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重写文学史”论断规范下余秋雨

论文导读：
本文论文得到“广西民族大学2013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gxun-chx2013037”。
【文章摘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论断和九十年代余秋雨散文入史成因既有某种同构的关系，又有微妙的相异性，既有对文学“本体”审美的追求，又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指向性，同处于中国八十、九十年代文学“想象”的“共同体”中。厘清和整合“重写文学史”规范和余秋雨入史成因的关系，能进一步理解人们在八十、九十年代共同“想象”文学进程，“想象”民族“现代性”的历史“情结”。
【关键词】
“重写文学史”；余秋雨；“审美”；“去政治” ；“想象的共同体”
“重写文学史”是上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当时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论争，它使旧有的文学史格局、格式被打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思路和策略。“重写文学史”提出的“去政治化”和“审美”标准，极大地冲击了“五四”以来左翼文学规范，展现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同时也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而陷入了困境。学者余秋雨因“文化散文”享誉九十年代文坛，这和八十年代末“重写文学史”规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余秋雨入史和“重写文学史”论断有着某种同构关系。
1 “重写文学史”的理论规范
1988年，王晓明主持《上海文论》时正式提出“重写文学史”学术命题。值得注意的是，“重写文学史”倡导者们提出了“去政治原则”和“审美原则”两个标准，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论证其命题的合法性。“重写文学史”目的“正是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重写文学史”的另一个标准是“审美原则”。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文学就走上一条“左翼”之路，和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纠缠，甚至一度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如“十七年文学”和“”时期文学，泛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大行其道，歌颂新生政权、阶级斗争、高大全的样板文章成为文学的主流，作家独立性和文学的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难怪李杨会指出的，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学”，何来八十年代文学？从另一角度说，“审美原则”符合了八十年代文学历史语境和话语方式。 “”动乱结束伊始一切方兴未艾，文学摆脱政治依附的呼声日渐强烈，加之西方各种文艺理论思潮不断涌入，要求挣脱以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束缚，还文学本来面目的诉求一触即发。因此，在八十年代特定的历史场域，“作为现代化话语的内在要求之一，‘审美性’原则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专业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是在‘审美原则’下，现当代文学史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革命史’、‘思想史’、‘社会史’的模式，重塑了一个新的‘现当代文学’”。
在“重写文学史”陷入困境之际，余秋雨以“文化散文”突入文学史，刻意追求去“政治”和“审美”，个中理由绝非偶然。余秋雨散文入史虽和“重写文学史”论断没有必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因果联系，但它处在九十年代初特定文学话语场域里，其散文文本的“审美性”和刻意经营的“去政治化”与“重写文学史”规范有着惊人的相似。
2 余秋雨散文入史的多维度建构
1992年《文化苦旅》文集出版后，余秋雨迅速享誉海内外，无论大陆、台湾、香港都掀起一股“余秋雨热”。之后他又出版《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散文集，这些“文化散文”为他挣得美誉的同时，也引来学界对其严苛的审视与批判。透过那些集体歌颂和苛刻攻击的论断，平心而论，余秋雨的散文在艺术“审美”上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正是散文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成为他入史的一个关键因素。

2.1诗性、感性、理性合一的语言与愤激、忧伤的历史感

语言是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感情的真挚、诗性和哲思的深刻是衡量优秀散文的关键因素。余秋雨散文尤其是“历史散文”把知性融入感性，通过名胜古迹的今昔对比苦苦追问历史的来龙去脉，既显示一个作家对历史兴衰的忧思与形而上的拷问，又充满典雅与敦厚的诗性情怀。如《风雨天一阁》以一个有着“良知”的文人表达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折服与忧思：“……，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道士塔》中发出“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践踏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的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的呼号。正如李咏吟所言，“他的散文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诗性叙述中，叙事语法被一种理性主宰着，浸满了一种历史的深思和感叹。从用词而言，极重视语词的诗性质地。这种语言不追求那种水一样的清澈，而追求一种潮样的激愤和诗意。”即使是从散文到人格对余秋雨进行苛刻批评的王彬彬也不得不承认其散文语言的独特风格，“……倘若拨开上述这番话中的夸饰成分，还是应该承认，余秋雨散文语言的特色或长处，是被说得很准确的。……，都不能说毫无道理。”

