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我国TFP、技术进步率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测度

论文导读：生的，但是索洛认为只有持续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理由。因此本文将运用索洛模型和索洛余值法研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革开放三十余载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充满了探索和改革的过程，经历了国家政策方向的转变和各种经济制度的变迁。为了便于研究，本文综
内容摘要：本文把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载的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我国分地区以及全国在四个发展阶段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率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指标的平均数值。经过对这三个指标具体数值的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后发现：各地区以及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出提高的趋势，但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各地区以及全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进步率高低不同，第二阶段政治对技术进步产生了很大的阻碍甚至造成技术退步；各地区以及全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经济发展的后两个阶段稳步提高，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再明显。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率 经济增长贡献率
引言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纪元。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再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中，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经济总量保持着快速、平稳、持续的增长，并为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什么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便成为了众所瞩目的焦点。
郭庆旺、贾俊雪（2005）估算了我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源泉做出了分析，认为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涨有跌且波动剧烈、频繁，1993年以前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后出现攀升势头；1993-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舒元（1993）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2-199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对产出的贡献率为0.3%。王小鲁（2000）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1953-199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1.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9%。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证据，包括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素质不断提高等。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存量的增长、劳动力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虽然在模型中技术进步被看作是外生的，但是索洛认为只有持续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理由。因此本文将运用索洛模型和索洛余值法研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改革开放三十余载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充满了探索和改革的过程，经历了国家政策方向的转变和各种经济制度的变迁。为了便于研究，本文综合参照经济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分段方式，将1978-201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4年为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1985-1991年为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2000年为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2001-2010年为第四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阶段。
模型、指标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与假设

本文根据索洛增长模型，假设投入生产的要素只有资本K、劳动力L和技术A，并假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αLβ。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和便于研究，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酬劳不变的，即资本的产出弹性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之和为1，α+β=1。
宏观经济学家们对美国及世界多国的经济增长进行核算，普遍认同资本的产出弹性约占1/3，劳动的产出弹性约占2/3，据此，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也假设α=1/3，β=2/3。
综上，本文的产出函数设定为Y=1/3L2/3，并将产出与增长中不能由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增长解释的其他部分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A。

(二)指标的构造

本文中需要测算的指标有三个：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可以构造出如下指标：

1.全要素生产率：

2.技术进步率：

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100%

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100%
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100%

(三)数据的处理

资本存量的数据采用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估算的数据。该数据为1952-2000年各省资本存量数据，并将1952年定为基年，其他年份各省资本存量数据以1952年各省指数为1进行折算。本文采用其中1978-2000年资本存量的数据，2001-2005年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张学良博士按照张军等（2004）的策略进行测算的资本存量数据，2006-2010年的资本存量数据由笔者按照张军等（2004）的策略测算。劳动力的数据采用1978-2010年全国以及各省劳动力数据。产出数据采用1978-2010年全国GDP以及各省GDP数据，为了与资本存量数据相统一，本文将全国以及各省GDP按照1952年指数折算成实际GDP。本文将全国各省进行地理区域划分和经济区域划分：将全国除了香港、澳门、台湾、西藏、重庆和海南以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地理区域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七大区域；按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关于数据的来源，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CCES）；各省及全国劳动力和GDP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对各地区和我国在改革开放四个阶段中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通过对测算出来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事实。第一，不同地区以及全国的四个阶段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虽各不相同但都依次提高。例如，东北地区四个阶段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在各地区和全国中是最高的，分别是0.25、0.2

6、0.33和0.58，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平均值为0.38；西南地区四论文导读：

个阶段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是最低的，分别是0.1、0.11、0.15和0.26，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平均值仅为0.17，不足东北地区的一半；而全国为四个阶段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0.1

4、0.16、0.21和0.36，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平均值为0.23。

第二，四个阶段以及整个时期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分别为0.22、0.28、0.43和0.77，平均值为0.46；中部地区分别为0.16、0.19、0.23和0.41，平均值为0.26；西部地区分别为0.11、0.13、0.17和0.3，平均值为0.19，低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每个阶段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都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每个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结论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和发展程度的非均衡相吻合。
第三，不同地区以及全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出明显的阶段差异。无论是按照行政地域划分还是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划分都发现前三个阶段平均全要素生产率都缓慢而稳步提高，但这三个阶段的数值都低于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平均水平。而发展到第四阶段即进入新世纪后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而且远远超过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平均水平。
第四，1978-2010年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等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和实施。

(二)技术进步率

本文对各地区和全国四个阶段的平均技术进步率进行了测算。全国四个阶段平均技术进步率分别为3.48%、-0.78%、3.76%和8.43%，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平均值为4.54%；从各地区的数值看，第二个阶段的技术进步率普遍降低甚至出现技术退步，全国的技术进步前半段有升有降波动剧烈，后半段以升为主波动较为平稳。而且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波动趋势比较吻合，可以说技术进步伴随着经济增长，技术退步伴随经济下滑。因此，影响全国技术进步的主要理由在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环境出现剧烈和频繁变化的时期，必定导致技术进步的频繁和剧烈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1982年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制度变迁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从而促使技术进步。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宏观经济趋于稳定，技术进步稳中有升。1995年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1997年十五大召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1999年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和全面发展，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2005年废除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保证了技术进步平稳发展。

(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本文还对各地区以及全国各阶段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数值进行了测算。全国四个阶段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0.1%、-13.1%、40.8%和65.3%，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平均贡献率为45.8%；而且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最高，分别为50%、37%、58.3%和63.9%，平均为52.5%。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对比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向纵深和全面发展的第四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公共设施与公共教育支出的经济效应逐步显现，技术进步出现逐年攀升势头，技术进步已经超过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源泉。由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增长缓慢，这导致了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低，第四阶段全国劳动力投入贡献率仅为2.4%，我国的“人口红利”渐渐地失去了优势。
结论
通过对各地区以及全国改革开放四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是其主要理由。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市场环境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二，技术进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源泉，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计划生育是我国要长期贯彻的基本国策，随着我国人口自然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深入，我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缓，“人口红利”优势渐失，当劳动力人口负增长时，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为确保经济平稳高速增长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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