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斯：让语言更具迷惑与创造力

论文导读：
摘要 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语言哲学教授威廉·H·加斯对于后现代小说文本的创造及语言的痴迷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由于加斯在“元小说”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使其与罗伯特·库弗、唐纳德·巴塞尔姆一起，被批评家拉里·麦克卡弗利誉为“元小说”的三缪斯。加斯不仅首创“元小说”这个术语，更在“元小说”的语言表述上有独特的创意。加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对小说结构技巧和语言的研究上，他认为语言才是文学所要表达的精髓。
关键词：威廉·H·加斯 语言 创造力
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语言哲学教授威廉·H·加斯对于后现代小说文本的创造及语言的痴迷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由于加斯在“元小说”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使其与罗伯特·库弗、唐纳德·巴塞尔姆一起，被批评家拉里·麦克卡弗利誉为“元小说”的三缪斯。加斯不仅首创“元小说”这个术语，更在“元小说”的语言表述上有独特的创意。加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对小说结构技巧和语言的研究上，他认为语言才是文学所要表达的精髓，因此，加斯让自己的散文读起来“熠熠生辉、狂飙突进、独出心裁又充满音律感”。
荷兰批评家塞奥·德汉曾这样评论加斯的短篇小说：“加斯的故事中，什么也无法‘聚合起来’，的确无情节，无主题，无人物。故事的唯一兴趣想必是在语言本身了。”的确，加斯的短篇小说是最能代表其创作个性的文本，在短篇小说里，加斯可以纵情地操纵着语言文字，并深深地体验着由文字和符号带来的感动灵魂的快乐。加斯认为：“这种将自己置于符号包围之下的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加斯在体裁及形式上公然藐视经典，将自己的故事与人物完全退隐到文字符号之中，用对文字符号的操纵达到对现实生活与创作主体的逃逸。在加斯的短篇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中，加斯完全将其作为张扬自己语言能力的平台，他采用了最危险片絮状、拆分状的语言模式，彻底地打乱了小说语言表达的惯性，使其严重脱离现实，彻底地遁入到文字语言的世界里。本文试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探讨加斯的短篇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写作态度。

一、零度的写作态度

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于1953年的《写作的零度》一文提出：文学创作“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于读者”的行为，因此“从福楼拜到我们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理由”，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不再关注观念、思想、内容，而是关注媒介、语言、形式，指向风格方面”。关注语言自身，而不关注社会生活的做法，已成为后现代作家的一种集体认可与积极的行动，并正在扩大为无数作者的“件”。在后现代作家理念里，写作是一种中性的、非情感化的不及物行为，作者可以不承担任何的社会功利与政治使命，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表达行为，这就是“零度写作”方式。“零度写作”方式指的是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完全机械的陈述，在“零度写作”的态度之下，作者的写作行为已被一种纯粹的语言行为所圈定，其小说语言的所指与能指既无必定联系，也无法构成二元对立式的逻辑中心主义，因为能指具有独立的品质和自由权利，它可以完全游离于所指之外。这就是后现代的“零度写作”态度，也是加斯的《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基本写作态度。
从外部结构来看，《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就是一种纯客观的写作形式，作者将小说的名字命名为“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使其看起来不像一篇小说，而像是一篇地理分析著作。在小说结构中，作者完全采用没有任何技巧的铺陈形式，随意地将小说结构分成大小不等的36个片断，又随意给36个片断安上如“一个地方”、“教育”、“电线”、“最后的重要资料”、“一个人”、“政治”、“商业”、“我的房子”等模糊不清、又没有完全所指的小标题，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对该地区的人口普查或地理调查式的说明文字。《在中部地区的深处》没有清晰的写作意图，整篇小说也没有内在逻辑性，结构随意、松散、凌乱，语言含糊不清，用意不明，就像天边划过的一道道流星，虽然美丽，但却没有秩序。加斯使用这种小说结构，在理论上完全否定了小说的现实模仿性，使小说展现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物，而是“语言”所创造的一种非现实的生活与虚无的人物。加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充分切断了小说与现实的关联，否定小说对现实的作用，并用《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核心例证，为“零度写作”理念提供着“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的经典范例。

二、文学中只有遣词造句

加斯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也进行大量的文学理论与语言学方向的研究，他是唯一的既创作又进行学术探讨的学者型作家，还兼有语言学方面的造诣，三重身份的加斯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复杂多变的创作手法，被誉为“最纯粹，最戏谑的文体家，最关注的是如何使句子眼花缭乱地旋转起来，最不关注的就是句子是否展现了现实”的作家。所以加斯在对“元小说”等后现论有了独特感悟之后，便更加崇拜语言本身，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从不怀疑语言，我知道它有迷惑性，但我就是相信语言”，并认定语言具有其独立性和可观赏性。在此之前，传统写作中的语言符号承载着工具性的职能，这种工具性的功能要求使语言符号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写作的目的。然而，语言的发展和作家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使得语言符号变得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流通方式，它开始摆脱了附属的地位，获得了自己的质地和分量，成为一个观察和深思的对象，一个独立的客体，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其和谐性的第二性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的特质。所以当文学成为 “语言的乌托邦”之后，语言就会创造出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语言的乌托邦试图藉由语词本身将阅读的价值呈现给读者，就像一个虚构的至美国度，有着大同的愿景，却没有现实的纷扰。此时的作家无可逃避地成为“语言”的创造者和从属者，并在为表现自己的语言功力而辛勤努力。于是加斯的评论文集《小说和生活中的人物》（1970）为许多创新小说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非模仿性的范例，文中所提到的“文学中没有描述只有遣词造句”的理念已成为后现代作家们的一句名言。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xlyylw/lw47964.html上一论文：阐释对《荷塘月色》中语言艺术的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