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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引进“热”“冷”深思

最后更新时间:2023-12-17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5324 浏览:159674
论文导读:
摘要: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自1987年引进到我国,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著作,这固然有其理由。在当下,若以批判的品格和辩证的眼光审视,对其是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是否准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限度到底、是否完全适合我国的高等教育等理由进行探讨。
关键词: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引进;高等教育
1007-0079(2014)29-0004-02
1987年《高等教育哲学》中文版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随后,此作逐渐受到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的关注,并成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目。20多年来,此书一直作为热门著作被引进,以至于学者专门对这种现象作了一番研究。
刘亚敏、侯怀银根据引进的历程和方式的不同将对此书的引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工具书式的引进(1987~1998年),该阶段国内没有公开发表此书的述评;第二阶段:述评式的引进(1999~2003年),该阶段关于此书的评述或读书报告出现在国内各大高等教育期刊上;第三阶段:反思与批判式的引进(2004年至今),2004年张楚庭著的《高等教育哲学》出版标志着我国学界开始系统地反思与批判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1]如此长时间的引进“热”至今还不“降温”,可见此作着实可贵。因此,分析其背后的理由作用深远。

一、《高等教育哲学》引进“热”的理由

1.高等教育同质性与大环境的相似性

高等教育作为高层次的教育,一方面在程度上区别于本国的基础、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又与他国高等教育具有内在同一性。且高等教育自诞生以来就具有世界性,这决定了大学要有普遍主义精神,即大学教员、学习资料的来源应该普遍,不能仅来自本国、本地区和本校,否则大学容易导致近亲繁殖而快速衰败。因此,引进国外著作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生的阅读书籍理所当然。
再看写作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是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2]国内种族和人权运动、侵越战争、校园学生运动的接连爆发,人们开始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质疑,甚至出现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理由。这与近年我国高等教育具有广泛相似性。我国高等教育刚完成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过渡,处于探索道路上的十字路口。迷茫之际,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满足了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迫切需要哲学指导的要求。因此,此作至今还被热门引进。

2.条件上的可行性与著作本身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为此作的引进提供了条件,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人员以及研究生数量的增加为其引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全书层次分明,可概括为“一个基点”、“两条主线”、“八个方面”,是作者对高等教育许多理由进行哲学深思的结晶。笔者认为有以下突出贡献,以至于此作在我国引进热门。
(1)首创性地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归结于高深学问。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作用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2]并创造性地将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由此推导出八个基本理由,如:从追求高深学问是否受价值影响出发,概括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从学术活动是否应当由掌握高深学问的专家制约,导出学术自治的理由;从追求高深学问是否应保持完全价值自由,导出学术自由的理由;从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学问的能力,导出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理由;从学习高深学问是以知识为目的还是以职业准备为目的,导出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理由;从高深学问如何教授和承载高深学问的教材如何选择出发,导出教学与课程的理由;从公众难以评判学者是否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利益出发,导出治学道德的理由;从庇护“治学”的大学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教会出发,导出作为教会大学的理由;其逻辑严密,说服力强。
(2)提出著名的二元高等教育哲学。布鲁贝克对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进行反思与归纳,概括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前者基于人天然地对知识的好奇,这种好奇越来越要求精确地验证知识的正确性。自由地探求知识为这种检验提供条件,因而构成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础。后者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深远影响。传递、探求、创新知识都是为了解决实际理由,学习高深学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3.精辟地分析了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

基于“认识论”哲学,教师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接受高深学问的学习,以及什么样的人能够获得学位,因此高等教育应该给教师充分的自治权;为了保证知识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或其它价值的影响。[2]因此要保障学术自由。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强调“学者必须有权力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2]文艺复兴后,夸美纽斯的“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影响了一个时代;马克斯韦伯说“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讲台不是先知家和煽动家应该呆的地方”。[3]这些都是学术自由的呼声,从“认识论”视角看它是永恒的存在。
然而,基于“政治论”哲学,学术自治和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大学成立之初,教会、政府、社会都试图对大学进行制约或渗透。大学参与更多的社会公共事务,其经费来源依靠政府和其它组织,大学要想独立首先要做到经费独立,因此纯粹的自治和自由不存在。
布鲁贝克既肯定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又指出它们要有限度。这样的分析比较客观,值得借鉴。但是,当今若以学术批判品格和辩证的眼光来审视此作,会察觉那些被当做贡献的,也正是值得商榷和质疑的地方。

二、引进“热”后的“冷”深思

1.并非提供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

《高等教育哲学》中文版译者前言中指出:“这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作者从高等教育的实际理由出发,旁征博引各家学说,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2]王先生的权威解读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学术界对此作的基本判断,但随着对该书引进的兴起,这一判断不断遭到质疑。笔者研读本书后也疑惑重重,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一个足以把纷繁芜论文导读:
杂的高等教育哲学整合在一起的叙事框架,就如导言中提到“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照框架,并且试图像音乐家在一个主题上作出变奏曲那样对各种哲学流派,甚至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作出处理。”[2]因此,该书没有提供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其理论创见也显得苍白。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本人的观点散见于大量引述中。与其说此作是一部西方高等教育哲学,不如说是一部关于西方高等教育哲学的论述。因此,若读者不意识到该书并非提供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容易造成 “误读”;而在引述该书时,若直接冠以“布鲁贝克说”,便有张冠李戴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