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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成见”对新闻真实性影响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666 浏览:19592
论文导读:

一、准确、客观和真实的关系

探讨新闻的真实性可能要从三个层次上展开:首先,是否准确;其次,是否客观;第三,是否真实。泛泛而言,这三个词汇的意思具有相似之处,但是放到新闻的制作细节上来认真衡量,就会发现其实相差甚远。
准确记录是古今中外的媒体对记者的基本要求。美国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曾经说:“只要有了良好的记录手段,现代新闻报道就可以极为准确。”①从笔记本、录音机到今天的高清摄像机,技术的进步让人们对“良好的记录手段”的渴望越来越接近完善,特别是在今天,全天候的高清监控设备、SNG卫星直播车、高清摄像机、高速摄影设备、显微摄影设备、红外拍摄设备等等层出不穷,早已远超视力最佳的眼睛。
但是,准确记录是否意味着客观?这个理由实际上从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存在争议了。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曾经明确地指出:“一篇报道乃是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共同产物,其中那个旁观者的角色总是带有选择性倾向,通常还会带有创造性。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②也就是说,从记者的角度来看,准确记录并不等同客观真实。因为对于多数的新闻事件来说,记者能够前程目睹事件全过程的毕竟是罕见情况,他所能直接展示的也只能是某些“瞬间”。多数情况下,记者了解和展示事件全貌,必须依赖第三者的转述,需借助“当事人”“知情者”“旁观者”等角色的述说。但是,在李普曼看来,在第三者的转述中,“成见”几乎无所不在。人们在叙述一个事件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在叙述其真实所见,而是他“理想中的真实”,也就是经过“成见”洗涤过的真实。这样的真实,自然已经打折扣。
在讨论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时,不少人仍然会提出“客观性”这一话题。客观是否就意味着真实?如果是,那么镜头的客观性显然超过人的口述和笔记,是否就意味着“有图就有真相”呢?我觉得,这仍然值得打一个问号。今天的广播电视新闻,长则三五分钟,短则几十秒,对于事件本身来讲,其实只是一些片段而已。所有的新闻必须经过采集、剪接等等环节,在这诸多环节中,实际上已经埋藏了可能造成“失真”的元素。粗浅来说,至少在以下环节,都会造成新闻对事实表现的失真:
其一:剪接的失真。(报道手段局限)
其二:屏蔽的失真。(囿于法律规定或者道德理由有意的屏蔽)
其三:傲慢的失真。(意识形态的选择或者成见造成的盲区)
其四:遗落的失真。(记者调查能力不足)
其五:其他理由造成的失真。(如技术理由等)
换言之,声像新闻最终展示给受众的只能是衔接成组的“瞬间”,精彩的“瞬间”让新闻更加饱满同时,极有可能伤害了对“全体真实”的再现。在今天,无论是严谨的主流媒体,还是新兴媒体,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制片人,已经很少有人会去针对新闻中的每个“瞬间”进行质疑:这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这是面对话筒、镜头的表演还是发自内心的表露?

二、“滤色镜”无处不在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全国观众的满意度到底有多高?从2011年到2014年的春晚,央视自己的统计和网络的统计数字总是相距甚远。比如2011年春晚央视《新闻联播》发布的新闻说:“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了同步电话调查的策略,对全国406个区县电视观众收看春晚的情况进行了访问,其中81.92%的家庭对春晚的节目满意,比去年增加了0.32%。”③但是,民间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左。在1万多人参与的新浪微博小秘书发起的调查中,对该春晚表示“满意”的只有6%,认为“一般”的有25%,还有59%的人表示“失望”,10%的人“没看”。④
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说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是“”,恐怕也未必客观。其中一个值得留意的差别是:央视公司采取的是“同步电话调查”,新浪网友采取的是对微博进行统计。我们可以想象:大年三十晚上,央视市场研究公司的人打电话到观众家里询问对春晚的意见,我想多数善良的中国观众不会在除夕夜这么不给人“面子”,直言不满意。更何况,调查对象的差异也很大,平时热衷上网的人,对电视节目的满意程度显然低于平时喜欢看电视的群体。
这样的现象在新闻采访中也会经常遇到。其中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迎合”。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观点,⑤我们可以认定其实这是对“话语权”的迎合。当然这种“迎合”本身也有不同的目的:在今天的注意力时代,迎合媒体的采访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出镜”机会,可能就意味着诸多的好处。但是,也有一些采访对象,可能纯粹是出于一种善意的考虑,觉得是在“配合”记者的工作。这种情况在社会相对弱势的群体中表现可能更加明显,比如老年人、儿童、灾难的受害者等等。因为这类人群对于媒体给予的关注可能存在“报答”心理:他们特别渴望来自社会的关注,媒体的报道便是社会关注的一个部分。我不能提供其他的报答,因此我乐意说出你希望我说的内容。
除了这种刻意的“迎合”。实际上,个人的“成见”同样会扭曲记者对于真相的发现和表述。李普曼曾经对“新闻广告人”(press agent,类似今天国内所谓的报料人)的作用进行阐述,他说:“新闻广告人为记者制作的画面乃是他希望让公众看到的画面。他既是检查官,又是宣传员,他只对雇主负责,只有在符合雇主的利益时,他才会对整个真相负责。”他指出:“在绝大部分的重大新闻中,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也根本谈不上显而易见,而是需要选择和判断,因此,很自然,每个人都希望见诸报端的是他自己喜欢看到的事实。”⑥
在民间意见得以广泛表达的网络时代,记者在被迎合的同时,也很容易陷入对“网络民意”的迎合,进而出现各路媒体扎堆的“围观”和“起哄”。2010年发生在浙江的钱云会事件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新闻发布和各路媒体所展示的细节,其契合度之低令人几乎难以置信是来自对同一个事件的调查,但是媒体之间对细节展示的契合度却颇高,连遣词用句都极端相似。类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我爸是李刚”案件中,纵使和参与报道的各路媒体均承认当事人曾经说出这五个字,但是对当时语境、语气的还原过程不同,令对这句话含义的解释南辕北辙,而当时多数媒体的报道倾向和网络并无二致。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xwxllw/lw50251.html上一论文:简述科技传播市场化运作与科研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