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二元框架下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

论文导读：
摘 要：美国语境下的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个富有争议的概念，本文首先从西方传播学语境中批判学派的源头和主要流派的身份认同出发，分析了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的重大分歧；再对美国主流传播学建立到批判学派构建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构建是意识形态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下文化殖民的战略选择；然而，批判理论的批判立场毕竟是颠覆美国立场的价值体系，不符合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如今，本身无法自成体系，现在又很少有人再继续为其构筑理论体系的批判学派，失去了本来的意识形态价值，重新被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冷落，不得不处于尴尬的境地。
关键词：二元框架；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意识形态
1672-8122（2014）12-0051-03

一、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

(一)奠基者——法兰克福学派的身份认同

从狭义上讲，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也是批判学派的源头，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被认为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批判学派的奠基人。批判理论这个名称是由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中所起的，“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个词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政治经济批判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传统做法中派生而来。[1]”其实，即便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其学术思想也不尽相同，这点可以从其对文化工业和技术理性的批判中找出证据。
“文化工业”这一术语的发明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这种把文化变成消费品的全球性潮流不可避开地导致文化的枯竭，大众文化的制造程序破坏了艺术的神圣，他们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而首开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的本雅明，却在此十年左右之前的1933年已经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机械化复制的特有策略淘汰了“光环”艺术的旧式概念，他对文化工业持肯定的态度。显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针对的就是本雅明所讨论的运用技术工具对文化产品的复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则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对技术理性作了深入的研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已经把言语和思想简化为单向度，他揭示出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显然，他的批判思想已经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的物品的工具化转变为人的工具化，不过，尽管二者之间尚有差异，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深刻的一致性，这或许就是人们将其统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由。然而，哈贝马斯的思想却对这种一致性形成了冲击。在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科学和技术潜力的释放无非是帮助统治和奴役制度的再生产，而哈贝马斯主张要重建公共领域中的多种交往方式。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批判理论”或“法兰克福学派”所显示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同一性。批判学派自诞生之时，就不是一个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事实也是如此，“除了在纽约的几年外，他们从来都没有自称是一个紧密的理论学派。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并且一如既往地称他们是一个学派，实在是他们巨大的历史效果造成的。[2]”

(二)三大主要流派的根本分歧

“批判的思想是一个多样的总体”[3] ，在广义上，“批判性思想囊括了所有全力投入到大众文化、商业信息和‘被管理的’信息的效果的各种研究立场（马克思主义的、萨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的’……）。[3]” 具体来讲，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流派和主张，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以及其他自成一家之言的派别。法兰克福学派已述及，并非一个紧密的理论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只是一种考察和深思传播现象的视角，而不是一套有着确定命题和结论的理论[4]”，充其量是一个存在着大致相同观点和有着相似研究策略的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和视角，更是一个比较复杂、难以简单概括的研究领域。
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地体现在其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文化工业的其实质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和作用进行掌控的手段。文化研究学派则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费斯克就对文化工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仅仅做意识形态的分析，只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悲观的境地，让人们理直气壮地谴责现存制度，却不给他们在这个制度中求发展带来任何希望。从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对文化工业的多元研究理论中，我们便可发现，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在重大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实际上，“批判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批判立场[5]”，“将所有这些研究立场归入唯一和同一门类之中的做法是霸道的”[3]。传播学批判学派不是一个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研究派别，或者说并不是一个整体，批判学派之说，显然“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策略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 [6]。

二、从美国主流传播学建立到批判学派的构建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是“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在这样的理论基点之下，福柯提出，“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7]因此，在福柯看来，权力即决定了知识的价值取向。施拉姆构建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以至后来构建的批判学派也都无法脱离权力的规训。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专业规训的建立过程，就是意识形态价值选择的过程。
施拉姆为传播研究学科化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经典的传播学成为一个规范的学科。经过他的选择，提出了著名的四大奠基人的论断，并逐渐确立了传播研究经验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一度主导了经典传播学的理论视野。然而，在这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潜藏着这样一个奠基人选择的标准，那就是定量研究。按照这样的标准，与其在研究策略和立场上存在根本差异的批判理论，显然无法被建构的主流传播学体系所接纳。可见，在传播学学科化的初期，批判理论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谈不上与经验主义分庭抗礼，更没有形成今天二元对立的格局。然而，批判理论又何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与经验主义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xwbjlw/lw44573.html上一论文：阐释我国声乐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