）。印度报业同样也是发展迅猛。根据“世界报业协会”的统计，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报纸市场，每天售出

1.1亿份报纸。许多报纸所用的语言都是英文，拥有一批能在全球媒体界从

O 2009）。中国目前正在其对外传播上投入大量资金，新华社、电视台等六大国家级媒体在海外广设站点，在全球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上频繁亮相。作为公共外交“魅力攻势”的集中体现，孔子学院遍布全球（Kurlantzick 2007；Wang 200 8.Lai & Lu 2012：Shi 2013）。主席提出“中国梦”的理念，旨在强化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吸引力（Shi2013）。
中国的电影和电视行业在以上海、香港、台北和新加坡等大都市为中心的、遍及全球的华语圈中拥有着大量观众（（Curtin 2007）。《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2）和《十面埋伏》（2004）等国际大制作使得中国在世界娱乐圈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影片同时也与好莱坞的营销和传播网络合作，这一趋势从本世纪初开始，之后随着中国成为好莱坞利润丰厚的市场而大大加强。2011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了20亿美元大关，而仅仅两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就达到217亿元（约合35亿美元）。“梦工厂”和“福克斯”等好莱坞知名片商也相继开始与中国启动合作拍片等项目。中国首富王健林收购美国主流院线AMC和在青岛、无锡等地与好莱坞片商共同投资建设影视基地，使得“华莱坞”（Huallywood）正在由愿景逐步变为现实。

三、全球宝莱坞及其他领域

印度作为另一个亚洲巨头，尽管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及中国，但在过去的十年中还是呈现出积极稳健的经济发展趋势，并且在国际舞台上逐渐被视为一支新崛起的、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Kumar&Puranam 2011；Nayyar 2012）o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媒体和文化产业实现了快速自由化、解除规制和私有化，加之数字化传输和发送技术的迅速普及：这些因素都保证了在全球媒体领域中越来越多地能够接触到来自印度的媒体产品（Athique 2012）。其中最卓越的代表就是印度价值35亿美元的电影产业，这也促使印度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和投资目的地。就产量和观众人数而言，“宝莱坞”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制造基地。每年买票看印度电影的人比看好莱坞电影的人要多出十亿。印度电影在超过70个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
卫星和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和迅速普及确保印度电影在海外被广为观看。随着新的数字化传输机制的普及，印度电影通过不同的平台被传播开来，不仅为3500万南亚观众打造了流行文化，并在各大洲传播开来（Athique 2012）。
根据业界的估计，印度的娱乐和媒体产业总价值达到290亿美元，与此同时，其信息技术和服务的出口额也达到了1480亿美元（UNCTAD2008；FICCI/KPMG Report 2011；Amin 2011；Karnik 20121。根据联合国发表的文化创意产业报告显示，印度在2002-2008年期间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量增长最大（UNCTAD 2010）。除了本土媒体产品之外，印度也逐渐成为跨国媒体集团——其中多数来自美国——的生产基地，尤其是在给好莱坞和其他媒体产业提供动画和后期制作服务的领域。这类日渐增加的文化合作同样也推动了有关印度的内容向全球进行营销和传播（Kohli-Khandekar 2010）。随着媒体产业的国际投资增加，以及对于跨媒体所有权的逐步放开，好莱坞和宝莱坞之间开始形成了新的协作关系。印度媒体公司也开始投资好莱坞作品（Kohli-Khandekar 2010；Thomas 2010）。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导致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经济和战略关系，从而也推动了媒体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协作。
凭借着122个新闻直播频道和英语新闻的悠久传统，印度的新闻媒体与美国的协作关系也在形成。全球新闻巨头开始与印度同行建立伙伴关系，例如，CNN就在2005年与TV-18集团联合一起设立了CNN-IBN这样一个英语新闻和时事频道。印度时报集团旗下的“现代时报”（Times Now）自2006年以来与路透社确立了新闻业务的合作关系。而“流散”海外的印度富人日渐增加，其身家总计超过3000亿美元。他们主要通过印度的卫星电视新闻频道和在线新闻门户网站来获知祖国和世界发展的信息（Kapur 2010）。印度报业同样也是发展迅猛。根据“世界报业协会”的统计，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报纸市场，每天售出1.1亿份报纸。许多报纸所用的语言都是英文，拥有一批能在全球媒体界从业的记者。在印度出生或者有印度族裔背景的记者在西方主流新闻机构中频频出头露面。

