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当代文学翻译、传播与接受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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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白睿文（Michael Berry），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东亚中心主任，美国当今活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文学及电影评论家。著作包括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光影言语》），A History of Pain：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Jia Zhangke’s Hometown Trilogy（《相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与《煮海时光：侯孝贤的电影世界》。译作包括王安忆《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2007）、余华《活着》（To Live，2004）、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Nanjing 1937：A Love Story，2003）、张大春《我妹妹》与《野孩子》（Wild Kids：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2000）。现正在进行舞鹤《余生》与张北海《侠隐》的英译。
吴赟：白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也是关涉到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理由。您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曾翻译了余华、叶兆言、张大春、王安忆等多位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而且译作在英语世界的反响都很不错。同时，您还担任过红楼梦文学奖的评委，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评委，也在包括《新京报》等众多报刊发表过文章。我想听一听您对于一系列相关理由的看法和倡议。
我想先从您作为翻译家的这一身份问起。您从1996年开始翻译余华的《活着》，之后是叶兆言、张大春、王安忆的作品，到现在正在译的舞鹤的《余生》。原作千姿百态，您是如何选定这些不同的作品，开始翻译的呢？这些翻译选择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还是由出版公司指定推荐？
白睿文：到目前为止，我所翻译的作品，全部都是我自己挑选的。也有不少出版公司约稿，给很可观的稿费，但都没有谈成，多半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作品。我做翻译纯粹是出于爱好，一定要自己非常喜爱这部作品，才会把它介绍过来。翻译就像谈恋爱，译者一定要对作品有很强烈的感觉，真的要爱上那个作品，不然长达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翻译过程会非常痛苦。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美国市场，要考虑在美国、在英文世界里有没有读者会喜欢这本小说。如果一本小说你很喜欢，但翻译之后没有出版公司愿意出版，那也是没有用的。比如翻译《一九三七的爱情》就受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启发。当时《南京大屠杀》刚刚出版不久，在美国引起轰动，我就想美国读者也会对《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感兴趣，愿意去阅读它。不过这是次要的理由。我在南京住过，研究过南京大屠杀，自己也特别喜欢这本小说，觉得它有点重写《围城》的味道，是一本向钱钟书先生致敬的著作。而且这本书也挑战了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应该说它是南京大屠杀的前传，书从1937年1月一直写到屠杀开始，南京城被完全毁灭，那段时间——南京在民国时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作者还原了1937年南京的另一种面貌，这是我选择《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进行翻译的出发点。我首先是以自己的兴趣，以自己的文学观来判断，同时市场也是要考虑的。
另外，我对作品的选择没有局限，不会仅限于大的叙事小说或者当代题材之中。选择不同题材的小说是给自己的挑战和鞭策，可以让我进入不同的文学世界。不过有些题材我可能不太会去翻译，比如武侠小说，虽然我现在手上还是有一本现代武侠小说在翻译中——张北海的《侠隐》。一般的传统武侠小说篇幅相当长又有很多专用词汇很难在英语中表达，而且武侠小说在美国市场一直不太成功，十分冷门，当然武侠电影是最受欢迎的流派，那是另外一回事。
总体来说，我喜欢用开阔的心理来面对翻译。对作品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写得好，自己是否喜欢。碰到好的小说，刚好自己有时间，那我就会去接，尽量去做好。
吴赟：你最初接触《活着》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之后才看到小说原著，再开始翻译。能否请您谈谈是什么触动您开始翻译《长恨歌》的呢？
白睿文：早在1999年，我就觉得应该翻译王安忆。当时她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不多，除了“三恋”系列，《小鲍庄》等早期作品，其他重要长篇都没人碰过。我当时大量阅读了她的作品，其中最喜欢的就是《长恨歌》，非常想把它翻译成英文，但同时，我也有些犹豫不决，因为这本书翻译难度很大，开篇三十多页都在描写上海的弄堂，直到四十页才开始出现人物。这样的写作方式会给外国的读者带来不小的挑战，而且叙事风格也不好译。所以当时也想去译她的另一部作品《米尼》，篇幅较短，故事性强，叙事简单。就这个理由我和王安忆商谈了半年多。但后来还是选择了迎难而上，翻译《长恨歌》。除了自己喜欢之外，还因为这本书的确是当代文学经典，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佳作。虽然挑战性更大，但是我还是愿意尝试。
吴赟：您所翻译的作品，作家写作风格都很不一样，比如张大春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余华是写实主义，而王安忆是细致的女性叙事，作家这些差异巨大的写作风格有没有给您在翻译过程中带来困扰？您是怎么处理这种差异的呢？
白睿文：身为译者，我希望读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风格。我希望我扮演是一个透明人的角色。通过我，原作可以在英语环境中开口说话，来表达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译得好。如果在译本中我带有个人的风格，那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译者。每一个作家都不一样，译者不应该让读者在译本中感觉作品有共同点，不应该让读者通过译者的文字风格把作家联想在一起。每次开始翻译一本新作品的时候，我都要努力去寻找每一本作品的声音和风格，和切入它们的视角。我会在正式翻译前做一些实验，去看看哪种时态、哪种语气、哪种词汇最符合原作精神，最能够显现原作风格。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xcxlw/lw48226.html上一论文：简析“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建构对策与深层机制