2.2文体“互渗”是余秋雨散文“审美”的又一特色

作为学者的余秋雨长期浸润戏剧研究，他通过戏剧文体与散文文体的相互渗透，将小说里的情节、人物、事件等引入散文，从而营造一种既通俗又宏大的情景仪式，通过这种戏剧人类学的仪式产生一种崇高、庄严、神圣的精神效果。他本人曾明确表露在为文时对情景和戏剧效果的刻意追求，“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主要选择精神效能。……天底下没有什么比仪式更能发挥精神效能了，……情景，正是我在散文中营造的仪式。”焦桐曾对余秋雨散文的戏剧化手法有准确细致的分析，他在《幽深“重写文学史”论断规范下的余秋雨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的历史纵深》一文里认为“余秋雨散文的另一个特色是戏剧性，这种戏剧性表现在结构布局上，……。”这样的戏剧手法在余秋雨散文里随处可以见，而剧场效果最强烈的要算《道士塔》，描述敦煌古物落入王道士之手时写道，“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余秋雨作为一个从事多年学术研究的学者文人，在为文时，情感诉求的基本真实性还是应该肯定的。余秋雨散文入史的另一理由比较微妙，它是一论文导读：呼唤，也是人们恐惧和厌倦政治对文学、人性戕害的表现。不可否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代文学的指导和建设起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它过分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而轻视其“审美”主体性地位的一面，却又使文学一度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文学的核心“人性”和“人道主义”被“高、大、全”机械式的政治样板标
种“别样”的政治。他刻意经营的“去政治化”立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政治”可分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和一般观念上的政治，前者包含政治意识形态，后者如佛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的“无意识的政治”，詹姆逊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余秋雨刻意回避政治，却又陷入了“普遍的意识观念”上的政治。他的这种“去政治”假象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学状况和文化氛围有关。知识分子展开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企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新一轮鉴别，挖出文化精神失落理由所在，以此恢复文化及文化人的精神价值。当余秋雨“写作”一事被人，要求他正视自己的过去甚至为在“”的所作所为进行忏悔时，他一向贯彻的“去政治化”身份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余秋雨“”期的同事及“石一歌”写作组副组长孙光萱在2000年发表《正视历史 轻装向前》一文，透露余秋雨实际上是“石一歌”最“听话”最核心的成员以及所犯下的“劣迹”时，余秋雨所苦心经营的“去政治化”立场实际上成了一则神话。他甚至这样为自己开脱，“文化人的习惯，加上他们令人嫉妒的成果和名誉，太容易成为箭靶了。”[10]从余秋雨的自我辩护中可以看出，他肤浅地将遭受集体杯葛的理由归结为自己的成名和别人的嫉妒，在证据面前还抵赖缺乏“实证调查”，“重写文学史”论断规范下的余秋雨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甚至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还发出“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期间最少”的诡辩。他这样掩饰和歪曲自己“”的不光彩历史，是大多有健全文化人格的知识分子所不能认同的，这也是文坛对他群起杯葛的理由之一。
将余秋雨在“”的作为与当时历史语境联系起来考察，也许他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身不由己”，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裹挟，这本身是情有可原的。但他极力歪曲自己的“”劣行，甚至搬出高校校长身份和法律证明自己在“政治清查”中是“清白”，这就“暴露”他的政治体制内身份了。王彬彬敏锐地看到了余秋雨的这种复杂身份，“余秋雨坚决地把自己的历史理由置于法律的范畴内，用一套法律话语（骨子里是政治话语）来对抗余杰们的道德话语，这是使得任何想与余秋雨在‘’理由上坦诚交流的努力都是白费心。”细心的人都不难看出余氏这种体制内的政治写作。若将前后两个时期的余秋雨为人和为文整合起来考察，就可以清晰地察觉他以“去政治化”文学姿态成功突入文学史，只不过是用“文化散文”和商业化为包装的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而已。余秋雨散文与商业的“联姻”，这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不单包括商业性质，背后还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大众文化对于普通民众是一种精神，它遮蔽了政治意识形态对大众的统治，也剥夺了大众的自由意识，从而消解了他们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抗。正是这种文学和商业的复杂纠缠，消解了大众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警惕，使得余秋雨及其散文在九十年代文学界上“熠熠发光”。
3 “重写”论断与余秋雨入史成因的同构关系
余秋雨“文化散文”在九十年代初的历史语境能顺利地“脱颖而出”绝非偶然。其散文文本的“审美性”是一成功因素，“别样”的政治史另一因素。这种“审美性”和“重写文学史”的“审美原则”有着惊人的重合，都是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文学”所遵循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方针，集体歌颂新生政权、大搞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泛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后，激起人们对人性、人道主义等文学本体和作家个性复归的强烈呼唤，也是人们恐惧和厌倦政治对文学、人性戕害的表现。不可否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代文学的指导和建设起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但它过分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而轻视其“审美”主体性地位的一面，却又使文学一度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文学的核心“人性”和“人道主义”被“高、大、全”机械式的政治样板标语所淹没，作家个性和文学主体退到了时代的边缘。
余秋雨散文入史和“重写文学史”共同选择“审美原则”作为文学标准对抗“十七年”和“”文学，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处于边缘的“审美”文学和处于主流的缺乏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对话与冲突，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学空间对个体心理空间的压抑与摧残。个体心理空间与政治文学空间主要通过人物自我的“外在”与“内在”两方面进行对话。余秋雨散文和“重写文学史”从“外在”的历史、审美独立、人道主义和“内在”的人格健全、人性复归来反叛和解构“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的政治、人与人互相挤压、人的异化和“内在”的个人狂热、分裂、恐惧，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作用。
余秋雨散文虽极力反拨政治的阴影，以历史、文化、良知与人格等赢得了“文化散文”美名，但却因作者“言文”不一，人格和文格相悖，既倡导“文化良知”又极力歪曲自己在“”中的劣迹，不敢正视事实，使得他又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是文学、文化和商业“联姻”的复杂政治。也正因为余秋雨刻意建构的无意识的“政治”以及民众对其散文的“审美性”“想象”，从遮蔽了众眼，而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重写文学史”的“去政治化原则”，实质上还是一种体制内的政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文学、政治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现代性”想象，“重写文学史”论断和余秋雨散文入史都是人们共同“想象”文学进程的产物，同是“想象”民族“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余秋雨散文和“重写文学史”在“审美原则”上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话和冲突，“审美”文学（文化）空间对“泛政治化”文学空间的反叛，既呈现了八十、九十年代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等空间的变迁，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文学空间的美好憧憬与想象，融入了作家对时代、社会、个人及文化等现实文化空间的深层深思与批判。总而言之，“重写文学史”规范和余秋雨入史成因既有某种同构的关系，又有微妙的相异性，既有对文学“本体”审美的追求，又有强烈的论文导读：
现实政治指向性，同处于中国八十、九十年代文学（文化）“想象”的“共同体”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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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8.
【作者简介】
林业锦（第一作者），韦薇晓（第二作者），广西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