四、另一种全球化：中国+印度=中印一体

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文明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具有深厚的传统。政治分析家、曾任印度农业发展部部长杰伦·兰密施（Jairam Ramesh）因创造了“中印一体”（Chindia）的概念而为人称道。这个概念代表了在“后美国世界”被称为“其他国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的一种现象（Ramesh 2005；Zakaria 2008）。这个新概念似乎正在逐渐流行起来。“中印一体”一词在谷歌上的搜索数量超过100万次。关于全球媒体研究的任何有作用的讨论都应涉及到这两个大国的快速发展和它们共同影响全球的无限潜力。有学者强调了以下事实：“1820年，这两全球传播的重构和“中印一体”的崛起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大国家贡献了全世界总收入的接近一半；1950年，它们的贡献还不到十分之一；目前是约五分之一；2025年预计会达到三分之一”（Bardhan，2010：1）。
在许多其他领域，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崛起”，以及与此同时以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遭遇危机，都将对国际媒体和传播中传统的深思和研究范式产生挑战，这显然是因为全球力量逐渐从西方向其他国家开始转移（Kaur & Wahlberg 2012）。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区域影响力和全球影响力都有所提升”（Sh论文导读：。在这样一个媒体和传播的教学和研究日渐国际化的时期，考虑到媒体和传播相关学科及其国际化进程中的全球属性，因此，只有一小批专业人士才对“中印一体”保持着学术上的好奇心。学术环境出现的变化也使得阿帕杜莱等学者提出：“破除学术研究道德的狭隘性”，不能“仅仅为了研究而去从事研究”（Appadurai2001：15）。媒体研究
arma 2009：9）。中国和印度共同产生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加之它们遍布全球的“流散”侨胞，可能会创造出一种不同形式的、带有浓厚彩的全球化（sun 2009；Kapur 2010；Amrith 2011）。在流行和娱乐文化方面，印度的相关内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停滞之后也逐渐在中国打开市场。冷战年间，印度电影曾经在中国广为流传，那些逃避现实的音乐片被官员认为是对国家宣传工具的有效补充和好莱坞电影的廉价替代品。2001年，《印度往事》一片经过缩减、数字化处理和中文配音后，在中国25家影院进行了放映，这也是中国电影集团成立后进口的第一部印度影片。该片的作曲拉曼（A.R.Rahman）同样为2003年摄制的中国影片《天地英雄》配乐。该片代表中国角逐2004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2005年，一部受宝莱坞电影启发而创作的中国影片《如果爱》，作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第一部音乐片上映，这是中印文化合作成果的典范。2009年印度喜剧片《三傻大闹宝莱坞》的票房成功印证了印度电影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受众群。

五、中印和全球媒介研究

在中印两国，媒体和传播的学术研究是相对而言发展较快的新兴学科。截止2013年，中国大学中的新闻、传播和媒体专业院系已经超过千家，同时出版了300多种该领域的中文期刊，在国际期刊上也有许多与中国相关的素材。在后者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创刊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并被SSCI收录的英文期刊《华人传播研究》（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印度，媒体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推动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鼓励和支持这个领域的调查与研究。这也促成了专业研究机构的大批涌现，一些严肃的学术研究也随之兴起。中国和印度为媒体研究和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前景可观的市场。这是因为两国都为西方国家的大学提供了大批研究生和从事专业研究的青年学者。已经有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学开始和中国与印度的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开发新的课程和合作项目。
学生和教职员工流动性的增强以及短期课程和交流项目的开展也同样推动了跨文化、跨国界交流，但这些项目大多数是由经济因素——而非学术因素——所驱动。在这样一个媒体和传播的教学和研究日渐国际化的时期，考虑到媒体和传播相关学科及其国际化进程中的全球属性，因此，只有一小批专业人士才对“中印一体”保持着学术上的好奇心。学术环境出现的变化也使得阿帕杜莱等学者提出：“破除学术研究道德的狭隘性”，不能“仅仅为了研究而去从事研究”（Appadurai 2001：15）。
媒体研究和传播学领域“中印一体”的发展能否推动这一相对较新的领域的研究理念和议程的扩展？遵循着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套路，媒体研究和传播学同样也受到了被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称之为“欧洲中心论”的思维定势的束缚。按照这种传统的思路，“其他国家”被想象或者创造成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一部分，其所推崇的是欧洲帝国主义认识论（Said 1978）。这样一种普遍的西方偏见构成了萨米尔·阿明（SamirAmin）所谓的“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维度”（Amin 1989：vii）。
西方起源和主导的媒体理论很难被拿来全球传播的重构和“中印一体”的崛起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分析“中印一体”的传播模式所遇到的挑战——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挑战还是批判性的挑战——尽管这两种挑战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视角（Curran & Park 2000；Hallin&Mancini 2012：Shi 2012）。这要求我们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策略论，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也需要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教学的内容和范畴，将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学等因素纳入到视野当中。
发展传播学是“中印一体”的理论框架可以大行其道的一个领域。根据联合国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和印度在摆脱赤贫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在20亿有饮用水源的人群中，有一半来自中国或印度。同时，自1990年以来每10个有条件接触到良好卫生设施的人中，有4个居住在中国或印度（UNICEF&WHO 2012）。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尽管两国有着稳健的经济增势，尤其是中国在近十年中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但是两国依然存在着一大批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Zhao 2008；Kohli 2012）。20世纪70年代，印度通过实施SITE（卫星指导的电视实验）项目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运用电视来普及教育的同家。运用新的数字媒体技术可以推广甘地倡导的社区“社区营造”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中国对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尤其是在通信等领域的援助形成并推广了中国版本的“发展话语”（development discourse）。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为这些国家开发卫星和其他太空项目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从传统上来看，“发展话语”由西方提出并且不断充实，遵循了西方巾心的、有关发展的构成要素的理念。那么，“中印一体”的发展视角受到的殖义的观念影响会更减弱一些吗？在许多拉丁美洲（Armony，Ariel & Strauss 2012）和非洲（Mawdsley & McCann2011；Shi 2013）的发展中国家当中，这类辩论已经被提上了政策和媒体议程。