白睿文（Michael Berry），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东亚中心主任，美国当今活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文学及电影评论家。著作包括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光影言语》），A History of Pain：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Jia Zhangke’s Hometown Trilogy（《相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与《煮海时光：侯孝贤的电影世界》。译作包括王安忆《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2007）、余华《活着》（To Live，2004）、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Nanjing 1937：A Love Story，2003）、张大春《我妹妹》与《野孩子》（Wild Kids：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2000）。现正在进行舞鹤《余生》与张北海《侠隐》的英译。
吴赟：白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也是关涉到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理由。您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曾翻译了余华、叶兆言、张大春、王安忆等多位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而且译作在英语世界的反响都很不错。同时，您还担任过红楼梦文学奖的评委，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评委，也在包括《新京报》等众多报刊发表过文章。我想听一听您对于一系列相关理由的看法和倡议。
我想先从您作为翻译家的这一身份问起。您从1996年开始翻译余华的《活着》，之后是叶兆言、张大春、王安忆的作品，到现在正在译的舞鹤的《余生》。原作千姿百态，您是如何选定这些不同的作品，开始翻译的呢？这些翻译选择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还是由出版公司指定推荐？
白睿文：到目前为止，我所翻译的作品，全部都是我自己挑选的。也有不少出版公司约稿，给很可观的稿费，但都没有谈成，多半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作品。我做翻译纯粹是出于爱好，一定要自己非常喜爱这部作品，才会把它介绍过来。翻译就像谈恋爱，译者一定要对作品有很强烈的感觉，真的要爱上那个作品，不然长达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翻译过程会非常痛苦。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美国市场，要考虑在美国、在英文世界里有没有读者会喜欢这本小说。如果一本小说你很喜欢，但翻译之后没有出版公司愿意出版，那也是没有用的。比如翻译《一九三七的爱情》就受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启发。当时《南京大屠杀》刚刚出版不久，在美国引起轰动，我就想美国读者也会对《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感兴趣，愿意去阅读它。不过这是次要的理由。我在南京住过，研究过南京大屠杀，自己也特别喜欢这本小说，觉得它有点重写《围城》的味道，是一本向钱钟书先生致敬的著作。而且这本书也挑战了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应该说它是南京大屠杀的前传，书从1937年1月一直写到屠杀开始，南京城被完全毁灭，那段时间——南京在民国时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作者还原了1937年南京的另一种面貌，这是我选择《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进行翻译的出发点。我首先是以自己的兴趣，以自己的文学观来判断，同时市场也是要考虑的。
另外，我对作品的选择没有局限，不会仅限于大的叙事小说或者当代题材之中。选择不同题材的小说是给自己的挑战和鞭策，可以让我进入不同的文学世界。不过有些题材我可能不太会去翻译，比如武侠小说，虽然我现在手上还是有一本现代武侠小说在翻译中——张北海的《侠隐》。一般的传统武侠小说篇幅相当长又有很多专用词汇很难在英语中表达，而且武侠小说在美国市场一直不太成功，十分冷门，当然武侠电影是最受欢迎的流派，那是另外一回事。
总体来说，我喜欢用开阔的心理来面对翻译。对作品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写得好，自己是否喜欢。碰到好的小说，刚好自己有时间，那我就会去接，尽量去做好。
吴赟：你最初接触《活着》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之后才看到小说原著，再开始翻译。能否请您谈谈是什么触动您开始翻译《长恨歌》的呢？
白睿文：早在1999年，我就觉得应该翻译王安忆。当时她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不多，除了“三恋”系列，《小鲍庄》等早期作品，其他重要长篇都没人碰过。我当时大量阅读了她的作品，其中最喜欢的就是《长恨歌》，非常想把它翻译成英文，但同时，我也有些犹豫不决，因为这本书翻译难度很大，开篇三十多页都在描写上海的弄堂，直到四十页才开始出现人物。这样的写作方式会给外国的读者带来不小的挑战，而且叙事风格也不好译。所以当时也想去译她的另一部作品《米尼》，篇幅较短，故事性强，叙事简单。就这个理由我和王安忆商谈了半年多。但后来还是选择了迎难而上，翻译《长恨歌》。除了自己喜欢之外，还因为这本书的确是当代文学经典，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佳作。虽然挑战性更大，但是我还是愿意尝试。
吴赟：您所翻译的作品，作家写作风格都很不一样，比如张大春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余华是写实主义，而王安忆是细致的女性叙事，作家这些差异巨大的写作风格有没有给您在翻译过程中带来困扰？您是怎么处理这种差异的呢？
白睿文：身为译者，我希望读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风格。我希望我扮演是一个透明人的角色。通过我，原作可以在英语环境中开口说话，来表达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译得好。如果在译本中我带有个人的风格，那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译者。每一个作家都不一样，译者不应该让读者在译本中感觉作品有共同点，不应该让读者通过译者的文字风格把作家联想在一起。每次开始翻译一本新作品的时候，我都要努力去寻找每一本作品的声音和风格，和切入它们的视角。我会在正式翻译前做一些实验，去看看哪种时态、哪种语气、哪种词汇最符合原作精神，最能够显现原作风格。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xcxlw/lw48226.html上一论文：简析“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建构对策与深层机制