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件信息传播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文导读：6）；2013年河北省法学会课题“环境件的法律规制研究”（批准号：2013DF026）作者简介：王政（1977-），男，太原人，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法学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与公共政策；洪芳（1977—），女，辽宁岫岩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传播学。引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摘要：信息传播是环境件发生、应对、处置中的重要环节，它往往决定着事件的最终走向，而政府传播能力的提升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环境件既有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构性根源，又有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社会根源，妥善预防和处置环境件是对政府应对能力、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应对环境件的传播活动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为此各级政府应该注重从传者、受者以及传受者心理互动等方面综合考虑，提高传播应对的质量，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提升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关键词：信息传播；环境件；政府传播能力；心理互动；治理能力
1002-7408（2014）-05-0040-03
基金项目：2012年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传播策略研究”（批准号：12456216）；2013年河北省法学会课题“环境件的法律规制研究”（批准号：2013DF026）
作者简介：王政（1977-），男，太原人，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法学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与公共政策；洪芳（1977—），女，辽宁岫岩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传播学。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突出理由，而信息传播正是件发生、应对、处置的重要一环。政府传播行为是信息传播与公共管理的结合，也是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扩展，政府传播能力的提升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本文将以环境件为例，分析如何提升政府传播能力，推动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为了下面讨论的方便，本文首先对环境件进行类型化的界定。环境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因群体认为受环境污染而利益受损，在维权过程中其诉求没有得到有效及时回应，其合法权益和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矛盾激化、情绪发泄从而危害公共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形，这种环境件可以称之为维权泄愤型环境件，以浙江东阳环境件为代表。另一类环境件是指居民或周边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不利后果，而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此类环境件可以称之为邻避冲突型环境件，以一系列PX事件为代表。环境件的产生既有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构性根源，又有社会转型期利益冲突的社会根源，妥善预防和处置环境件是对政府应对能力、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一、政府传播策略中的效果期待与制约

个人抑或组织的行为都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趋利避害是符合其理性的当然选择，他们是否愿意采取某种行动，取决于他们对具体目标的理解以及对目标实现可能性的认识。[1]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输出者和责任者同样期望他们所决定的公共政策伴有经济和社会效益，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并能够进行制约。
不管是维权泄愤型的环境件还是邻避冲突型环境件，都存在三个利益主体：政府、污染设施或具有污染威胁的设施的业主、公众，公众既包括“利益相关者”，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2]由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既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直接相关，又和地方领导人的升迁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在“增长压倒一切”的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关注的首要理由往往是地方的经济发展，而对环境理由则重视不够，甚至往往忽视环境理由，而弱势群体则承受了因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却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与受损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认知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政府需要提高财税收入，地方领导需要提高政绩，再加上其本身的强势管理者角色，对受损利益群体的补偿往往不到位，有些甚至要求受损利益群体独自承担损失。
在邻避冲突型环境件中，政府鼓励兴建的可能是公益性项目，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或焚烧设施，其目的本来是改善环境质量，在其传播策略中，也总是突出项目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的提升，强调项目能够带来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提升环境质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却忽视了项目中的少数人——被征地拆迁者、选址周边群众的利益。政府对这些群体主要采取劝说、安抚等办法，鼓励其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节省项目费用的开支或是提高工作效率，往往会压低给村民的征地拆迁补偿款，或是不注重做好公众参与工作，在没有与项目受损人群做好协商的情况下就盲目的赶进度，为日后社会冲突的产生埋下伏笔。[3]
目前，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件的信息传播时，常采用的媒体策略主要有三种：制约、管理与合作。“制约”就是由于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传统新闻媒体对政府的依附，媒体面对环境件“失声”、“失语”；“管理”指的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立场出发，允许媒体有针对性地发布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与此同时，也部分满足受众的需求；“合作”其实也包含着制约与管理，只是这种制约与管理不是通过行政层面的权力施压来进行，而是通过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资源提供和议程设置以及限定事件的解释框架来达到目的。[4]

二、政府传播中传受者的互动

根据传受者心理互动理论，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不断进行的以媒介符号为的心理互动，媒介符号中的信息就是心理互动的内容，心理互动的不断外化就构成了传播过程。
在环境件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环境风险的交流是关键的一环，特别是对邻避冲突型环境件，政府部门往往认为如果他们能有办法更清楚地向群众解释科学数据，人们就能够接受那些科学家称之为最小化的风险。然而，事实是仅仅向公众更清晰地阐释那些数字并不能让公众冷静下来。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xwpllw/lw33518.html上一论文：浅论中国网络论坛舆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