六、去美国化的媒介研究

如前所述，从传统上看，在全球媒体和传播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模式都是在一个两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美国的——框架下进行的。于是，随之而来的理由是：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上述框架是否足以阐明“中印一体”式的全球化这样一个挑战了国际媒体和传播既定思维的模式的复杂性。在这样一个日趋移动化、数字化、互联化、全球化的世界中，媒体和传播学研究已经转变为“南—南对话”的形式，并且南北文化的流动逐渐侵蚀了美国的文化霸权，截止2013年6月，已经有超过40%的中国人和15%的印度人用上了互联网。我们设想一下，当90%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上线的话，互联网上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内容论文导读：
？使用哪些语言来进行传播？当今互联网的内容和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我们考虑到印度的“人口红利”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大众文化领域里的霸权日渐式微将会尤为明显。超过70%的印度人的年龄在30岁以下（Nilekani 2009；Bahl 2010）。随着他们财富的日趋增长，数目相当可观的印度年轻人开始使用互联网，生产、传播和消费数字媒体。他们使用的英语技能也毋庸置疑。鉴于英语是全球传播和高等教育的工具，印度年轻人所产生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随着大学变得日趋国际化，媒体研究国际化的必要性也在逐渐增强。中国已经增加了对大学的投入，并且鼓励国外名校在本国设立校区。在印度也同样如此：政府正在逐渐放松对高等教育领域的限制，向外国大学开放。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翻了两番——从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7%增加到1.5%。与此同时，一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印度本土一些全球知名的公司——如瑞莱斯（Reliance）和塔塔（Tara）等——也对国内外私立大学慷慨解囊。塔塔公司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了5000万美元，这也是哈佛建校以来收到的数目最大的一笔来自国外的捐赠。政体保证了印度的大学拥有学术自主性，辩论和研讨是学校的常规活动，培养了“惯于争鸣”的新一代印度人（Sen 2005）。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的是，媒体和传播学研究不是最顶尖的大学教育的内容。与以往在英国的情况一样，大学教育在印度依然只属于精英阶层，而媒体大多数情况都是在职业教育中教授。由于媒体产业规模小，学生数量很少，研究者数量就更少了。然而，随着媒体和传播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对这一领域开展严肃的学术研究。从历史上看，印度学术界有着悠久的论辩和批判性对话的传统（sen 2005；Bayly 2011；Kapila 2011；Kumar & Puranam 2011）。随着印度媒体和学术界逐渐走向全球化，这样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群体是否会推动批判性的媒介研究呢？印度本土学者和“流散”海外的印度裔学者拓展了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同样道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拓展媒体研究和传播学的学科边界。印度所具有这种的“文化自主性”可以用来解释以下现象：尽管印度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如此密切，英语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但大多数印度的城市居民并不关心美国的音乐、电影和电视。只有19%的印度人喜欢美国节目，与43%的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Pew Center 2012）。
1977年，英国媒体社会学家杰瑞米·滕斯托尔（Jeremy Tunstall）出版了一本日后被广为引用的著作《媒体是美国的》。三十年后，他开始认识到，这样的论断在一个美国只是其中一极的多极世界中并没有持续的说服力。因此，他把该书新版改名为《媒介曾经是美国的》。有人预测，30年以后出版的关于全球媒体的书，那么“很可能从头到尾中根本就没有‘美国’这个词”（Rohn2010：371）。但是，考虑到美国在媒体、信息和传播上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在互联网传播领域——无论是在机构设备方面还是在具体应用方面，上述这样的论断似乎不可能变为现实。
综上所述，较为合理的结论是：至少在短期内，“中印一体”的崛起不会削弱美国对世界媒体的全方位的主导地位——本文作者之前在其他论文中将这种现象定义为“美国主导的全球本土化”（gloeal Americana）（Thussu 2006；Shi2005）。然而，正如杰克·古迪（Jaek Goody）所阐明的那样，“从某些方面来看，西方世界对世界知识和文化的制约仍在延续，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全球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西方化”（2010：1全球传播的重构和“中印一体”的崛起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25）。这会让我们对新兴的“中印一体”式的传播与文化做进一步的深思，并且对于随之产生的媒体和传播研究的转向进行重新审视。（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韩晓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内地媒体报道的数量是95家，包含了台湾地区的6家上榜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